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别号饮冰子，饮冰室主人。从1873年出生到1929年去世，梁启超的一生虽然只有56个春秋，但他11岁中秀才，16岁成举人，25岁和康有为一起发动戊戌变法必岁主编《新民丛报》为一代青年创造精神食粮;辛亥革命前后叱咤政坛，组党结社，先后出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护国讨袁战争的都参谋等;五四运动后潜心学术，写出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专著，堪称一代宗师。在他身后，留下了令人叹服的一千多万字的宏篇巨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护国战争的灵魂，保皇会、进步党和研究系的首领，学术界的大师，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位具有深远影响的集政治家、思想家、学者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风云人物。

    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在新会熊(音ni)子乡茶坑村一个耕读之家。祖父梁维清(1815一1892)做过一县的教谕，后因看不惯官场腐败，辞职回乡，购田十余亩，过起"半为农者半为儒"的生活。他乐善好施，颇得村民爱戴，成为茶坑村很有影响力的一位乡绅。梁启超的父亲名宝瑛，字莲涧，生于1849年，卒于1916年，是梁维清的第三个儿子。梁宝瑛茌科场上接连失败，未能迸人泮宫，博--青衿，三十之后便绝意仕途，教授乡里，为乡亲排难解纷，过着半耕半读的小乡绅生活。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身书香门第，知书达礼，以“贤孝”闻名乡里，是典型的中国封建文化陶冶下的贤妻良母。梁启超的家庭，虽称不上富贵，但在贫穷落后的茶坑村，还算得上是士绅家庭。少年梁启超就是在这样一个不贵不贱、不奢不贫的家庭里长大的，对他的人生道路有很大的影响。

    梁启超的启蒙教育主要是由父母和祖父完成的。两三岁时，母亲就教他认字，四五岁就在祖父的指点下读《四书》、《诗经》等，六岁起在其父开办的私塾读书，学习《中国略史》、《五经》等。在家庭的良好教育下，梁启超学业大迸，才华早露。八岁学做八股文，九岁就能写出洋洋千字的好文章，吟诗作对，应答如流，为全家人宠爱。一次，有位教书先生拜会梁宝瑛，见梁启超在旁，即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让他作对，梁启超稍作思考，脱口而出:“南国人怀召伯棠”，令在座者齐声喝彩。

    1882年，年仅九岁的梁启超去广州考秀才，在舟行途中，有人提议以下饭的咸鱼为题作诗，梁启超从容地作出“太公垂的后，胶鬲举盐初”的诗句，风格高雅，诗意甚浓，同船的老学究也 自叹不如。梁启超“神童”的美名;从此在新会一带不胫而走。

    这次应试，梁启超名落孙山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繁华的广州大都市，扩大了眼界，增长正见识。回乡后，他拜读了在广州买到的由张之洞写的《猷轩集》和《书目答问》，顿觉视野开阔，"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梁店超《三十自述》）。

    1884年，梁启超第一次去广州参加府试，得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在他11岁时，就达到了祖父的功名，实现了他父亲一生都未能实现的理想。11岁的童子成秀才，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不多见的;当时主考的广东羊政使叶大焯应梁启超的请求，为其祖父作了一篇寿文。称赞梁家教子有方，勉励梁启超努力读书，显亲扬名。

    1885年，为了继续深造，梁启超以秀才的身份进人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广州学海堂读书一学海堂不习八股，所课内容为汉儒的考据学、经史、词章以及宋儒的性理之学。在那里，梁启超系统学习了有关词章训沽和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对乾嘉汉学产生厂浓厚兴趣。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勤奋攻读，具备了较广博的学术知识，掌握了基本的治学方法，为后来的学术活动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并在第三年的季课大考中取得四季名列第一的好成绩，成为继江南才子文廷式后唯一取得如此成绩的学生。

