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贤相？？韩 琦
一、为相十载，赞辅三朝
公元1058年6月，宋仁宗拜韩琦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自此，韩琦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宋仁宗因连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忧之。立储，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子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韩琦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四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神宗继位之后不久，韩琦辞相。
韩琦在为相的十年中，除在政治上的上述贡献外，在经济、军事、吏治等方面也多有建树，政绩显著。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佑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佑二年（1057年）八月，依韩琦之请，"置天下广惠仓"。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佑四年（1059年）十二月，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 取得了较大成绩。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 鹿阝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乃择尤繁要者五员，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那种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 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狄青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韩琦为相十载，上定国策，下抚百姓，勤勤恳恳，尽职尽责，正如他本人所说："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轰不为哉！" 宋神宗评价他："维公奉仁宗诏，立皇考为皇子，被顾命立英宗为皇帝，被英宗顾立朕以承祖宗之绪，可谓定策元勋之臣矣。或以公安社稷，方周勃，致治比姚崇。"当然，在韩琦为相的十年中，既没有其前庆历新政那样急风暴雨改新，又没有其后王安石变法那样轰轰烈烈的变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韩琦的思想显得有些保守，未实行大的改革举措，也未能彻底扭转北宋的境况，他守成多于创业。但这些与北宋当时的具体环境有关，稳定政局是韩琦面临的主要问题。在韩琦的主持下，北宋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为后来王安石变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所以，当时就有人说："公自为相，即与当时诸公同力一德，谋议制作全补天下事。也正如《韩魏公集》序言中所说："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 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二、为官四处，勤政爱民
庆历新政失败后，韩琦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出朝，先后在扬州（今江苏江都）、郓州（今山西太原）和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作官，前后长达11年。被贬之初，韩琦内心十分苦恼，他原本是抱着"谓时弊之可更"的愿望参加庆历新政的，希望通过新政，使北宋振作起来，结果却事与愿违，自己反遭打击。为此，他常叹息"直道之难行"。 尽管心情苦闷，但韩琦并没因此颓废而丧失信心。他说："夫郡县之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后继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则国家之事无不济也。""吾心尽欲医民病，长得忧民病不销。" 韩琦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首先，废除无名征使用，保护百姓利益。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 庆历五年（1045）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广大人民的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其次，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县）与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
同样，北宋初年，大将潘美在镇守河东时，为防契丹骚扰，"令民内徙，空塞下不耕,号禁地,而忻州、代州、宁化军、火山军废田甚广。"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巡视河东时，曾建议解除这一带的禁耕令。他指出："河东之患，在尽禁缘边之地，不许人耕。""今四州军地可耕二三万顷，若尽耕之，则岁可得三五百万石。"仍下缘边议，以为岢岚、火山军其地可耕，而代州、宁化军去敌近 ，不可使民尽耕也。于是诏并、代经力量司，听民请佃岢岚、火山军间田在边壕十里外者。"后因明镐阻挠，未能实行。"韩琦到并州，认为"此皆我腴田，民居旧迹犹存，今不耕，适留以资敌，后且皆为敌人有矣。""遂奏代州、宁化军亦如岢岚军例 ，距北界十里为禁地，余则募弓箭手居之。"结果"凡得户四千，垦地九千发和百顷。"
再次，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今河北定县）驻军骄蛮难御。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皇佑年间，"明镐引诸兵平恩州，独定兵邀赏赉，出怨语，几欲噪城下。" 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韩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 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皇佑三年（1051年），定州发水灾，庄稼欠收，"饥民满道，公大发仓廪募人人粟，分命官吏设干粥以食民，公日往案，近归之者，不可胜数。" 因韩琦救灾及时，措施得力，结果"活饥民人数百万"。
最后，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为役法必须改革。于是他上书朝廷，"请自今罢里正衙更差乡户衙前。"朝廷在北方诸转运使中，"相度利害，而皆所议便"，从而批准"罢诸路里正衙前。"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佑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11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佑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神宗继位。此时，韩琦多次请求辞相归田，都被神宗挽留。但韩琦"执政三世，或病其"谏官王陶"兵私忿，乃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灾。"韩琦借此"家居待罪"，坚决辞相。神宗挽留不住，乃封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司徒兼待侍中、判相州。恰在此时，边防大将种谔擅自发兵夺取绥州（今陕西绥德），边境骚动。朝廷忧虑，乃改判韩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 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上任不及三个月，又遇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改判他到河北重灾区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在大名，韩琦采取果断措施，开仓分粮，帮助灾民恢复发展生产，重建家园，使灾民逐步度过难关。在大名，韩琦还关注着北宋的边防安全，在与辽的关系上，韩琦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写道：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 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他不仅在北宋，而且在辽和西夏都有很高声望。"韩魏公元勋旧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宁中留守北都，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呼索'，辽使与京尹书，故事，纸尾止押字，是时悉书名，其为辽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国，必问侍中安否。"至于西夏，由于韩琦参加了庆历年间的宋夏战争，使得"西贼闻之心骨寒。"
韩琦一生，历任三朝。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无论在朝中为相，或在地方任职，都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他忠于职守，勤政爱民。是封建社会难得的官僚楷模。
(原文载《安阳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