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金戈

    大同地处山西省北部，介于内外长城之间，为京包、同蒲铁路之交汇点，扼晋、冀、内蒙古之咽喉要道，历史上一直为军事重镇。《读史方舆纪要》曰：“府东连上谷（古易州之地，治所在今易县，其辖境相当于河北西部地区的宣化至保定一带)，南达并恒，西界黄河，北控沙漠，居边隅之要害，为京师之藩屏”，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地形险要，进可攻，退可守。 

　　历史上，大同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有三条：即东南的飞狐道，西南的杀虎口(古称参合陉、参合口)，南面的勾注陉(即今雁门关)。自春秋战国以来，在勾注、雁门一带较大的出塞、入塞扼守交战达27次，无论是进攻长安，还是燕京、汴梁，进犯之敌常自云中入雁门，出马邑，逾勾注。大同自古为兵家用兵之地，历代战争频仍，在成千上百次战争中，仅选古代主要战争16次，集成此册。

　　汉高祖白登被围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早在夏代，就已存在，当时称为荤粥，周称猃狁，秦为匈奴。秦汉之际，匈奴头领冒顿杀死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并且东击东胡，西攻月氏，南并楼烦、白羊，统一了匈奴各部，逐步强盛起来。汉初，由于长期疲于兵事，无暇北顾，冒顿单于凭借自己兵强马壮，乘机夺取了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直接威胁到汉王朝在中国北部的统治。白登之战就是匈奴与汉王朝的一次激烈的军事较量，战争就发生在大同(当时称平城)城东的白登山(即今马铺山)。

　　汉初，为了防御匈奴南进，汉高祖刘邦曾派韩王信坐镇晋阳，守卫太原以北之地。后来，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为由，上书刘邦，把韩国都城从晋阳迁到马邑。汉高祖六年(前201)秋天，匈奴大举进攻，兵临马邑城下，把韩王信围困在马邑城。韩王信是战国时韩国的旧贵族，曾响应刘邦起义，攻打韩地立有战功，被刘邦封为韩王。但刘邦对他很不放心，所以，把他调到远离都城的地方。韩王信也知道刘邦对他有疑心，所以，当匈奴兵临城下后，他一直不愿与匈奴交战，几次派使臣与匈奴谈判求和，以便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汉朝援兵赶到马邑城后，见韩王信不出兵交战，并不断派人与匈奴频繁往来，怀疑韩王信可能要叛变。刘邦得知这一消息后，写信责备韩王信，韩深知处境危险，怕被问罪杀头，于是献出马邑城，投降了匈奴。接着，韩王信与冒顿联合起来，挥师南下，进入雁门关，攻占晋阳。当时韩王信以王喜、曼丘臣、王黄为将，有数万兵力；匈奴冒顿单于以左右贤王为将，有几十万骑兵。

　　汉高祖七年(前200)冬天，刘邦亲率30万大军，出征匈奴，同时镇压韩王信叛乱。在铜(今沁县一带)与韩王信展开激战，大获全胜，直追至晋阳。韩王信逃奔匈奴，部将王喜被汉军杀死。之后曼丘臣、王黄等收集残兵败将重整旗鼓，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派左、右贤王各带兵一万多骑与王黄等屯兵广武至晋阳一线，企图阻挡汉军北进。汉军乘胜追击，在晋阳打败韩王信与匈奴的联军，收复晋阳、离石等六城，直追至楼烦地区。汉军由于节节胜利，产生了麻痹轻敌的思想。刘邦决胜心切，紧追匈奴北上。冒顿驻兵代谷，故意把精兵隐蔽起来，而把老弱残兵摆在阵前，以示溃败的样子，引诱汉军中其埋伏。

　　为摸清虚实，汉军刺探几次往返阵前，看到的都是老弱残兵，便信以为真。刘邦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也没有识破匈奴的计谋，盲目带领大军北上。汉军刚刚过了勾注(今雁门山)，正碰上从匈奴出使回来的刘敬(娄敬)。刘敬对匈奴的布阵心存疑虑，提醒刘邦不要贸然进兵。他说，“两国打仗，都要炫耀自己的武力，今只见羸瘠老弱，必然有埋伏，我以为匈奴不可击也”。此时刘邦求胜心切，根本听不进刘敬的劝告，反而将其痛骂一顿，囚禁在广武。接着，刘邦带领骑兵快速前进，也不等步兵赶上，到达白登山时，冒顿单于突然以四十万骑兵将其围住，截住汉军步兵，汉军失去联系，不能相救。刘邦发现被包围后，才知道上当中计，撤退来不及了，只好率兵突围。匈奴骑兵从四面进行围攻，西面全是白色马队，东面是一色青龙马，北面是一色的乌骊马，南面一片赤黄马，阵势威严，于是恶战开始，战斗一直持续七天七夜，也没有突围出去。当时，正值隆冬季节，气候寒冷，又遇大雪，汉军士兵冻掉手指者就有十之二三。有首歌谣说：“平城之下亦诚苦，七日不食，不能弩”(《汉书•匈奴列传》)，可见这次战争多么艰苦！最后刘邦采用陈平密计，重贿阏氏(单于之妻)，才得以解围。究竟是何密计有人说，陈平让画家画了一张美女像，派人送于阏氏，并说，汉王要把这个美女献给冒顿，以作为解围的条件。阏氏害怕冒顿得到美女后自己失宠，就对单于说：“两主不能相困，我听说汉王亦有神灵保护，长期围困，久战不决，终不是办法。即使我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也非我久留之地，不如及早撤围。”单于听从阏氏的劝说，首先撤围。其实，解围的主要原因，应从这次战争性质来分析，汉对匈奴之战是防御性的正义战争，所以，尽管汉军处于劣势，但士气振作，斗志旺盛，而且匈奴习惯于快速作战，原打算一次伏击就结束战斗，结果，相持不决，消耗了不少实力，使匈奴士气低落。另外，冒顿与韩王信部将王黄、赵利约定，共同在白登合击汉军，见他们迟迟未到，加上汉军的援军即将到达，害怕腹背受敌，准备撤军，正好当时天气起了大雾，没法交战，冒顿主动让开包围圈的一角，刘邦乘着大雾，率军撤出重围，顺利进入平城。冒顿也带领大军撤退而走。 

　　刘邦率师返回到广武后，又想到了刘敬，后悔没听刘敬的劝告，酿成大错，于是，赦免了刘敬，并封他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为防御匈奴，刘邦命周勃、樊哙率兵20万驻守代地，并采用刘敬的和亲政策，将公主嫁于单于为妻，与匈奴结为秦晋之好，和平共处，休养生息，以后一直到汉景帝，匈奴对汉朝虽有小的骚扰，但相互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使汉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安定局面。

　　汉武帝北伐匈奴

　　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余年(前140~前87)，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使得国家经济繁荣、府库充溢，军事力量逐渐雄厚。于是，汉武帝一改过去的和亲退让政策，对匈奴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征讨，最先开始的就是马邑伏击战。

　　汉初以来，匈奴头领冒顿单于以其“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延伸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左部居东方，由左屠耆王（左贤王）统领，右部居西方，由右屠耆王（右贤王）统领，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是汉朝北部边境的最大威胁。

