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台两地联合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战略思考

　　王  杰  张金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孙中山是推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三大伟人之一。作为二十世纪初叶华夏最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的影响犹在：他的思想旗帜，是民族统一、逐步现代化的象征；他的精神遗产，是振兴中华用之不竭的历史资源。今年，适逢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明年，又际遇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一百周年。两岸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想必越发隆重。本文的趣旨，在于透过纪念活动的升温，寻觅粤台联合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冷思考。

　　自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柄政台湾之后，两岸局势日趋缓和，经济文化领域交流频繁。广东是对台工作的大省，如何充分利用和开发两地优势资源，拓宽对台工作渠道与平台，联手搭架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桥梁，以进一步增强互信互动，拓展两地更加美好的合作愿景，这便是本文探索的理意所在。

　　一、中山文化资源的范畴

　　文化是民族之根，是社会发展之魂。随着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的相互交融与作用，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历史文化资源，是指经已存在的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有形或无形的物质产品和精神成果，她的价值蕴含于历史与文化相辅相因之禀赋里，彰显出文化底蕴的永恒性和穿越时空的渗透力。

　　2008年2月3日，中共中山市委、中山市人民政府通过了《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名城建设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利用中山文化资源加快名城建设。 但是何谓中山文化资源，并未有明确概念的诠释。我们认为：中山文化资源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有形和无形的两个层面。有形的资源是指有关孙中山的遗址、遗迹、纪念场所，孙中山本人的著作，以及关于孙中山的学术研究成果、研究机构等等；无形的即指孙中山留给世人的“爱国若命”的思想情怀、“取法乎上”的思维取向、“天下为公”的理念情操、“民主”“博爱”的价值观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等等。有形的遗产可供后人参观景仰，无形的遗产激发后辈承传弘扬。

　　二、粤台的中山文化资源蕴藏丰厚

　　粤台两地都蕴藏着丰厚的中山文化资源，这为联合开发提供了可能性。

　　两地人都有浓厚的孙中山情结。广东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是其革命思想的孕育地、早年革命活动的策源地、捍卫共和的根据地，同时也是其建设思想的重要实验场。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以后，一如既往尊孙中山为国父，中国国民党亦依然尊奉孙中山为总理，台湾政权长时期以三民主义为政治教科书的主要内容。由此，粤台两地均保存了大量孙中山及早期国民党的遗址遗迹及其纪念场所。据不完全统计，广东省内有近七十余处，多集中在广州 ，有的已列入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如在海内外享有盛名的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中山大学等，还有正在崛起的辛亥革命纪念馆等。台湾地区的文物亦不在少数，如国父纪念馆、中山楼等，以及每座城市的中山公园、中山路等等。

　　孙中山逝世后，每逢其诞辰和忌日，广东人民都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举行重要纪念活动。台湾地区亦如是，在国父纪念馆有一景令人难忘：每天的升降旗仪式，都在孙中山的雕像前先行叩首。一般的台湾游客抵达广东参访，务必将拜访孙中山的遗址遗迹作为行程的要件之一。2005年3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等到达广东后，首先拜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并称其行程为“缅怀之旅”。

　　粤台两地都是孙中山研究的重镇。两地几代学人都坚持不懈地做了许多孙中山研究的基础工作，并收获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研究观点日渐趋同 。成果方面，不断推陈出新。广东有《孙中山全集》（合编）、《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辞典》、《广东省志•孙中山志》、《孙文选集》、孙中山基金会丛书等。台湾有《国父全集》、《国父年谱》、《中华民国国父实录》、《孙逸仙大传》、中山先生与世界丛书等。

　　两地都有一批研究机构，广东有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中山市孙中山研究所、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等；台湾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国民党史会（现党史馆）、国史馆、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国父纪念馆等。