    1889年，梁启超参加广州乡试，发榜时名列第八，成为一名16岁的举人。主考官李端芬钦佩梁启超的才学和人品，将自己的妹妹李惠仙许配给他。两件喜事同时来到，便这位年轻的举人踌躇满志，对前途充满信心。他没有想到，在这以后的一个决定，会使他的生活道路和思想追求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1890年，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进京会试，但末能考取。这次北京之行，使他看到了广州以外的中国社会，开阔了视野。回乡时途经上海，他买了徐继畲编著的《瀛环志略》，由此知道除了中国还有许多不同的国家，还有许多自己闻所未闻的东西，激发起他对新知识的渴望。这年8月，他与学海堂同学陈千秋前往康有为居住的云衢书屋拜晤，康有为独特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如“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使他“一旦尽失故垒”(梁启超《三十自述》)，眼前豁然开朗，自此尽弃旧学，下定决心师从康有为，以举人的身份拜倒在当时还没有举人头衔的康有为门下。

    同年，应陈千秋、梁启超之请，康有为在广州云衢书屋执鞭开讲，陈、梁等20多位少年潜心求学。1891年，又迁往长兴里邱氏书屋，人称长兴学舍。1893年，因前来求学者人数太多，再迁往府学宫仰高祠(今广州1人文化宫)，匾书“万木草堂”。康有为办的不是一般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打破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方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学生既读书，又议论国事，从古今中外的文化遗产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康有为的授课内容大体以今文经擎为纲;西学为纬，评击现实，鼓吹变法维新。他让学生读《公羊传》、《春秋繁露》等今文经学的经典，讲授古今学术源流，介绍西方声光化电、史地律例及中国人写的游记、参观欧美的日记和《格致汇编》等杂志，深受学生欢迎。梁启超在康有为门下读书的几年，正值17至20岁，风华正茂，思维敏捷，勇于进取，富有朝气和想象力，易于接受新鲜事物。勤奋加上个人的天赋，使他在万木草堂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学生，深得老师的赏识。1891年冬"梁启超去北京与李蕙仙完婚时，康有为亲率弟子相送，并赋诗一首;称赞梁启超;贾生正年少，失荡上天门。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让梁启超从事校勘;编《孔子改制考》，由梁进行分撰。梁启超逐渐成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并由此走上了一条艰滩曲折、充满险阻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1894年，为了准备次年的会试，梁启超携妻子入京，住在粉坊琉璃街新会会馆。面对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清政府的腐败和危机四的国难，他"惋愤时局"，放言高论，抨击时政，呼吁变法，开始踏足政治。在京期间，他还卷入《新学伪经考》毁版案的政治风波。针对守旧官僚焚毁，新学伪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上下活动，向李鸿章、翁同赫等清廷要员疏通关节，最后才使康幸免于难。同年11月，梁启超回到广东。

    1895年3月，梁启超结束了他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与-老师康有为一道再次进京会试。这次会试。康有为中进士第八各。梁启超却因为考卷被误认为是康有为的考卷，被顽固守旧的主考官徐桐压制不用，没有中榜、不过，此时的梁启超，巳不太关心个人的功名利禄，他的心思已主要用在变法维新上了。4月中旬，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震惊，参加会试的举人议论纷纷，决心抗争。康有为觉得"士气可用"，即令梁启超四出活动，发动1300多名应试的举人在康撰写的万言书上签名，联名上书都察院，向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虽然都察院以条约已签，无法挽回为借口，不敢接受万言书，上书清帝的目的没有达到，但却由此开创厂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参政议政的新格局。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是康、梁推进维新变法的关键一步，也是中国人民逐步觉醒的标志。如果说康有为是这次活动的策划者，那么梁启超则是一个具体的执行者。康、梁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开始崭露头角。