　　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大行王恢向武帝献策，决定对匈奴作战。为了诱使匈奴出兵，汉朝设了一个计谋，派马邑富翁聂壹带着禁私货物，以做买卖为名，跑到匈奴那里，诈称投降匈奴。然后，哄骗匈奴的军臣单于说：“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史记•匈奴列传》)单于贪财，轻易相信了聂壹的话，并约定，杀死马邑令丞后，把头挂在城门上，作为攻城的信号。聂壹回到马邑后，汉朝马上进行军事部署，派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大行王恢为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带领三十万大军，埋伏在马邑城周围的山谷中，准备伏击匈奴。又按聂壹约定的信号，把一名死囚的脑袋砍下，挂在城门上，假称是马邑令丞的脑袋。接着，聂壹告诉单于使者，大计已成。单于信以为真，立即率领十万骑兵长驱南下，一路上也没有遇到汉兵阻挡，进入武州塞(今左云县东)后，在距离马邑城不到百余里的地方，单于见马匹遍野，而没有放牧人，引起猜疑，于是，不敢贸然前进。单于见附近不远处有一烽火台，为了探听情报，便命军士围攻，这时，正巧有一雁门尉史经过这里，他见匈奴军队来了，便躲藏到烽火台，结果被抓住，一经威胁，就把汉朝的计谋如实告诉单于。单于如梦初醒，大吃一惊说：我本来有所怀疑，现又获得汉朝尉史，这真是天助我也。于是封尉史为天王，然后带领大队人马原路撤回。因为这次伏击战没有成功，汉兵无所获，所以，史称“马邑之谋”。

　　按原来的计划，马邑伏击战打响后，王恢率兵三万袭击匈奴的辎重。单于带兵撤退后，王恢见匈奴人马毫无损失，觉得三万军队与匈奴十万精兵交战，恐难取胜，于是，没有去追击匈奴。汉武帝非常气愤，本来马邑伏击之谋是王恢首先提出来的，又不带兵追击，兴师动众落了一场空，就将王恢治罪。从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犯边境。汉军也发动反击和进攻，双方战幕拉开。

　　元光六年(前129)秋，匈奴进入上谷郡，汉武帝派四员大将各领兵一万出击匈奴：卫青出兵上谷郡，李广出兵雁门郡，公孙敖出兵代郡，公孙贺出兵云中郡。这次战争，除卫青杀伤匈奴七百余人外，其余几路都被匈奴打败，公孙敖损失士兵七千余人，李广战败被俘，后又夺马逃回。汉武帝将李广、公孙敖贬为庶人。

　　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二万余骑进入辽西、渔阳、雁门郡。汉朝派卫青率领三万骑兵出雁门郡，李息出代郡，抗击匈奴，杀敌数千人。元朔二年(前127)，卫青再次率兵出云中，北抵高阙，西至陇西，大败匈奴楼烦王、白羊王于河南(今内蒙古河套一带)，斩首数千，获牛羊百万余。收复河套一带，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直接威胁，汉在那里设置了朔方郡，并重新修筑了秦时蒙恬所筑边塞，这就是历史上的“河南之战”。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想夺回河南之地。元朔五年(前124)汉派卫青为大将军，率领六员大将、十万余人出塞六七百里，匈奴右贤王以为汉兵不会到达，夜饮醉酒，汉兵夜围右贤王，右贤王大惊失色，脱身逃走，卫青乘胜追击，俘获右贤王部一万五千余众。第二年，卫青又带领六将军出定襄郡数百里北击匈奴，斩获三千余众。之后，继续远征，迫使匈奴退到漠北，巩固了河南之地。

　　元狩二年(前121)，汉武帝连续发动了河西、漠北之战。

　　元狩四年(前119)，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出兵定襄郡，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兵代郡，向漠北穷追匈奴。卫青在漠北击败单于，单于率残部向西北溃逃。霍去病出塞二千余里，歼灭匈奴左贤王的主力。此后匈奴势力衰落，向西北远徙，汉得河西四郡地。河西水肥草美，匈奴失河西，经济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部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史记•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旧事》）。元封元年(前110)农历十月，汉武帝带领十二部将，十八万步骑兵，亲征匈奴，从雁门出塞，北登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迫使匈奴归顺了汉朝。从此，北方边地逐渐安定。汉武帝也因穷兵黩武，连年战争，国势渐衰，以后，便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直到汉元帝时，汉女王昭君远嫁呼韩邪单于，恢复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汉与匈奴之间的战争局面。 

　　慕容宝兵败参合陂

　　东晋时期，我国北方各少数民族逐步强盛起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先后在黄河两岸和北部中国建立起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公元384年，慕容垂恢复燕国，自称燕王，建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史称后燕。拓跋珪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为了称霸北方，两国争战不已，魏燕参合陂之战，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北魏和后燕都是鲜卑族建立的方国，拓跋氏和慕容氏世为姻亲，慕容垂还是拓跋珪的舅舅，曾帮助拓跋珪打败匈奴独孤部，贺兰部，使拓跋珪获得马匹三十余万，牛羊四百余万。后来，拓跋珪让其弟拓跋觚去拜谢其舅舅慕容垂，慕的几个儿子留住拓跋觚不让走，要求送给后燕几匹良马。拓跋珪见后燕如此无礼，不但没送给良马，而且与后燕断绝了关系。慕容垂进攻西燕时，拓跋珪出兵帮过西燕，更引起了两国的仇恨。

　　后燕建兴十年(395)五月，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又命范阳王慕容德、陈留王慕容绍率兵一万八千为后备，向北魏大举进攻。出征前，散骑常侍高湖曾劝告慕容垂说：魏与燕世代结为姻亲，这次因为没有得到良马，就软禁了拓跋觚，是燕国的不对，为什么还要攻打人家?这样师出无名，是不会取胜的。高湖又分析了这次出师不利的因素，燕军长途远涉，疲劳应战，太子慕容宝狂妄自大，不是拓跋珪的对手。慕容垂刚愎自用，不但不听，还罢免了高湖的官职。

　　与此同时，北魏拓跋珪在燕军到来之前，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长史张衮分析说：燕军过去打了许多胜仗，这次大军出征，气焰嚣张，应该避其锋芒，出其不意，方能取胜。拓跋珪按照张衮的计策，让各部落携带牲畜、财产，全部西渡黄河，故意摆出退败的样子，以逸待劳。

　　燕军长驱直入，一路上也没有遇到魏军的抵抗，一直进军到五原，兵临黄河，并准备造船渡河，与魏军交战。这时，魏军早已严阵以待，在黄河两岸屯兵十五万，并派使者向后秦求援。九月，燕军造好船只，准备渡河，先派十几艘战船和三百多名士兵渡河，结果，船未到岸，正好遇上大风，后燕十几艘战船漂没，三百多名士兵当了魏军的俘虏。燕军渡河失败后，在黄河东岸一直停留了四个月，也找不到作战的机会。农历十月底，天气逐渐变冷，燕军兵疲马困，士气涣散。通往中山的道路也被魏军切断，慕容宝已有数月不知父王的消息。燕军出发前，慕容垂已患病不起，拓跋珪乘机制造假象，故意放出慕容垂已死的消息，然后，把燕军俘虏全部释放。这些俘虏回到燕军后，慕容垂死亡的消息一下子传开了，慕容宝长时间远离国土，不知真情，军心惶惶不安。慕容嵩等人也以为慕容垂真的死了，乘机夺权，不料事情败露，被慕容宝处死。燕军内部互相倾轧，无心恋战。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慕容宝连夜烧毁船只，往回撤军。撤退时，有人曾向他建议：撤兵要快，如等大河封冻，就会给魏军造成有利条件。慕容宝妄自尊大，不以为然，整天纵骑游猎，毫无防备。