　　两地各自藏有大量孙中山文献（研究著作）资源。广东方面：省立中山图书馆专门辟有孙中山文献馆，中山大学藏有数量不菲的孙中山典籍与研究著作，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即是收藏和展览孙中山文物史料的专门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以及广东省档案馆等均藏有相当数量的孙中山史料，可以不夸张地说，广东是大陆庋藏孙中山史料最丰富的省份；台湾方面：“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国史馆等馆藏的孙中山史料也十分丰富，尤其是党史馆所藏的档案史料已罕为珍品。

　　经过几代人的接力，两地都造就了一批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广东方面有陈锡祺、张磊、黄彦、林家有、邱捷、王杰、桑兵等，台湾方面有蒋永敬、吴相湘、罗刚、张玉法、陈三井、吕芳上、张益弘、庄政等。自1980年代始，广东学人开始涉足台湾举办的孙中山学术研讨会以后，两地学人逐渐在孙中山研究的事业上增进共识；以1990年台湾学者入粤参加“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为标记，两地的学者交流与互动已日益走向频繁和广泛。

　　如何将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高楼深院式研究推向社会、普及于民众，这无疑是孙中山研究需要突破的重大课题。孙中山研究应该与应用研究联袂，研究者理应目光向下，直面大众，直面民生。换言之，孙中山研究必须平民化，将孙氏之天下为公思想、博爱观、自由观、平等观、经济建设思想、社会建设思想、开放观等等，融入当今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此乃孙中山研究之正道也。2010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首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不失为有益之尝试。

　　三、粤台两地联合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思考

　　粤台两地联合开发中山文化资源是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成立一个组织协调机构，或者委托某一个机构承担代理职责。

　　一、建立研究资料交换平台：为适应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资讯时代，建立孙中山研究数据库迫在眉睫，这是两岸联合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当务之急。此前，中山市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曾做过尝试，但目前仍未建就。据悉，广东省委宣传部十分重视此项数据库的建设，已委托广东人民出版社出面筹划，至今却难觅其“真容”。理想的数据库应包括所有孙中山著作的版本（可复制）、孙中山的研究著作（含各国文本）、孙中山文献档案、图片、墨宝、孙中山的研究论文、孙中山研究相关著述等全文数据库，以互联网为载体，供研究者和兴趣者共享，免费下载使用。配备操作层面的专业人才和维护更新的资金保障。该数据库可责成以某单位牵头，其它单位通力协助，建成之后资源共享，以嘉惠学林。

　　二、沟通研究人才交流渠道：人才是研究事业持续发展的关键。不可忽略的话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的孙中山研究曾一度辉煌，一批批成果接踵面世，一代学人迅速成长，涌现不少学术新锐。及至20世纪末 21世纪初，青黄不接现象的凸现乃是不争的事实。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事业于20世纪未叶已步下坡。当下，应推动两地相关机构签订人才交流机制，互派年轻学者交流切磋，取长补短，或作短期访问，或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等。以培养后备力量为指针，面向青年学者、在校研究生等群体，举办短期进修班、暑期进修班、专题研究班等，邀请海内外知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授课等，用以重振孙中山研究的雄风。

　　三、互动合作研究的资金流向：研究课题的设计和研究资金的投入是联合开发的重要保障。去年，广东学界曾有在社科规划项目设立中山专项学术奖的创议 ，但何时落实尚属未知。中山市虽然已设立“孙中山研究奖学金”，但是奖励面窄，受奖对象限于大陆在校的研究生，且金额不高，仅相当于文艺创作的十分之一。而社会各界人士关于孙中山的专题研究，申请也无门。希望有关部门，考虑成立中山学术基金，设立学术委员会，统筹规划研究选题，不仅面向粤台，而且面向全球进行课题招标，给予相当资助，重奖孙中山研究成果。

　　在此基础上，两地可考虑启动合作编书。或以编撰（纂）完备的、两岸可共同接受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孙中山大传》等大部著作为引擎，这既是学术界期待已久的大事，也是增进粤台两地学术共识的盛事。如条件欠成熟，可选择两地争议较少的题材首着先鞭，如《早期中华民国史》、《粤台关系史》等选项，可先提上议事日程。关于学术研究中的资金互动流向，广东应该先试先行，敢吃螃蟹，先吃螃蟹，掏钱资助台湾的孙中山研究，做出典范。