    “公车上书”后，变法维新的思想广泛传播，要求变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光绪皇帝和清廷以翁同标、文廷式等为首的主战的帝党官僚以及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员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变法图强的念头。康有为、梁启超见形势有利，决心在政治上大干一番。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出资创办的《万国公报》正式发刊，"分送朝士，不收报费"。该报由梁启超、麦孟华任主笔，积极宣传富国强兵之道，国家振兴之源，养民教民之法，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社会、史地、风情等，为成立变法维新的团体制造舆论。报纸每期必有的论说，多出自梁启超之手。11月初，康、梁正式在北京成立强学会，由翰林院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成员包括康有为、梁启超、文廷式、陈炽、袁世凯、徐世昌等20多人，推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员，强学会成立后，通过定期集会、翻译书报、设立图书馆、办报(将《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等形式，开风气，启迪民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二年初，由于守旧官僚弹劾，强学会被查禁。

    北京的维新运动沉寂后，梁启超深感时局维艰，风气未开，遂于1896年4月到了上海，与汪康年、黄遵宪等创办(时务报》。同年8月9日《时务报》正式刊行，梁启超担任主笔，全面负责文字工作。《时务报》为旬刊，石版印刷，每期20多页，设有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由于内容新颖，文笔流畅，反映民众呼声，敢于抨击时政，《时务报》一时风靡全国，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影响最大的报刊，“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时务报》共发行69期，梁启超担任主笔的有55期。他利用这一阵地，发表了60篇文章，全面系统地宣传了他的变法主张、文化追求、改革内容和具体思路。在其纲领性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梁启超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变法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以及实行变法的途径，指出:“要而论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由于梁启超的文章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呼声，又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限制，创造了一种通俗易懂的报刊政论文体，随着《时务报》广泛发行，梁启超也声名大振，成为当时官僚和士绅阶层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连湖广总督、洋务派大员张之洞也对梁启超另眼相看，不仅代为官销《时务报》，还厚礼相待，重金相邀，请梁出任两湖时务院长，被梁婉言谢绝。

    在任《时务报》主笔的一年多时间里，梁启超与社会各界名流广泛交流，切磋学问，结交了黄遵宪、严复、谭嗣同、章太炎、盛宣怀等人。梁启超还特别重视与妇女解放有关的社会活动，在1897年6月与汪康年、康广仁、麦孟华、谭嗣同等成立不缠足会，提倡妇女放足，革除缠足陋习。他还支持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女学堂，大力倡办女学，将其看作是妇女解放的第一步。

    1897年11月，由于与《时务报)经理汪康年关系不谐，梁启超应湖南按察使黄遵宪之邀，由沪之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此时的梁启超，年仅24岁，风华正茂。他白天上课，畅所欲言，思想激进，晚上批改作业，大胆阐释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鼓励学生的进步思想，使时务学堂面貌一新。1898年3月梁启超因病返沪，他在长沙讲学总共才5个月的时间。但这段时间对梁来说，是他最值得珍惜的日子，因为这是他思想最激进的一个时期，也是他从事维新运动最有成效的阶段。继万木草堂之后，时务学堂又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培养了一批像蔡锷这样的年轻人才，他们以后大多成为梁的追随者。