　　农历十一月初，突然狂风四起，气温下降，大河冻结，拓跋珪立即选精兵二万，渡过黄河，日夜兼程，进军神速。十一月初九晚，燕军到达参合陂(大同东北即今阳高至天镇的小磨口、白羊口一带，南洋河谷地)东，在蟠羊山背水安营。魏轻骑已抵参合陂西，拓拔珪命士兵束马口，衔枚疾走，登上蟠羊山偷袭燕军。翌日清晨，燕军一觉醒来，才发现山头上全是魏军，军士大乱。魏军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从山上纵兵冲杀，势不可挡。燕军仓促应战，全军溃散。魏军堵住燕军的退路，使燕军拥挤到冻结的河道上，人马相踏，压死溺死者万余人。慕容宝与慕容德只带领千余人突围而逃，慕容绍死于乱军之中，鲁阳王等被俘虏的文武将吏有数千人，魏军获得兵甲、粮食、物资数以万计。战争结束后，拓跋珪从被俘的文武大臣中，挑选有才干的留下，其余几千俘虏全部活埋。

　　参合陂之战后，慕容垂不甘心失败，翌年三月，燕军卷土重来，慕容垂亲率大军从北、中、西三路向云中挺进。当时镇守平城的陈留王拓跋虔，恃勇轻敌，城内虽有守军三万，却毫不设防，燕军突然袭击，魏军大败，拓跋虔战死，平城失守。慕容垂乘胜北进，路经参合陂时，头一年燕军战败的惨景历历在目，气恨交加，吐血归平城，逗留十日，病情加重，病死在归途中，平城又被魏军夺回。第二年，拓跋珪占领中山，灭后燕，统一了北方，结束了北方长期纷争的局面。

　　李靖奇袭定襄城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地方势力割据一方，东突厥乘机向内地发展。为了争夺天下，刘武周、梁师都、李渊等都曾利用过东突厥。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派大将刘文静联络始毕可汗，始毕可汗献给李渊一千多匹好马、两千多名骑兵，协助李渊作战。唐王朝建立后，东突厥自恃有功，骄恣蛮横，索取无度。李渊因中原未定，无暇对付突厥，只好采取退让的态度，每年送给突厥大量的钱财。颉利可汗上台后，兵力强盛，以为唐朝软弱可欺，不断进行骚扰掠夺。

　　当时，定襄城(今大同市西北15公里)是东突厥的大本营。隋朝灭亡后，突厥把隋炀帝之妻萧后及齐王杨暕之子杨政道收留于此，并立杨政道为隋王，以招降纳叛，凡跑到突厥的中原人，都由杨政道统管。颉利可汗也在定襄城一带驻有重兵，多次对唐朝进行骚扰。

　　贞观初，突厥连年遭灾，六畜多死，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叛离，李世民听从大臣建议，决定北伐突厥。贞观三年(629)由兵部尚书李靖、总督李世勣率兵十余万从山西、陕西、甘肃分道进击。其时，定襄城由颉利可汗驻兵把守，防守严密。为了攻取定襄城，李靖没有进行大兵围攻，而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战术。第二年正月，李靖率领精锐骑兵三千，从马邑北进，首先出其不意占领了定襄城西边的重要战略据点——恶阳岭。突厥颉利可汗没有想到唐军会如此神速到来。大为惊恐地说：“兵不倾国来，靖敢提孤军至此?”(《旧唐书•突厥传》)李靖利用突厥的恐慌心理，暗中派人进入定襄城活动，说服颉利可汗手下的头领康苏密，带领萧后及杨政道一起归顺了唐朝，从而削弱了定襄城的力量，并一举攻破了定襄城。颉利可汗逃走，退保铁山(今河北固原县北)。与此同时，李世勣率领另一路唐军出兵云中，与东突厥战于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在唐军大兵压境、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唐朝谢罪，请求和好。唐太宗令李靖前往招降。李靖在白道与李世勣会师。两人商议说：颉利表面请降，实为缓兵之计，等草青马壮，退到漠北再发展势力，道远路阻，难于追及，终将养虎为患。于是乘唐俭前去安抚之时，选精骑一万前去袭击，李世勣率军随后增援，李靖带兵连夜乘雾而进，直达颉利可汗大营，颉利可汗狼狈逃走，突厥军溃败，被杀死者上万人，10万余人做了俘虏。颉利可汗率领残兵想逃往大漠，李世勣占据碛口，堵住退路，又俘5万多人，唐将张宝相于三月十五日将颉利可汗抓获，东突厥从此灭亡，恒安、定襄及漠南之地尽归唐朝。

　　定襄之战，给东突厥以沉重打击，李靖也因这次战功显赫被封为代国公。唐太宗李世民说：“李陵以步兵五千攻打匈奴，兵败投降，还被史书称颂。李靖以三千骑兵攻取定襄城，这是亘古未有的事，足可以洗刷我在渭水之战的耻辱。”可见这次战争的重要性及其深远影响。

　　薛仁贵云中解围

　　唐初最强大的敌人是北方边境上的突厥。贞观年间，东突厥一度被逐出漠北，到唐高宗时，势力又逐步恢复，阿史那骨咄禄经常派兵在唐朝边疆大肆骚扰。龙朔元年(661)，唐高宗命薛仁贵领兵出征，突厥选出骁勇将士数十人前来挑战，薛仁贵连发三箭，射死三人，其余突厥立刻下马请降，从此薛仁贵名振突厥。当时在唐军流传着“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的歌谣。

　　永淳元年(682)，突厥阿史那骨咄禄、阿德元珍等招集士卒五千多人，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自立为可汗。元珍熟悉汉族风俗，为骨咄禄出谋划策，骨咄禄命元珍统率兵马大举入侵，一路分兵攻岢岚，入侵并州，另一路从右玉侵入，直抵云州。当时，薛仁贵被贬象州后，得到赦令放回。唐高宗思念仁贵过去的功劳，召见他说，“昔日在万年宫时，山洪暴发，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喂了鱼。在歼灭九姓胡、征服高丽战斗中，你多次立下战功。只是有人说你在乌海城下放纵敌虏，不主动出击，造成失利，这是我处罚你的原因。现在辽西不安定，瓜州、沙州连交通也断了，你能袖手旁观不为我征战吗?”于是拜薛仁贵为瓜州长史、右领军卫将军、检校代州都督，率兵去云州解围。

　　两军在云州交手后，突厥打问增援唐将是谁，唐军说是薛仁贵。元珍说：“我听说薛仁贵流放象州早已死了，还来骗我。”仁贵听后，取下头盔，出现在阵前，突厥将士慑于仁贵“三箭定天山”的威名，一见白袍将军，一齐下马跪拜，然后弃甲逃跑。仁贵趁突厥军溃逃混乱之际，率兵出击，在大同城北卧虎湾一带截杀突厥军一万多人，俘虏二万多人，缴获骆驼、马、牛、羊三万余头，全军凯旋。

