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品三国”而出名，1965年高中毕业以后，响应党的号召，奔赴边疆，到生产建设兵团插队，被分配到新疆建设兵团农八师共青团农场（现农八师150团），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50团10连当职工。在150团的10年间，曾先后当过农工、团场文艺宣传队创作员和老师，后来考取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并于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被众人簇拥，被万人追捧。他的《品三国》红遍大江南北，老少尽知。他被人们称作“学术超男”“麻辣教授”，他是万众瞩目的学术明星；
他到国内外讲学，备受欢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特的思维角度、风趣的语言，广受好评，他是一位成功的学者；
他来到第二故乡——农八师一五○团，在面对老战友、面对故土时，他强忍着激动的泪水，大声说：“我曾是一五○团军垦战士，我永远都是一五○团军垦战士。”
“我是一五○团职工”
6月29日中午12时，易中天在老朋友高炯浩的陪同下走出乌鲁木齐国际机场。 深蓝色的T恤衫，白色的裤子，发间闪动着几缕银丝，走下百家讲坛的易中天，目光淡定柔和，和普通人无异，只是多了一份学者气息。
“兵团的棉花好啊，白嘟嘟的！”说起即将到访的一五○团，易中天全然忘记了旅途的疲惫：“我们那个时候摘棉花几乎是‘三只手’，叶子都要挑掉，不能够沾在棉花上的。”
说起兵团的团场、兵团的人、兵团的故事，易中天以他风趣幽默的方式滔滔不绝。“你们知道当年的8个样板戏么？你们说，我肯定你们都说不全。”看到我们都没答上来，易中天孩子般地笑了，他一口气说出了8个样板戏的名称。“当年兵团的文艺氛围是很浓厚的。人们生活很苦，可是内心世界是快乐的。”说完他唱起了一段《沙家浜》，并自己伴奏：“锵锵锵……”
看得出来，即将回到兵团，易中天非常激动。他饱含深情地说：“十载绿洲情，三十载军垦魂。兵团让我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
两个半小时的行程，我们于中午3点半来到了一五○团。此时的一五○团到处挂着“欢迎易中天教授常常回家看看”的横标，团部广场早已围满了人，道路两旁的学生奏起了鼓乐，像过节一样热闹。
手捧鲜花的易中天在众人的簇拥下，缓慢地走在路中间。忽然，他加快了脚步，与对面跑来的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这两个人分别是当年宣传队的鼓号手柳惠乾和导演严安忠。3个老人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易中天的眼睛红了，由于激动，话音变得颤抖起来：“你们好！我们都老了，有32年没有见面了！”柳惠乾高兴得想哭又想笑：“我真想把你抱起来，像当年一样。虽然你现在比以前胖多了，我还是可以抱得动的，你相信不相信？”
在拥挤的人群中，易中天在农八师副政委王希科等领导的“保护”下继续前行。这时又扑过来两位老人，他们叫朱刚健和孙光树，是易中天当年的老领导，也是易中天这次回一五○团一定要见的两个人。三双手紧紧地抓在一起，易中天的话语里带着哭腔：“指导员、政委，你们好，我回来看你们来了。”他对当年的老领导说：“我不是什么教授，我是一五○团职工。你们不要叫我易教授，叫我小易。”
短短不到50米的距离，易中天走了将近10分钟。他一次次与老朋友相拥，一次次强忍着泪水，一次次感动。也正是这50米的距离，易中天用了32年才走了下来。
匆匆的午饭后，易中天前往他曾经呆过的十一连和十连。
在十一连，他不停地询问：“拱形的礼堂还在不在？公共食堂呢？集体宿舍呢？厕所呢？”看到只剩下礼堂，他略带遗憾地说：“以前的老建筑都不在了，就剩下这个礼堂了。而礼堂现在又是‘面目全非’，因为里面又重新装修了，变好看了，和原先的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宣传队还在这里排过节目。”易中天一面参观故地，一面和老朋友们回忆着曾经的岁月。
来到十连,一个黑脸壮汉冲了过来，一把抱住易中天，激动地大喊：“易中天，我是杨健安，你还认识我不？”说完不由分说地拉着易中天就往家里走。原来，这个人是易中天妈妈的老乡——武汉人。1968年回家探亲曾在易中天家住了一个星期。一进杨健安家，看着崭新的沙发、干净的地板、大屏幕的彩电，易中天感叹地说：“家里这么好？兵团的变化真大啊，让人意想不到啊！”杨健安拿出影集，里面保存了易中天年轻时候的照片：穿着军装、戴着军帽、白净瘦弱而又意气风发。易中天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只听得旁边有人在小声地说：“易中天哭鼻子啦！”
易中天在连队握着老人的手，总是问这样一句话：“一直留在这里啊？一直都没有走吗?”看到老人们点头，易中天握着他们的手更紧了：“我对留守的战友们表示真诚的敬意。你们的这种奉献精神是值得所有人去学习的。你们要好好保重身体。”
记者身边的老人不时地讲述着易中天的故事。严安忠告诉记者：“那时候的易中天给人的印象就是很有文化、很有修养、很健谈。他学习非常刻苦，那时候白天干完农活，晚上他还会看书看到很晚。”
当年一同来自武汉的李光菊老人说：“易中天当时特别活跃，他多才多艺，对文学有天赋，会唱样板戏，会雕刻，他刻的自己的半身像逼真得很。”柳惠乾说：“易中天是一个重情义的人。每次我们宣传队的老队员聚会他不能到，总是会打来电话和每个人都说话。他的一位老朋友缪帮文病重期间，他还寄来1000元钱托我转交。”