　　通过合作机制，加速两地实现成果共享。以往，广东出版的书籍，由于渠道相对畅通，很快就会销往台湾。但台湾出版的著作，如台北学生书局近年出版的“中山先生与世界”丛书（含《中山先生与美国》、《中山先生与法国》、《中山先生与德国》、《中山先生与日本》、《中山先生与英国》、《中山先生与世界》等系列），因种种原因，在广东却迟迟未及“先睹为快”，给研究信息交流带来诸多不便。这或许是因于缺乏合作平台而引生的后遗症。

　　互补研究机构的交流协作：研究机构的整合是两地合作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重要保证。研究机构之间加强联合研究是创新和升华学术的应有之义。目前广东省的孙中山研究所、研究会为数不少，相关机构还正在筹建孙中山国际学术研究中心、孙中山与近代广东名人研究基地等，但上述各机构互不统属，难以达到资源的最大优化。各机构单一作战，看似各彰特色，却不免缺乏长远规划与统筹。必须要建立协调机制，避免资源浪费。建议官方的研究机构由挂靠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孙中山与近代广东名人研究基地统筹，民间由孙中山基金会的孙中山国际学术研究中心协调。再进一步言之，广东可由官方成立孙中山研究院，延聘专业人士来管理，统筹所有的研究机构和研究项目。时下台湾的孙中山研究亦不甚景气，“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党史馆、国史馆等研究孙中山的重镇日渐式微，面临如何整合的问题，投入的人力和财力越来越少，孙中山的选题也不多，有深度的成果难得一见。鉴于目前的国情和体制，可考虑在澳门或香港第三地成立孙中山研究机构，聚合两岸四地的专家，联合攻关某些有战略意义的孙中山研究的大项目。

　　携手文物纪念地申遗：粤台两地的孙中山文物遗迹，保护完好，从文物质量的角度说，“文物的”孙中山完全具备了申遗的“硬件”，这是实现联合开发中山文化资源的重要形式。孙中山是世界伟人，孙中山的形象经已在世界的史册中产生了百年影响；粤台两地的孙中山文物遗迹也正在世界时人的心目中产生越来越好的印象，从世界影响上讲，“形象的”孙中山更为申遗增添了“软件”。目前，广东境内只有开平碉楼与村落、丹霞山入选世界特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悉，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应具备四个条件：一、具有突出普遍价值，二、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三、历史比较久远，四、现状保护较好。此前，已有学者提出了联合申遗的论点 。还有人指出要推动孙中山思想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法都很好，关键是要尽快成立一个协调机构，筹措一定的资金来推动，着实筹谋。两地联手申遗，这不仅体现在技术层面合作的文化价值，其现实意义的潜在价值，亦不可估量。

　　构架精神弘扬层面的桥梁：“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孙中山留给我们的具世界性意义的精神遗产，也是我们当今应大力倡行的世界价值理念。我们要花大气力研究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博爱观”、“自由观”等精神文化遗产，在日常生活中，更要积极弘扬，加以升华。近年来，有关部门开展的“天下为公——两岸行”活动，组织广东社会各界精英、学生等到台湾考察交流，邀请台湾有关部门人士及青年学生来广东访问，互相往来，增进了解，消除隔膜，扩大共识，对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必将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能忽视的是，中山市每年举行博爱慈善万人行，已经坚持了24岁。每逢“慈善万人行”，中山总是万人空巷，上百万人汇集到活动现场，播种博爱，收获幸福。筹集资金方面，已由最初的7万元增至近7千万元。鉴此，两地可在孙中山“博爱”精神的感召下，给力更多的弘扬孙中山精神的合作项目，构架“孙中山精神粤台行”的桥梁，筹募资金，捐出志愿，贡献精神，以造福两地，乃至迪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