　　云州之战薛仁贵已69岁高龄，第二年病卒，享年70岁。千百年来小说、戏曲都在演述他东征的故事，被当地人民传为佳话。

　　李克用用兵大同

　　李克用，原姓朱邪，沙陀族人，因受吐蕃族侵袭，从陇右(今甘肃)东迁到灵州(今宁夏灵武)，祖父朱邪执宜担任过阴山府都督，后提升为代州行营招抚使，定居在应县一带。父朱邪赤心，担任过朔州刺史，唐朝咸通年间(860~874)，因镇压庞勋有功，被唐朝提升为金吾上将军，赐姓李，名国昌，其部落有一万多骑，骁勇善战，人称沙陀军。其子李克用“尤善骑射，能仰中双凫”(《新五代史•唐庄宗纪》)，因为他瞎了一只眼，绰号叫“独眼龙”。后来，唐朝任命他为云中防边督将，驻兵蔚州。

　　唐僖宗乾符五年(878)，由于朝政腐败，各地农民揭竿而起。当时，代北发生饥荒，云州(今大同）防御使段文楚乘机削减军粮、军衣，引起士兵的不满。段文楚的部下军校康君立、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在一起密谋举事，共推李国昌父子为首领。李克用早有野心，见时机成熟，立即从蔚州起兵，哗变的军队有一万余人，赶到云州城外后，驻兵斗鸡台(在新荣得胜口）。城内军民闻讯后杀死段文楚，迎接李克用入城。之后，众人罗列了段文楚的许多罪状，上奏皇帝，要求李克用担任大同军防御使留后。唐朝哪能容忍这种叛逆行径，于是征集各路兵马讨伐李克用。结果，唐军连吃败仗，李克用的兵势逐渐强盛。此后，大同便落入沙陀人李国昌父子手中，成为沙陀人与吐谷浑族赫连铎争夺的中心。

　　当时，黄巢领导的农民军声势浩大，震撼了唐朝的统治，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起义军，唐朝迫于形势，改变了对李克用的态度，任命其为大同军节度使。李克用父子抓紧时间，利用唐朝忙于镇压农民起义的时机，不断扩充势力，巩固地盘。是年冬季，李国昌出兵进攻党项族。这时，吐谷浑族赫连铎也想争夺地盘，乘李国昌出兵之机，攻占了李国昌的老营振武，沙陀族全被吐谷浑族俘虏。李克用见事态危急，急忙到定边军(今陕西省西北部）迎接李国昌回云州。云州守将见李克用父子势孤力单，也关闭城门，不让进城。李克用带领少数人马转战蔚州、朔州等地，得到三千多人马，屯兵新城(黄花梁一带)，李国昌退保蔚州。赫连铎又率兵把新城围住，昼夜攻打，形势相当危急。正在这时，李国昌从蔚州带领援兵赶到，于是内外夹击，赫连铎腹背受敌，只得撤兵。这一仗，使李克用的军队又振作起来。唐朝见赫连铎势力强大，又任赫连铎为大同军节度使，另派李钧为代北招讨使，想消灭李克用的势力。结果，赫连铎和唐军又吃了几次败仗，李克用不但没被消灭，反而地盘越来越大，北据蔚州、朔州，南面发展到忻、代、岚、石，直到太谷。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唐朝任命李琢为招讨使，联合幽州的李可举、云州的赫连铎再次出兵，大举进攻沙陀族。双方力量悬殊，李克用父子兵败蔚州，投奔鞑靼族。 

　　僖宗中和二年(882)农历八月，黄巢领导的农民军攻陷了京城长安，为全力镇压农民军，唐朝又二次起用李克用父子，任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八月，李克用率领沙陀族人马从鞑靼族回到代州，十月，率沙陀军和鞑靼军共三万五千多骑兵南下，向长安进军。由于李克用镇压农民军功劳最大，被唐朝提升为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的势力又强盛起来。为了恢复地盘，唐昭宗大顺二年(891)农历三月，李克用又挥师北上，进攻云州，占领了东城(今怀仁西安堡)，赫连铎向幽州求援，幽州统帅李匡威带兵三万前来援助，在云州城下与李克用的军队展开厮杀，结果幽州军大败而逃，云州城被李克用再次占领。

　　唐昭宗景福元年(892)，赫连铎为了夺回云州城，联合幽州李匡威，带领八万军队，在云州城下摆开战场，云州城北，幽州的营盘有数十里长，大兵压境，而当时云州守将石善友和李克用不在云州城，情况危急万分。为了迷惑敌方，李用克带兵从神堆(大同城北孤山)乘夜晚进入云州城。天刚亮，李克用率领骑兵袭击幽州兵马，李匡威的军队远道行军，人困马乏，毫无准备，一时间被杀得狼狈不堪，被斩获数万人。李匡威烧营逃走，赫连铎兵败被杀。此后，李克用军威大振，一举攻下幽州，势力扩展到河北，成为称霸北方的沙陀族王朝，为建立后唐天下奠定了基础。

　　吴峦拒城抗辽兵

　　大同，五代时称为云州，为后唐领地。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拜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总领云州、彰国(今应县一带)、振武(今朔县一带)、威塞(今张家口、宣化一带)等兵马，以抗击辽的入侵。

　　清泰三年(936)，后唐末帝李从珂疑石敬瑭拥兵自重，日后必反，便下令调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山东郓州)，引起石敬瑭的不满，在晋阳举兵叛乱，自称皇帝。当时，他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与朝廷抗衡，便乞求契丹的支持，上书辽主耶律德光，称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且甘愿为臣，主动答应割让燕云十六州(包括今河北、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一带)给契丹。早已对燕云十六州垂涎三尺的辽主耶律德光大喜过望，于是年夏天亲率五万骑兵，号称三十万，出兵晋阳，为石敬瑭解围，并于十一月在晋阳册封石为“大晋皇帝”，改年号为天福。石敬瑭感激涕零，履行诺言，正式拜耶律德光为父，自己做儿皇帝。除将燕云十六州奉献给契丹外，还答应给契丹岁币三十万。

　　十一月底，耶律德光派人接收燕云十六州，唯云州受阻。原来，契丹主北归过云州，大同节度使沙彦珣出城迎见，被契丹扣留，不让回城。云州军民不愿为异族统治，推节度判官吴峦主持州事。吴峦大义凛然地说：“岂有礼义之人而臣于异姓乎!”众群起响应，于是，吴峦下令闭门拒守，不受割地之命。耶律德光大怒，命其大将崔廷勋率兵将云州围了个水泄不通，吴峦动员城内军民整修兵械，日夜守城。契丹军多次组织攻城，死伤惨重。由于城中粮草充足，水源颇多，防御甚严，契丹军急切之下不能破城，耶律德光又气又恨，无可奈何。石敬瑭慌了手脚，致书于契丹主，请求将围困云州的兵马撤去，云州之事由他周旋。于是，契丹军队撤围而退，石敬瑭亲自到云州城下，令吴峦开城。吴峦不愿降辽，但对石敬瑭怀有幻想，又碍于面子，只好出城受降。云州被围半年之久，终落入契丹之手。但吴峦主云州事不肯屈从异族的大节，常为后人所称道，而石敬瑭割地称臣、甘当儿皇帝之所为千余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不齿。

　　云州落入契丹后，使中原汉族在北方防御上失去屏藩，改变了中国古代长期以来南北政权的对抗之势，大同被少数民族统治长达四百多年。

　　天祚帝兵败走西京

　　公元12世纪初，女真族兴起于东北松花江和图们江流域。女真完颜乌古依靠辽的势力，平定大部分女真部落，受辽封，为女真节度使，置官属，定制度，造兵器。公元1113年，其孙完颜阿骨打袭位，开始叛辽。1115年称帝建元，同号为金。辽统治后期，天祚帝延喜，好事打猎，不理朝政，宰相萧奉先等人争权夺利，导致朝纲日坠，人心崩离。金人自起兵之后，便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连下辽的中、上两京，辽保大二年(1122)三月，辽金的最后一次决战是在大同地区展开的。