    1898年3月，随着北京政治形势向维新派有利的方向转变，在康有为的授意下，梁启超带病进京，参与领导变法运动。当时恰逢三年一度的大考，各省举人云集京城。梁启超顾不上复习迎考，在3月底至5月间的这段时间，接连发动了三次公车上书，反对俄国强租旅顺、大连，抗议德国兵毁坏山东墨县文庙的孔孟塑像，请改科举制度，为变法维新营造声势。4月17日，康梁在粤东新馆组织200多名士人、官员召开大会，成立全国性的学会"保国会"，以"救亡"、"保国"为宗旨，推动变法维新、救亡图存舆论的高涨，为"百日维新"作好不准备。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康梁的推动及翁同跞等帝 党官僚的支持下，"诏定国是"，宣布自即日起实行变法。6月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特许专折奏事。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赏六品衔，让其办理译书局事务。康梁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他们多年思考的变法主张通过光绪的名义得以实施，成为新政的主要内容。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先后发市了100多个新政命令，改革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方面。虽然这些内容与康梁的设想有很大的差距，但毕竟是有了小小的进步。不过，就是这微小的进步也令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无法忍受。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搜捕以康梁为首的维新志士，废除新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由于事先得到消息，梁启超让康有为先离京南下，自己留下来与谭嗣同、康广仁等营救光绪皇帝。政变发生的当天，梁启超按照谭嗣同的嘱托到日本使馆，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提出营救光绪和康有为的请求。然后又匆匆拜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北京发生政变的消息电告上海同仁，并由李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营救康有为，使康有为及其家人得以平安出国。当天晚上，梁启超再次逃人日本使馆，在日本使馆人员的帮助下连夜谜往天津，登上一艘日本军舰，带着"君恩友仇两未报"的悲愤心情，"割慈忍泪出国门"，开始了长达14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1898年10月，梁启超到达日本，不久与康有为以及徐勤、麦孟华等同门在东京会合。以林圭、蔡锷为首的20多名长沙时务学堂的学生，也从家里偷跑出来，到日本追随梁启超从事维新活动。12月23日，在爱国华商冯镜如等人的支持下，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每期发行约4000份，与康有为树起斥后保皇的大旗。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痛骂慈禧及后党官僚，称慈禧把持的清政府为"伪政府。，对光绪皇帝则大加褒扬，呼吁拥光绪复政。梁启超的这种宣传，引起慈禧太后的注意，她将梁启超看作比孙中山更为危险的革命分子，发布通缉令，悬赏白银10万两，捉拿康梁，并严禁阅读贩卖梁的著作和所办杂志。

    1899年春，在送走康有为后，梁启超拜罗普为师，潜心学习日文。他和罗普将日本人读中文的方法反其道而用之，研制出了"和文汉读法"，找到了一条学习日文的捷径。半年之后，他的日文已基本过关，可以较流利地阅读报刊、图书。通过阅读日本翻译的各国图书，梁启超广泛地接受了西学，为他进行舆论宣传提供了新的理论知识。同年8月，在东京华侨的支持下，梁启超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为流亡海外的青年学子和华侨子弟提供高等教育。同时，又在神户创立小学同文学校。这年冬天，他还与唐才常策划自立军起义，约定由唐才常、林圭、李炳寰等回国发动两湖会党及防军，在长江沿岸起兵，拥光绪帝复政，康梁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饷。此后，唐才常回国内组织自立军，梁启超则去了檀香山筹款，发展保皇会组织。

    1900年春，随着义和团运动的高涨，清政府内外交困，危机四伏。梁启超积极争取英国的支持，试图说服两广总督李鸿章脱离清廷，拥光绪帝复辟，建立“自立国"，与即将在长江中下游起义的自立军相呼应。到了6月，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李鸿章北上议和，英国对康梁和自立军也逐步疏远，梁启超的计划落空。于是，康梁改变主意，迟迟不将筹到的巨款汇给准备起义的自立军。唐才常不得不将起义一再延期，最后因泄密而失败。唐才常、林圭等人被捕，壮烈牺牲。梁启超虽然回国营救，但为时已晚。后来，梁启超在国外承担起抚恤遗属的责任，作为对牺牲同志的报答。

    1900年10月至1901年4月，梁启超应澳洲悉尼保皇会之请，在澳大利亚开展保皇会活动，行程遍及20多个城市，到处发表演说，筹集款项，激发华侨的爱国热情，成立保皇分会。