随后，易中天来到二连棉花地旁的地头博物馆。这是当地职工花10年时间收集军垦文物，自己建起的一个很小的军垦博物馆。博物馆的主人吕永海穿着一身绿军装站在门口迎接。易中天很惊喜地说：“你还有这身衣服啊？”他上前摸了摸，“就是的，扣子还是以前的扣子。”陪同人员说：“你当年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来到兵团的。”易中天风趣地说：“没有，他这个衣服是带四个口袋的。我那时候是个小兵，没有资格穿这种衣服。”众人大笑。这时，吕永海拿出了一件真正属于易中天的“文物”：一张发票。发票上面写着：小刀、铅笔、生字本，共拾元柒角柒分，落款是“易中天”。吕永海说：“这是你当老师时给学生买东西的发票。”易中天仔细地看了看，想了想说：“不对，当时我在连队没有当过老师。这是我在小卖部工作时给学校开的发票。当时小卖部的店员是我，总经理也是我。”大家又被逗乐了。
结束了全部参观，易中天感慨地说：“现在团场渠道里的水变少了，全改滴灌了；道上的土变少了，改柏油路了；土房没有了，全盖砖房了；以前的集体宿舍不见了，变成连排‘别墅’了。变化之大，我都有点不敢认了。兵团的发展真是日新月异啊。”
“没有兵团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
1965年9月17日，18岁的易中天满怀着理想从武汉来到了共青团农场（现在的一五○团）。“来到兵团，是因为当时看了一本书——前苏联作家薇娜·凯特斯琳卡娅写的《勇敢》。书中讲的是前苏联一群共青团员到西伯利亚建设共青团城的故事。这本书看得我热血沸腾。我也要去新疆，去建设我们的共青团城。”
“曾经有人问我，在兵团这10年，你后悔过么？我引用了一个云南知青的话回答了他：‘有人说青春无悔，那是假话。我肠子都悔青了。但是，要是那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第一个赶回去的就是我。’我对兵团有着割舍不下的感情，兵团10年对我的人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从18岁到28岁，在一五○团呆了10年。这10年也是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10年。没有兵团10年就没有我现在的成就。”
易中天和老战友、老朋友谈起了兵团、谈起了他的人生感悟。
“当年来到兵团，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一年到头90%的时间都在吃包谷面，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白面。平时能在团部前面吃上一根油条，喝上一碗豆浆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了。兵团的生活让我明白了生活不是诗，生活没有那么浪漫；兵团教会我认真做事、踏实做人，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才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
“在兵团，我粗通了人性，知道了人性是相通的道理。在‘文革’期间，很多曾经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失去了权利，他还是一样和我们一起干农活，和普通人没有区别。人和人本质上一样的。正是我明白了这个道理，我在品三国时，才会把所有的英雄豪杰还原成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角度来解读他们，受到了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在兵团，我还学会了人民群众的语言。群众语言要比书面语言来得鲜活、生动、形象。在一五○团，我和各种各样的人打过交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有工、农、兵，他们的语言天南地北。所以，我现在讲三国，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不管是老的还是少的，他们都爱听我讲，因为我的语言是群众的语言。”
1975年，易中天到乌鲁木齐钢铁厂二中当了3年的语文老师。1978年，他以高中学历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自此，易中天离开新疆、离开兵团。
“大概是2003年，我曾经悄悄回过一五○团。”说起这次经历，易中天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那次我去克拉玛依市，途中拐到一五○团吃饭，当时在团部的庆丰楼，我跟老板说我是一五○团十连的。老板不相信，叫了几个十连的职工来。聊了一会，一个职工指着我说：‘我敢断定你是来贩棉花的。’”
“有人问我，现在名利双收的生活好不好？我说不好，很多人会骂我，骂我矫情。我也不敢当众说不好。”易中天长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可是，今天回到故乡，我要说句实话。在别的地方我都有一点麻木了，现在回到一五○团，看到老朋友，我的心里才暖暖的，有了感觉。离开是生活所迫，回来是情感所系。走出去但忘不掉，这里留着我的青春。”易中天饱含深情地接着说，“作为兵团军垦第二代，我希望所有的兵团人都以自己是一个兵团人骄傲、自豪。”
易中天一席话情真意切，众人掌声一片。
在一五○团的留言簿上，易中天写下了“我回家了，我很高兴”，并挥毫“永驻青春岁月，长留军垦英魂”，落款是“一五○团军垦战士易中天”。
来源：兵团日报 作者：陆小龙
主办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络信息中心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