　　大同为辽之西京。辽天庆六年（1116）五月，金兵攻克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东北)，天庆十年（1120）五月，攻占辽之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保大二年（1122）正月，又破辽之中京(内蒙古宁城西)。金兵步步紧追，天祚帝急从南京(今北京)逃出居庸关，只率五千余人向西京之地仓皇败退。耶律伊都（辽将，后降金）的先锋军穷追不舍，天祚帝慌乱之中抢渡桑干河时，竟将玉玺失落在河水之中。

　　天祚帝移住西京后，闻金将完颜杲领兵从青岭(河北独石口西南)、宗翰出瓢岭(青岭北)，两路出兵邀击，已知西京之地不可守，急趋兵于白水泺(天镇西)，不料宗翰所部先驱希尹率精兵急追，一夜就到达白水泺，辽帝只率轻骑百余人逃到漠北(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又得知金兵将至，急得坐无宁日，便接受萧奉先的建议，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至此辽的全局失去了总控制，故而迅速土崩瓦解，亡在旦夕。只余西京一席之地，因系辽代萧氏皇后的祖居之地，宗支藩属的势力很大，因此各州县仍在支撑着全辽的危局。

　　四月，金将宗望率大军进攻西京，辽西京留守萧察剌见大势已去，只好开城降金。金兵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掠而去，只留下部将留斡的一支偏军住西京城，以监视辽的降军行动。辽军乘西京留守空虚之际，遂杀死留斡等复叛。原在夹山围攻天祚帝的金军都统完颜杲得知西京复叛的消息后，迅速率军赶到西京城下。辽兵三万余众，列营于西京城西，准备与金军展开决战。辽彰国军节度使耿守忠，从应州率辽军七千人来增援，被金兵截至西京城东四十里处大战了一场。金将蒲察乌烈先攻耿守忠一阵，辽军被斩首千余级。接着宗翰、宗幹、宗雄等大军相继赶到，宗翰亲率麾下数千人，冲入耿守忠的中军，其余金军又从两翼用强弩射杀，辽军几被全歼，耿守忠不得已而降金。此战，金将宗翰的弟弟扎保迪亦殁于阵中。

　　金军大将阇母和娄室等战于城东，以木为洞，形成壁垒，以躲避辽军的矢石。金军又造四轮草车，高出城墙，阇母率麾下乘车先登，与守城辽军展开激烈拼杀，辽军奋力抵抗，坚守城中。金将幹鲁在城西攻城不利，原来西京城西有一座高耸入云的佛塔，辽军高居塔上，向下射击，金兵为之死伤惨重。金将幹鲁先以主力强攻高塔上的辽军，命兵士用门板顶在头上，强行攻至塔底，辽军优势减弱，后经过几次血战，终于把守塔的辽军全歼，金兵复以精锐之卒登塔而上，反射守城的辽军，终将西京城攻克。

　　西京城的攻守战，是从辽军初降复叛拉开的战幕，一直坚守到同年的十二月底。破城之后，金人怒其反复，进行了残酷的屠杀：“驱士壮至榆坡尽杀之，中有喉丝不断者，枕藉积尸中复生，呼姓名皆应……”(元好问《续夷坚志》)其屠城的惨状可见一斑了。

　　西京虽然已被金军攻破，但畿内之地的朔、应二州仍坚持了三年之久的抗金斗争，迨至辽保大五年(1125)十二月，才被金兵收复。是年，天祚帝在应州新城东六十里处被辽军擒获，从此辽亡。

　　元太祖兵临大同城

　　元太祖五年(1210)春，蒙古部可汗铁木真统兵南下，直趋兴和县西北二百里处的乌沙堡，揭开了蒙古(元)与金战争的序幕。金主闻知，速派人请和，遭到拒绝。于是命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枢密院事，专主西京方面的兵权，以备蒙古南下。当时蒙古以克鲁伦河上游一带为基地，金守长城一线。

　　是年蒙古军攻下乌沙堡，又取野狐岭，大肆劫掠而去。次年三月成吉思汗复带兵南下，八月大军东攻，与金军三十万主力会战于会河川(河北方全县西)，成吉思汗率中路军攻会河堡各寨，以左路军木华黎攻金獾嘴(大同得胜口北)。木华黎军队攻占一昼夜，伤亡惨重。第二天攻打前，木华黎对军士讲：敌众我寡，不豁出命来便不能攻克。于是，亲率敢死队抡兵器冲入阵中，成吉思汗也率兵助阵，金兵一时溃不成军，蒙古军杀声震天，越战越勇，直杀得“伏尸遍野”，金之精兵良将死伤大半，金将胡沙虎退到会河堡，被蒙军包围，一场血战，全军覆没。这次战争场面之宏大，拼杀之激烈，在大同战争史上颇为罕见。

　　十一月，成吉思汗命令大军从白登山两侧直扑金之西京大同府。力攻七天七夜，西京守将率领部下一百多骑弃城突围，西京各军群龙无首，也都纷纷向东退却。蒙古军派精骑三千追赶，金兵大败，追到翠屏山口，又被击败，溃军逃到居庸关，居庸关守将开门收容败兵时，不料，蒙古骑兵已追至城下，冲入关内，直指金之中都(北京)，成吉思汗攻下云内、东胜、武、朔等州，分别抢掠而去。

　　元太祖七年(1212)八月，元军再次包围西京，金之元帅左都监奥屯襄率师来救，成吉思汗派兵将其诱到密谷口，设伏截击，全军伤亡殆尽。奥屯襄只身而逃。接着，元军进攻西京，后因成吉思汗被流矢射伤而撤围。

　　元太祖十三年(1218)秋八月，木华黎从西京入河东，克太原、平阳及忻、代、泽、潞、汾、霍等州，大同府从此进入元之版图。

　　李文忠四伐北元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北京后，派大将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大军攻山西，八月，攻克太原。据守太原的元朝守将扩廓帖木儿仓皇出逃大同。