    回到日本后，梁启超继续进行开发民智的工作，在《清议报》上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国家思想和破坏主义，大受欢迎。1901年12月《清议报》出版第100期后，因火灾而停刊。次年2月，梁启超又创办《新民丛报》从此，他放弃保皇言论，将主要精力放在启蒙宣传上，并将自己的笔名改为"中国之新民"，以表"维新吾民"的决心。《新民丛报》为半月刊，设图画、时局、政治等专栏25个，具有新颖、广泛、生动、吸引人等特点，出版后很受欢迎，一时间供不应求，发行量增加极快。1903年达到9000份，后又达到14000多份，仅国内就有97个发行点，遍布49个县市。梁启超备受鼓舞，不遗余力地撰稿，开始创立自己的思想文化体系，成为中国舆论界的"执牛耳者"。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最有影响力的是他的系列文章《新民说》。在这部20世纪初中国启蒙思想最优秀的代表作中，他对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批判，系统地向人们灌输一套新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念，如权利义务思想、国家思想、生利思想、合群思想、尚武精神、进取冒险精神，以及自尊自重、自治自立、平等自由观念等等，力图造就一代写封建朝廷臣民完全不同的新国民。《新民说》的实质是为了实现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实现人的现代化，其意义和影响已超出了党派的界限。梁启超提出的一系列新道德、新理想、新观念，不但为当时政治立场对立的革命派所接受，而且在五四运动时期又借着新文化运动者再次被提了出来，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为了造就“新民”，梁启超以前所未有的热情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政治历史、人文地理。从古希腊的哲学，培根的方法论，笛卡儿的怀疑论，康德、黑格尔的哲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写大卫?李嘉图的经济学说，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圣西阿与;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都做过不同程度的介绍，这是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绝无仅有的。

    梁启超还在《新民丛报》上大肆鼓吹学界革命、史界革命、文界革命;在改造旧学的同时，构建新文化体系。在学术界，梁极力反对学术专制。在题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连载长文中;他首次撇开正统观念，打破学派门户之见，对先秦诸子、佛学以及清代的学术思想发展和长短得失作了概括的论述和客观的评价，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开山之作。在史学领域，梁启超严厉抨击旧史学的"帝王中心论"，认为旧史学实为帝王"二十四姓之家谱"，提倡新史学以叙述人类进化，求得历史规律为宗旨;并身体力行，用新的史学观念与方法写出了许多中外人物传记和专题史，成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创始人。在文学领域，梁启超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提出"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大力提倡白诗文学，并在1902年冬在日本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本有影响的杂志《新小说》，领导小说界革命的新潮流。在他的首倡下，《小说林》、《新新小说》等文学刊物相继诞生，写小说、读小说蔚然成风，人们对小说的偏见开始改变。梁启超还与黄遵宪、夏曾佑等一道发起;“诗界革命”，反对毫无新意的旧体诗，提倡有“新意境”、“新语句”、“古风格”的新体诗，带动了年青一代的知识分子学做新诗。

    1899年至1903年的五年间，梁启超通过《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进行的启蒙宣传，对当时中国的思想界影响极大，而且在许多方面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声，影响了从邹容到毛泽东两代先进的中国人，其意义远远超出了他的政治活动。无疑，作为中国舆论界的骄子，这是梁启超一生中最富创造力的时期，也是其思想最激进的时期。

    由于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比较激进，宣传排满革命，心向民权共和，1899年前后，他一度在日本保皇党内另立门户，与孙中山来往密切，筹划两党合并事宜，拟推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为扫除康有为这个两党合作的障碍，他甚至联合林圭、唐才常等13人写信给康有为，提出"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公然劝康有为让位。虽然由于康有为的反对和孙、梁在政治策略上分歧，两党的合作最后归于失败，孙中山在1903年与梁启超彻底分手，康梁在表面上仍保持师生之谊，但从此以后，梁启超在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上已摆脱了老师的束缚，康梁并称的时代已一去不返了。

    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年。这年2且20日，应旧金山保皇会之邀，梁启超到美国考察政治，开展会务。11月底由加拿大回日本。在美国，他游历了很多城市，深入华人社会进行宣传，考察美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并以保皇党领袖身份拜见大金融家摩根、外交部长海?约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等各界要人，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吞阖。通过观察，梁启超发现许多美国政治生活的阴暗面，与他内心想象中作为自由民主政治象征的美国相差甚远，觉得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加上他在考察当地华人社团、社会时，发现它们只是徒有民主的外观，内部却充满中国人的劣根性，联想到生活在几千年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距共和国民的水准只会更远，认为中国没有实行共和的群众基础。所以，北美之行归来，梁启超就转回支持君主立宪的立场，对自己过去的激进言论进行自我否定，并卷入与革命党人的一场大辩论。

