河洛文化的融合性 兼谈河洛文化与闽台的关系 上
河洛是一个地域概念，指的是黄河中游和洛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狭义的中原地区。以中岳嵩山为象征的河洛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周成王时就称河洛为“中国”，意为天下之中；而《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盛赞洛阳的话为“此天下之中，四方人贡道里均”；《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其实，并非夏商周三代的统治者均定都河洛，在文明时代以前，这里已成为全国文化发展的中心，而且在三代以后，直至宋代，河洛地区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如果我们将河洛文化比喻为车毂的话，那么，周围的车辐是聚于车毂的，而同时以河洛地区为轴心，强烈的影响着周围的文化，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辐辏与辐射的关系。
河洛文化之所以在中华文明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不仅仅是因为在这里诞生了最早的国家，率先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还在于它融汇四方、辐射四方的文化特性。在河洛文化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依靠“天下之中”的地理优势，吸收周围地区优秀的文化成果，不断的充实自己；在走向成熟以后，对周围地区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影响与巨大的吸引力，加速了文化融合的步伐，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河洛文化正是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石。
一
融合是中华民族与文化发展的永恒主题，它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在进入有史以来，我们通过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可以看出，通过战争、迁徙、通婚、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然而，追根溯源，这种文化与民族的融合性并不是在历史时期才有的，早在史前时期便已经存在。尤其是在河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突出反映了这种特性，而且这种融合性对河洛文化乃至中国古代文明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古史记载，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黄帝和炎帝所代表的部落集团活动的区域，以后就形成了华夏各族。据考古学的研究，河洛地区在史前文化的发展中，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环环相扣，自成序列。而且在其长期的发展中，不断积累文明的因素，最终在这一地区最先步人文明的门槛，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促使文明在河洛地区最早诞生的因素很多，其中，文化的延绵不断、连续发展，是其重要的原因；同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河洛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中，始终处于其他文化的中心地带，这便为河洛地区的史前文化不断吸收周边地区先进文化的因素，提供了先决的条件。如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在河洛地区出现的新时器时代文化是裴李岗文化，它表现出了河洛地区早期文化发展的突出成就。从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粮食加工工具看，当时的粟作农业已相当发达，当时居民已走向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另外，出土的大量的以泥质红陶为主的陶器，体现了制陶工艺的发展。但这支文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与其同时的还有位于河北省境内的磁山文化和位于陕西省境内的老官台文化。这三种文化在黄河中游地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并且彼此之间存在着许多共性。尤其是裴李岗文化与磁山文化之间，石器都有扁平舌状石铲、石磨棒和带足的石磨盘，陶器多为红色或红褐色，器形都有三足罐、三足钵、小口双耳壶或小口壶等，纹饰都有绳纹或细绳纹、线纹。裴李岗文化与老官台文化相去较远一些，但也存在着许多共性，如墓坑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出土的陶器都以三足钵、圜底钵或假圈足碗和球腹壶为主要器形，居住的房子均为半地穴式等。尽管说三种不同的文化源流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文化上体现出了早期的融合特征，无疑起到了推动河洛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作用。
继裴李岗文化之后，在中原地区发展起来的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分布在河洛地区的庙底沟类型，是仰韶文化中一朵鲜艳的奇葩，在这里出现了相当多的向心式布局的聚落，而且聚落的规模得到进一步扩大，面积有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的周围基于保护财富和生命的需要还围以壕沟。其经济形态已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制陶业也因为定居农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手工业。仰韶文化彩陶不仅是实用器，而且也是一种原始工艺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居住的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改善，有圆形、方形的地面或半地穴式的房基，说明定居更加稳定。其分布东到山东的鲁西南，北到河套和张家口地区，西到甘青，南到长江流域，在广阔的区域中表现了高度一致的文化面貌，体现了这一区域的传统。在它的周围，有几支不同面貌的文化相拱绕，其东有大汶口文化，南有屈家岭文化、大溪文化，北有红山文化，西有马家窑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有一个不断西渐的过程。大汶口文化在河南的发展总的趋势是由东往西、南，在各个阶段上反映出数量上的变化是由少到多，又由多到少，最后逐渐趋于融合。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堆积中，出土有泥质陶尊、背壶、敛口盏等大汶口文化器物；在禹县谷水河遗址出土一批盆形豆、罐形豆、长颈壶、觚形杯、镂孔高柄杯、深腹罐和袋足鬹等，反映出河南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早期受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强烈影响。更有学者指出，“中原地区也曾接受过来自黄淮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尤其是大汶口文化晚期对中原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的影响较为突出”，“说明当时大汶口文化的先民至少有一部分定居中原，并成为文化交流的使者”。
屈家岭文化在河南的传播，主要集中在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地区，重要遗址有淅川下王岗、黄楝树、下集、邓州八里岗，等等。不仅如此，屈家岭文化的影响，甚至达到黄河两岸的郑州、禹州、汝州一带的中原腹地。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是，河南中部的仰韶文化，既包含有屈家岭文化因素，又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存在；河南南部的屈家岭文化中同样也有大汶口文化的因素，这样文化间的相互包融，所带来的必定是中原文化的提高与发展，从而也较早地将中原文化与长江文化、海岱文化连接到了一起。
到了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河洛文化与周边地区各文化的接触、影响进一步加强，文化融合的趋势不仅得到了延续，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表现形式却与此前大不相同。突出的特点是文化个性的充分展现，如河南的龙山文化，豫北、豫南、豫东、豫西在文化面貌上就各不相同。在河洛地区以外，向西有客省庄二期文化、齐家文化；向东有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向北有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有石家河文化；东南有良渚文化等。这样就为河洛地区吸收周边文化中的精华，充实自身提供了先决条件。直接承袭仰韶文化而来的河南龙山文化，继承了仰韶文化时期的文化传统，终于在中原地区形成了更大规模的融合。
这一时期，河洛地区正处于昂首阔步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时期，传说尧舜禹和三苗的长期对峙，最终禹迁三苗于三危，东西方既有联合，又有斗争等，最终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仍可以看出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与南方的石家河文化，东方的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甚至于东南的良渚文化产生碰撞和交流，为河洛文化吸收周边地区文化中的先进因素提供了条件和可能。所以，在二里头文化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东方的文化因素，如山东典型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因素，而且还有来自江汉平原石家河文化的因子，甚至还受到东南地区的马桥文化、豫北冀南的下七垣文化、西北地区的齐家文化以及北方草原地带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
河洛文化与周边文化融合的结果最终是在龙山时代出现了诸多文明因素的快速增长和积累，大量的礼器不断涌现，并形成一批集政权、神权于一体的权贵阶层，开始筑城以卫君，并逐步掌握了冶铜技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终于以它强大的文化根基，率先进入文明时代，并形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
综观中原史前文化的发展，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文化的融合。融合表现的形式，既有一统的根基，又有个性的展现。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早期民族融合的见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条线索，才使得中原地区形成了强大的文化根基，而不至于像周边地区文化那样突然中断或衰落。文化的连续发展，自然为文明时代的到来积蓄了力量，这也正是河洛地区的优势之一。同时，也正是这样一条文化融合的线索，为以后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融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中原地区比喻为中华民族文化融合的熔炉，它反映了中原文化发展的实际。
来源：《中原文物》 作者： 张文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