　　洪武二年(1369)正月，常遇春率郭英、汤和、耿炳文、汪兴祖直取大同，元扩廓帖木儿闻讯，急逃甘肃。拒守大同的元将竹贞弃城出逃，明军占领大同。

　　大同归明后，其周围仍有许多要地为元军所盘踞，逃亡多伦的元顺帝仍有相当势力，史称北元。他们相互策应，经常侵扰边境，成为明朝北边国防的大患之一。

　　洪武二年(1369)八月，屯兵盖里泊(今内蒙古沽源、商都间)的元顺帝命脱列伯、孔兴以重兵围攻大同，欲图东山再起。时张良臣投诚复叛。徐达率兵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攻占庆阳外围地区。张良臣向扩廓帖木儿求援，扩廓帖木儿为救援庆阳，发动了三方面的攻势：一攻大同，欲下太原；一攻凤翔，以牵制明军；一攻泾州断徐达后。明太祖诏偏将李文忠自北京进援庆阳，行军至太原时，听说大同被围，文忠和左丞相赵庸等商议：“吾与若等受命而来，阃外之事苟利于国者，专之可也，今大同甚急，若候进止，岂不失机!”(《明太祖高皇帝实录》)众皆赞同。于是回兵雁门关，在马邑击败元军游骑数千，擒元平章刘帖木儿。进至白杨门(今山阴、朔县间)，遇元兵夜里劫营，文忠阻水为营，坚壁不动。并预先派人把消息告诉大同城中守将。元将脱列伯获讯率精锐来攻，文忠先以两营诱敌，大军闭营不动，待到元军饥饿疲惫时，文忠分军左右包围夹击，自当前锋身先士卒，奋勇杀敌，遂大破元军，生擒脱列伯，俘获一万余众。孔兴败走，被手下部将所杀，提头来降，大同解围。元顺帝恢复之企图，经此失败，大受挫折。此后，明太祖对北元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派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等为副将，分兵北伐。徐达率冯胜、邓愈、汤和为西路军，出潼关征扩廓帖木儿，李文忠为东路军，出居庸关北征元主。同时以守御华云龙及大同指挥使金朝兴、大同都督同知汪兴祖等先进攻云中地区，以策应西路作战。二月间，华云龙在云州地区，擒元平章火儿忽答及左丞哈海等。金朝兴攻克东胜州(内蒙古托克托)，获平章荆麟等18人。汪兴祖克武州(五寨县)、朔州，元宗室四大王逃到静乐岢岚山中。六月，李文忠率十万大军出野狐岭北伐，至兴和，降其守将。进兵察罕脑儿，擒平章竹贞。进攻到开平时，闻元顺帝已死，昼夜兼程，穷追不舍，至北庆州，擒国公江文清等，降三万余众，追至红罗山，杨思祖等一万多人请降。李文忠因功封曹国公。洪武六年(1373)十一月，扩廓帖木儿兵至大同北，左副将军李文忠、右副将军冯胜率师北伐，获故元平章邓孛罗帖木儿、武平章康同佥。洪武七年(1374)四月，李文忠率兵再次北伐，至三不剌，擒故元平章陈安礼、木屑飞。至顺宁杨门，斩其将贞珠禄。至朔州，又擒其太尉伯颜不花。八月，攻克大石崖，抵达丰州，分道追击，擒元故官12人，军士二百余人。第二年，故元广平王保咱、司徒保保、威宁王帖木儿等11人自大同归降。尔后数年间，明太祖又数次派兵进行大规模围剿。明成祖五次亲征，才将明朝北边国防的三大患之一基本扫除。

　　明英宗土木被俘

　　明英宗朱祁镇时，蒙古瓦剌逐渐强盛，也先继承王位后，势力进一步发展，控制了东起辽河、西至关山东麓的大片土地。当时，为了和平共处，明朝对瓦剌实行“羁縻政策”，在大同、宣府等地设立马市，互通贸易。正统十一年(1446)冬季，也先派二千人来贡马，诈称三千人，以便冒领粮食，明廷核实人数后，把瓦剌贡马价格削减，激怒了瓦剌。从此，明朝与瓦剌关系破裂，局势紧张，双方都在调集军队，加紧备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也先率领大军兵分四路向明朝沿边大举进犯，也先率主力进攻大同。与明军在猫儿庄(阳高北)遭遇，双方激战，结果，明军初战失利，参将吴浩兵败身亡。为了堵截瓦剌的进攻，明大同守备郭敬担任监军，带领守将宋瑛、朱冕，都督石亨等，率军再次与瓦剌军队在阳高卫交战。由于郭敬不懂军事，胡乱指挥，这次，明军败得更惨，宋瑛、朱冕战死，石亨仅以单骑逃归，太监郭敬吓得躲藏在草丛中才幸免一死。明军接连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朝野震动，明英宗不顾大臣谏阻，在宦官王振的蛊惑下，执意御驾亲征，讨伐瓦剌。农历七月十六日，明英宗贸然起用五十万大军，从北京、宣府浩浩荡荡向大同挺进。八月一日，朱祁镇到达大同，这时，正赶上连日淫雨，大同守军缺粮受饿，加以连吃败仗，军队涣散。按军队实力，只要及时改善军队给养，振奋士气，做好部署和准备，明军仍然能够扭转战局。但是，明英宗昏庸无能，不听忠言，王振专横跋扈，不懂战术，不了解军情，他以为显示一下兵威，瓦剌就会退走，当大同守备太监郭敬向他汇报敌情后，王振谈虎色变，极力劝说英宗班师回朝。结果，五十万明军只在大同停留三天，也未与瓦剌军队交战，就慌忙撤离大同。

　　八月三日部队回师时，大同都佥事郭登进言：“如果大军取道紫荆关回师，可保无事。”但王振想借此机会让皇帝光临自己的家乡(王振是蔚州人)，以便炫耀自己的威风。于是，明军大队人马向蔚州进发，当进入双寨后，王振又考虑，这么多兵马来到他的家乡，必然会糟蹋自己的家园，破费他的一大笔财产，行了四十多里又折向东改道宣府，白白浪费了许多时间，给瓦剌军队提供了追击的好机会。十日到达宣府，瓦剌追兵赶到。明军仓促应战，一触即溃，恭顺侯吴克忠与其弟都督吴克勤双双战死。随后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又以四万兵力与瓦剌军队大战于鹞儿岭(今河北涿鹿西北)，遇敌埋伏，全军覆没。八月十四日，朱祁镇带领明军败退到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西)，随军大臣建议朱祁镇退驻怀来县城，固城自守，不懂军事的王振怕丢掉辎重，坚持住宿在土木堡。第二天黎明，也先率领大军追来，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水道断决，土木堡地势高旱，掘井两丈仍不见水，只是土木堡南十五里有一条河，但水道被瓦剌军占据。明军长途跋涉，人马饥渴，军心慌恐，一片混乱。十五日也先假装退兵撤走，遣使求和。王振不知是计，见瓦剌退兵，急忙下令将兵营移到近水地方。军队刚移动，也先率领劲骑突然掉转方向从四面冲来，顿时行列溃乱，明军争相逃窜，互相拥挤践踏，死伤数十万人，辎重骡马损失无计，尸体枕藉，惨不忍睹。随军大臣、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等五十多人战死身亡，英宗被俘，王振等人死于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明军土木堡之败，完全败于无计划、无准备，数十万众仓促登程，出发时已注定其必败之命运。及至大同仓促撤退，王振在指挥上毫无军事常识，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致军马辗转跋涉，贻误战机，以致丧师辱国。土木堡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郭登沙窝伏奇兵

　　明军经过土木堡惨败后，京城驻军不满十万，士气不振，军心涣散，有的大臣主张迁都，不少王公贵族纷纷潜逃。主战派于谦力排众议，拥立英宗弟朱祁钰为景帝，从各地调集兵马，招募民众抗战。景帝以参将郭登为总兵官，镇守大同。郭登为将作战智勇，训练军队纪律严明，他组织军民修城堞，备兵械，安慰士兵，祭奠死者，亲自为伤员敷药包扎，表示“吾誓与此城共存亡”的决心。

　　明景泰元年(1450)正月，蒙古瓦剌得知景帝即位的消息后，再度大举南侵，也先以五万骑兵经宣府东叩居庸关，作为正面牵制攻击。自己亲率主力经大同向东，以叩紫荆关迂回京西。当也先军队自顺圣川(今河北阳原县东)侵入大同东郊后，郭登亲自带兵尾追。日暮至水头(今大同县西坪乡水头村)宿营。半夜时分，探马来报，东西沙窝(今大同县瓜园乡东沙窝、西沙窝村)驻扎瓦剌兵营十二座。郭登当即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敌之策。会上有的将领说：“敌众我寡，难以取胜，不如带兵回城，以避其锋，保全我军兵力。”郭登说：“我军去城已远，距敌营已近，一旦退避，军心慌乱，士气不振，敌如以铁骑来追，必受其困，我便变主动为被动，有反被敌击溃之危险。不如主动出击，攻其无备。”并分析说，沙窝南阻桑干，敌不敢夜渡(那时候的桑干河百川汇流，水势颇大)，必向北逃窜，我于栲栳、狼窝、黑山之间设伏围歼，必获全胜。于是连夜兵分两路，一路由郭登亲自率领直抵沙窝，袭击敌营，一路前往栲栳山(即簸箕山)周围诸山设伏。