    1905年11月，同盟会的中央机关报《民报》创刊后，革命党人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旗帜，与梁启超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革命派方面主动出击，组织了党内以陈天华、汪精卫、汪东、朱执信、胡汉民、宋教仁、章太炎、刘师培等一批优秀的理论家、宣传家和学者轮番上阵。而保皇党方面则只有梁启超一人苦撑《新民丛报》，独力抵挡革命党人的车轮战。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暴力革命，中国建立什么样的政体，以及中国采取何种经济政策等三大问题上。这场争论并不是一场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内部就中国如何现代化问题所作的一次有益的探讨。论战开始半年后，梁启超就希望停战。到1907年3月，他单方面停止了论战，将精力放在筹组政闻社和创办《政论》杂志上。到11月，《新民丛报》也宣布停刊。

    1905年12月，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政治，并于次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在日本的梁启超得此消息，觉得中国又有了和平政治运动的希望，于是在以后几年的流亡生满中全力领导了一场立宪运动。从1905年12月开始，梁启超一方面联络清廷上层亲贵大臣，一方面在1刃7年10月组织政闻社，创办政论，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促进清政府早行立宪。1908年8月，政闻社被情政府查禁，国会请愿运动陷于低潮。梁启超又开始在清政府上层活动，争取解除积极策划查禁政闻吐的袁世凯的职务，但效果不佳。1910年2月，粱启超通过代理人在上海创办宪政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国风报》，在该刊物上发表了100 多篇文章，系统宣传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的宪政理论，对宪政运动起到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通过相乎手段实现立宪政治的梦想被打破了。他随即制订了一个以滦州兵谏为核心的宫廷政变计划，策动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在河北滦州发动兵变，要求清廷速开国会，颁布宪法，实现君主立宪制』哽月29日，张绍曾按计划发动兵变。11月6日，梁启超化名陈用由日本回国，试图领导这场兵变。但由于兵变迅速被袁世凯解决，梁的计划刚开始便宣告失败，只好匆匆回到日本。

    1912年初，梁启超开始认清形势，放弃立宪思想。并在4月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公开表示拥护共和，黄定莘亥革命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此在政治上与康有为分道扬镳。9月底;梁启超从神户启程回国，结束长达14年的流亡生涯。10月8日抵达天津，况日入京，受到社会各界的隆重欢迎并得到袁世凯的资助，在天津创办《庸言》杂志，开始筹组政党;在政治上与袁世凯密切合作，进行政党政治的尝试。

    1913年5月，在梁启超的领导下，由共和、统一、民主三党组成进步党。为争取议会多数，组阁执政，梁启超和进步党芰持袁世凯打击和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国民党领袖宋教仁遇刺话，梁积极为衰世凯辩护，声称"系同盟会人日屠"，与政府无关"宋案真相大白后，国民党议员要求弹劾政府，进步党则反对该动议、另外，在"善后大借款"、制订宪法等重大问题上，进步党都与国民党极力对抗，为袁世凯帮忙。7月，二次革命乙爆拨"梁和进步党又支持袁武力镇压，为袁出谋划策，并在国会提出壬些打击国民党的议案。作为回报，迸步党人熊希龄在7用31日被袁任命为国务总理，9月，梁启超、汪大燮、张謇又分别出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和农商总长，与袁的北洋军阀组成混合内阁。1914年1月，衰下令解散国会，梁的政党内阁也宣告失败。2月，他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又被袁任命为币制局总裁。此后对袁的幻想渐渐破灭，从政热情大减，并避居清华园著《欧洲战役史论》一书。到年底，终于获准辞职，与袁的关系也日益疏远。

    1915年1月，梁启超出任《大中华》杂志主任撰述，主编中华书局发起的时局小丛书，重新开始学术活动，并第一次发表脱离政治的宣言。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梁启超积极撰文揭露日本侵华的野心。他还致书袁世凯，劝其切毋称帝，并动员冯国璋一起劝阻，结果无效。8月21日，梁启超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打出了反帝制的旗帜，在舆论界吹响了反复辟的号角，与袁世凯彻底决裂。他与蔡锷运筹帷幄，策划、领导了护国战争。在他的周密安排下，12月2日，蔡锷从天津成功出走，潜回云南。12月16日，梁也离津南下，到上海策划武装起义。12月20日，梁致电蔡锷发动起义25日，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宣布独立，揭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为了组成反袁统一战线，梁启超与革命党捐弃前嫌，积极合作。并应黄兴等人之请，争取日本支持，得100万日元作为护国军经费，另有步枪万余支，后来交给在广西起义的陆荣廷。梁启超还说服南京将军冯国璋中立，并亲赴南宁促使陆荣廷起义，走上护国战争的前线。1916年5月，在梁的组织下，各独立省份的军人在肇庆成立军务院，代行国务院的职权。梁在其中任抚军兼政务委员长，是军务院实际的领导人。6月6日，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在接下来的新旧约法之争中，梁启超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立场一致，坚决拥护共和，主张恢复旧约法。但在是否推翻北洋军阀统治问题上，他又与革命党人针锋相对， 要求在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统治下恢复统一，并迅速宣布撤消军务院，反映了他的妥协性。

    1917年1月，梁启超应总统黎元洪之邀，自沪人京，商讨国事。3月，与蔡元培、汤化龙等发起国民外交后援会，推动政府在14日宣布与德国断交。7月1日，张勋在康有为的策划下上演复辟丑剧，梁启超即到马厂劝段祺瑞组织讨逆军起兵讨伐，并担任讨逆军司令部参赞，起草反复辟通电。他还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指责康有为系首选造谋之人，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表现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可贵精神。7月12日，讨逆军攻人北京，复辟闹剧结束。19日，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在改造旧国会的问题上，梁启超又一次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公开对抗，最后为段祺瑞利用，造成安福系议员称霸国会的局面。11月18日，政治理想破灭的梁启超向代理大总统冯国璋辞职，从此脱离政坛，告别仕途，专心致力于思想文化教育事业。

    1918年3月，梁启超开始撰写中国通史，并筹划漫游欧洲，重寻救国之路。到年底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经过一番活动，梁启超终于争取到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会外顾问的资格，从总统徐世昌那T取得6万元公款，另筹4万元，有了旅欧的经费。12月28日，他在上海与张君劢等6人乘日本游轮横滨丸号，开始了欧游的旅程。1919年2月，经英国到达巴黎。在巴黎和会期间，梁启超以中国在野名人的身份会见各国代表，呼吁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4月30日，当他得知英美法等协约国已议定了将原德国在山东权益让与日本的条款，而中国代表准备签字时，立即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建议发动不签字运动进行抵制。5月2日，消息传开，举国震惊，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梁启超又将国内情况和北京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通知巴黎的中国留学生，使留法学生、工人得以在6月28日包围中国代表驻地，以死相拼，中国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可见，梁启超是五四运动的间接推动者。

    1920年3月，在游历了英、法、德、比、荷、意、瑞士等国后，梁启超一行结束了欧洲之行，回到上海。他发表了著名的《欧游心影录》总结自己对战后欧洲的考察结果，表明对中西两种文化的总观点，悲观情绪一扫而光，对中国前途重新充满信心，认为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于青年一代解放思想，发挥个性，在与培养组织能力和法治精神，对民主政治的基础有了新的理解。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正面卷人政治旋涡，将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学术活动上，直至去世。