　　驻在沙窝的瓦剌兵对明军的突然到来毫无防备，仓促应战。郭登身先士卒，奋勇杀敌，亲手射杀敌将三人，所部将士个个冲锋陷阵，遂大破其众。瓦剌军果然不敢南渡桑干，怕半渡被击，便由马蹄山(今大同县东坪村北，李家干庄村南)向北溃退。郭登率军操后路追击。当瓦剌军退至李家干庄与阁老山间之盆地时，陷入伏击圈内。明军从山上冲杀下来，刀砍箭射，呼声震野。瓦剌军不能抵御，遗弃死尸及所掠人、畜、财物大败而逃。 

　　这一战役，郭登以八百人破敌数千骑。捷报传至京师，朝廷振奋，晋封郭登为定襄伯。四月，也先又以数千骑侵犯大同，郭登设伏于东关土城内，率军出东门迎战，佯败北走，将敌人诱入土城后，伏兵四起，将敌击败。 

　　六月，也先声称送英宗南还。带二千骑入侵大同，郭登打算夺回英宗，也先见势不妙赶快逃跑。也先开始认为明边空虚，又挟英宗同行，大同、宣府当不战而破，但经半年攻扰却一无所获，只好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二日送英宗南还。

　　俺答干戈化玉帛

　　明成化六年(1470)，蒙古鞑靼部统一大漠南北，成为明王朝的北方劲敌。正德时，达延汗就经常率兵侵入明边，抢掠物资，杀掳居民。到嘉靖初年，俺答做了首领，因为他占据河套肥沃之地，更是兵强马壮，拥有四万骑精锐兵力，给明廷以重大威胁。

　　嘉靖二十一年(1542)五月，俺答派石天爵来大同求贡，大同巡抚龙大有把他绑送京城，诡称是用计擒获的，以骗皇帝邀功。世宗大喜，升龙为兵部侍郎，并将石天爵处死。俺答闻讯，非常气愤，六月十二日率军攻掠朔州，二十三日抵广武，都指挥固宁战死，俺答乘夜入雁门关，直达太原、汾州（今汾阳县）、平阳（今临汾一带）等处，然后经忻、崞、代县，复掠大同镇、平鲁卫而回。此次南侵34天，共掠十卫三十八州县，抢牛马羊猪二百万头，烧毁房屋八万多间，毁田禾十万顷，杀掳人口二十多万，使明之山西居民家园尽毁。

　　嘉靖二十三年(1544)农历七月，俺答兵进犯大同，被总兵官周尚文在黑山打败。第二年农历八月，俺答又进犯大同，参将张凤，指挥刘钦兵败阵亡。嘉靖二十七年(1548)农历八月，俺答率兵再次进犯大同，指挥顾相兵败战死，周尚文在次野口打败俺答军队。

　　嘉靖二十九年(1550)三月，俺答驻威宁海子，六月进犯大同，总兵官张达率兵迎战，副总兵官林椿兵败身亡，全军溃没，这是明廷数十年间最大的惨败。八月，俺答大举进犯宣府入掠怀柔、顺义、通州，危及京师。大同新任的总兵官仇鸾率十万大军增援，俺答兵掳掠而退。

　　是年夏，俺答又犯大同，将精兵埋伏在沟壑之中，以一百多骑老弱士兵作为诱饵，引大同总兵张达出城迎战，至敌人埋伏地带，突然伏兵四起，张达战死，全军覆没。嘉靖三十一年(1552)春，俺答又犯大同，仇鸾奉命率师抗击，兵败而还。仇鸾被朝廷革职，病发而死。嘉靖三十二年(1553)八月，俺答率一万骑兵进犯大同，巡抚赵时春出城迎战，追到大虫岭时，伏兵四起，全军尽没，总兵李涞战死。嘉靖三十三年（1554）夏，大同总兵岳懋中战死。嘉靖三十六年(1557)，俺答子辛爱带领两万骑兵入侵大同边塞，杀死守备唐天禄、把总汪渊；秋毁坏营堡70多座。十一月，围攻右卫城。城内军民团结一致，“悉力捍御，士卒无变志”（《明史•鞑靼列传》），与鞑靼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守将王德战死后，军民无首，有一位在家休息的武将尚表自愿担任临时指挥，打退鞑靼军的数十次进攻。从嘉靖三十六年九月到次年四月，右卫城被鞑靼军队围困八个月之久，烽火断绝，孤军奋战，城内粮尽薪断，只得杀牛马充饥，拆掉房屋用木料当柴烧，许多人被饿死。消息传到北京后，嘉靖皇帝派兵部尚书杨博带领明军亲自出征，才得以解围。整个嘉靖年间，俺答入犯大同45次，可谓“边无虚日”。

　　隆庆四年(1570)，俺答的孙子拔汗那吉因婚姻问题，祖孙反目，拔汗那吉携妻孥八人逃到大同躲避。大同官员报告到总督府，总督王崇古大喜，说：“此奇货也!”令大同官员好好安置款待，并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上疏朝廷，请封拔汗那吉为指挥使。当时朝议多为不可，大学士张居正等人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促使明穆宗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俺答原来以为自己多次攻掠，得罪明廷，孙子自投罗网于大同，必死无疑。后来听说孙子不但没死，反被封官，真是且喜又愧，故把明朝降臣全部交还，换回拔汗那吉，并上书朝廷，表示愿世世代代服从明廷。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俺答妾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互通贸易。这就是历史上称之的“俺答封贡”。此后，鞑靼部贵族历代袭封，历黄台吉、扯力艮、卜失兔，共四代，直至明末，明北部边境平安无事。大同才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

　　在此事件中，王崇古从蒙汉两族人民的利益出发，及时抓住时机化解矛盾，化干戈为玉帛，不乏远见卓识。

　　李自成挥师进大同

　　明崇祯十七年(1644)农历二月，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汾州，占领潞安(长治)、河曲、静乐，又长驱直入攻下太原，山西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起义，“所在郡县，望风结寨，以拒官兵”。明朝在山西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 

　　李自成乘胜北进，带领农民军主力攻下忻州、代州、宁武，经朔县、山阴、怀仁进兵大同，准备直捣明朝都城北京。 

　　明末，大同边患不断，瘟疫流行，加上连年灾荒，连草根树叶都吃光了。“道殣相望，挈男抱女而求售者充满城市。”(清雍正本《朔平府志》)其时，明朝在大同的总兵官是陕西榆林人姜瓖，他见明朝政治腐败不堪，危在旦夕，也不想为明朝统治者卖命。姜瓖的哥哥姜瑄，原在昌平府任总兵，因犯事入狱，免去官职，赦放出狱后，来大同投奔姜瓖，经常散布不满情绪，劝姜瓖投靠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于是，姜瓖秘密地进行准备工作，暗中派自己的亲信李时华与农民军接了头。之后以奖励士兵固守城池为名，让代王府拿出库存银子、布匹分给士兵，从而得到士兵的信任和拥护。

　　当时，巡抚大同的右佥都御史卫景瑗坚决维护明朝的统治，决心背城一战，在城内驻有重兵，防范很严。为了除掉卫景瑗这个障碍，掌握大同兵权，姜瓖采用离间计，制造卫景瑗与代王之间的矛盾。他让部下造舆论说，卫景瑗是陕西人，和李自成暗中有来往，将要叛变，代王听到流言蜚语后，信以为真，对卫产生疑心。接着，又因为永庆王射杀了卫的仆人，更加深了卫景瑗与代王之间的矛盾。正巧，卫景瑗患腿病，很少出门理事，姜瓖乘机将军政大权独揽起来，以加强城门防守为名，派出自己的二百多亲兵把守四门，伺机而动。

　　农历三月初一，李自成率浩浩荡荡的农民军兵临大同城下，到处张贴布告：“迎闯王，盼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人们奔走相告，群情激奋。那时大同城有北关、东关、南关三座附城，城高池深，防守严密。姜瓖暗中与李自成联系，让农民军选择没有附城的西城门作为突破口。西城门虽有代王亲信永庆王坐镇把守，但守城的士兵实际由姜瓖部下控制和掌握，起义军一到西门，姜瓖射杀永庆王，打开城门迎接闯王军队入城。又以商议军情为名，派人引诱卫景瑗出来，卫毫无防备，被农民军所俘，李自成晓以大义，劝其投降，卫见明朝大势已去，自缢身亡。之后农民军分兵进攻府署各衙，围攻代王府，总兵朱三乐自刎而死。户部郎中徐有声、朱家仕等死于乱军之中。李自成杀代王朱传及其全家，同时开仓放粮，救济穷人，大同人民拍手称快。李自成在大同驻扎六天，三月初六，留张天琳率一万多农民军镇守大同，主力挥师北上，直捣京师。

　　清军血洗大同城

　　清军入关后，派恭顺侯吴惟华进攻山西，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十兵临大同城下，原已投降李自成的姜瓖，杀死留守在大同的农民军首领，开城降清。秋天，清廷颁姜瓖为征西前将军，并铸印以示信任。冬天，姜瓖统率大同、宣化诸镇之兵，配合英亲王阿济格在保德、宁武等地击败农民军高一功，姜因此于次年六月进京觐见顺治皇帝。

　　清军入关后，对汉族人民大肆屠杀，并施行圈地、剃发等民族高压政策引起百姓的仇恨。清顺治五年(1648)，南明抗清形势大振，桂王政权波及七省，山西除太原外，大部分地区已与陕西连成一片抗清，南北呼应，声势相结。时任大同总兵的姜瓖，由于投靠过李自成，且带有重兵，驻防要地，清政府对他很不放心，姜瓖也深知自己面临的危险处境。这年十一月，清廷派英亲王阿济格、博格统兵驻防大同，以防备葛尔丹。姜瓖心虚，怀疑是来对付自己的，农历十二月初三(1649年1月20日)，乘宣大总督率领司、都官员出城察看粮库的机会，关闭城门，举行起义，自称大将军，又率军出城袭击清军，阿济格猝不及防，一直被追到阳高城下。清政府在大同的官员进不了大同城，只好把大同府治所临时设在阳高，把大同县治所设在怀仁县西安堡。

　　姜瓖举兵反清后，立即派姜辉、姜建勋分兵向雁北各地进兵，同时向全省各地发出檄文，号召明朝旧官吏、旧军人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起义军很快占领左云、右玉、平鲁、井坪、朔县、山阴、浑源等地。姜建勋带兵进攻左云城时，左云驻军马上响应，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左云城。姜瓖派浑源宝峰寨人方三回浑源发动起义，方三联合浑源守备唐虎，杀知州荣尔奇，轻取浑源城。平鲁杀参将佟国士举义，朔县守备张子义与其子倒戈反正。广灵县的李青响应姜瓖号召，带领千余人，围攻广灵县城，“广灵烟火不举数日”，广灵县令派人从西城墙上缒城而下，向清军求救，清援兵赶到，与城内官兵内外夹攻，起义军腹背受敌，李青被俘身亡。

　　起义军占领雁北大部分地区后，姜瓖派姜建勋带兵南下，出雁门关，攻打山西各地，一举攻下宁武、忻州。偏关县的万练也举兵抗清，自称偏关道，岢岚、保德等县望风降附，势如破竹，抗清怒火，一点即燃。接着，姜建勋又向晋中进发，很快攻克了汾州、交城、文水、祁县、太谷、清徐、平遥、介休等地。在晋南一带，明朝官员虞元、白璋、张万全等起兵占领蒲州、运城、绛县、解县等地。不几天，“近至山西境内，远至陕甘，明代遗臣旧将，多起兵应之”，山西全省震动。

　　起义军的顺利进军，给清朝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清朝山西巡抚祝世昌一面派兵层层设防，一面请求派重兵增援山西。清政府派固山额真巴颜等将载红衣大炮奔赴大同，将大同团团围住，又派摄政王多尔衮带领禁旅前后两次来大同督战，坐镇指挥。在大兵压境下，大同城内军民与姜瓖一道投入保卫大同城的战斗。清兵几次攻城，都被起义军击败，清兵受到重大伤亡。多尔衮见大同城一时难以攻下，暂时把兵力转向各县。农历三月，多尔衮派兵攻打浑源城，方三、唐虎闭城坚守，与清兵血战到底，最后，清兵用铁炮轰开东北城角，涌入城内，方三、唐虎血战身亡，起义军与城内人民惨遭屠杀。接着，应县、山阴的原清朝官吏，开城归降了清朝。农历四月，阿济格派清兵攻打左云城，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最后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城破后，城内军民遭到血洗。正在清军残酷镇压雁北各地起义军的时候，农历五月，姜建勋带领的起义军与清军大战于太原，重创清兵。随后，南下的起义军接连攻破辽州(今左权县)、沁州(今沁县)和潞安府(今长治市)、泽州(今晋城县)。其后，起义军在汾州被清兵袭击，寡不敌众，伤亡很重，姜建勋不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到农历八月，晋中、晋南、晋东南等地的起义军很快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

　　当时，大同已变成一座孤城。由于长期被围困，城内粮食缺乏，许多人绝饮断炊，起义军兵力也不断伤亡，多有战死饿死者。八月，阿济格再次亲征大同，这时，大同被围已达九个月，城内人心惶惶，清廷多次送书向姜劝降。八月二十六日，姜瓖部下将领杨振威等斩姜瓖及其兄姜琳、弟有光，打开城门投降了清朝。清军入城后，对起义军进行了最野蛮的屠杀，一时间，尸体狼藉，血流成河，大同变成一座死城。姜瓖府衙(今乱衙门街)及住宅(兰池街)均被掘地三尺，大同城墙拆去五尺，从此，大同废府，不立官。直到顺治九年(1652)才将府治从阳高迁回大同，但城内仍然人烟稀少，荒废不堪，清政府只好从各地移民，大同才逐渐复兴。

　　姜瓖领导的抗清斗争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持续时间达九个月之久，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全国少有，它鼓舞了山西和全国各地的抗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山西的统治。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一是起义军力量分散，缺乏互相配合和支援，以致被清军各个击破；二是起义队伍有一批明朝旧官吏、旧军队，成分复杂，最后被部将杀死，导致起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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