    在社会文化方面，梁启超的主要活动是办学术组织、办学、办报、办图书馆等。1920年4月，他发起组织共学社和讲学社，组织翻译出版西方学术著作，邀请美国哲学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哲学家杜里速和印度文豪泰戈尔等来华讲学，在文化界影响很大。1920年后，梁还接办中国公学，主持筹办司法储才馆，整顿《改造》杂志，在1923年积极创办纪念蔡锷的松坡图书馆，筹办北京图书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梁启超晚年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大学的讲坛上。他在1920年底开始在清华学校授课，讲授“国学小吏”、“五千年史势鸟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感情。”、“中国学术史”等课程。1925年9月，与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为培养国学人才尽心尽力。梁启超讲课，对每一问 题，都是上下古今，详证博引，精辟透彻，引人人胜，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除在清华讲学外，他还到全国各地巡回作学术报告，在天津南开、北京法大、北京师大等许多学校讲过学。梁启超一生怀有改造国家的远大抱负，在政治上历经坎坷，成功不多，但他晚年的教书育人活动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诲人不倦，学而不厌，把传授知识与砥砺人格结合起来，把治学方法与修养方法结合起来，把传统的教育精神与现代的教育精神结合起来，对青年学生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很多人在后来成为一代名家，如梁实秋、王力等等。

    梁启超晚年最大的成就，是他潜心治学，在诸多领域多有建树。他的最后十年，也是他在学术界光芒四射、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他对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图书文献学、新闻学、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金融学、科技史、国际关系、中外文化交流等，都有浓厚的兴趣，并刻苦攻读，勤奋著述，留下了有相当水平的论著，反映了他广博的学术知识和高深的学术造诣。梁作学问，有三大特点:一是求新，不炒"冷饭"，反对人云亦云，总是选择中西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钻研，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拥有众多的读者;二是求通，他研究的课题，总是古今中外，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议论风生，给人启迪，是通才而非专才;三是求多，凡是他研究的问题一定要写出专著，不能只专一门，而是遍地开花，以多取胜，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在他最后的十年，每年总有几本专著问世。他的这种学术特点，是和他的多才、多思结合在一起的，更离不开他的勤奋刻苦，是透支生命的结果。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时，还没有停止学术研究。他的这种治学精神，堪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梁启超虽然一生活跃于政坛和文化学术界，但在婚姻和家庭上却是一个富有爱心、责任心和家庭观念都很重的人。他与夫人李蕙仙患难与共，相敬如宾，没有一点大男子主义习气。对第二位夫人王桂荃，也非常尊重。他与李蕙仙育有两女一男，即思顺、思成(男)和思庄。与王桂荃育有四男两女，即思永、思忠、思达、思懿(女)、思宁(女)和思礼。梁启超对儿女一往情深，非常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为人、择业，尊重他们的个性和意愿，没有丝毫中国传统家庭中家长的专制作风。在他的教导下，九个儿女全都成才，报效国家，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段佳话。

    1928年11月27日，因长期工作，积劳成疾，梁启超尿血症复发，病情恶化，住进北京医院。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在医院去世，享年56岁。2月17日，北京、上海同时举行"梁任公先生追悼大会"，隆重纪念这位知识界的领袖。很多社会知名人士都送了挽联、挽诗，高度评价梁氏一生对国家、对民族的卓越贡献。如冯玉祥的挽联是:"矢志移山亦艰苦;大才如海更纵横。"蔡元培的拂联是:"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钱玄同的挽联是:"文学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追悼会后，灵柩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东一公里处的梁氏坟地，与四年前病故的夫人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的一生正好处于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追求宪政、改革社会的理想始终不变;作为一个启蒙宣传家，他毕生以新民为己任，只开风气不为师;作为一个学问家，他又是一位空前绝后的通家，在诸多领域开辟先河，博中有精，无人能比。总之，在近现代的中国历史上，梁启超的活动几乎涉及到各个领域，对几代中国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愧于启蒙大师称号，他的位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