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与演变

    大同佛教始于东汉，盛于北魏、辽、金，延续于元明清。据清•道光《大同县志》载，汉明帝(58～75)时，在城东北，建通光寺(北寺)，此为大同最早的佛教寺院。大同佛教盛行为北魏王朝。魏道武帝拓跋于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在“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的同时，崇信佛教，在平城建立塔寺。魏灭北凉，俘虏僧尼3000人，北凉国人3万户到平城，魏都畿内佛教开始盛行。477年平城有寺院100多所，僧尼3000余人。兴光六年(454)文成帝下令建五级大寺，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尊，各长一丈六尺，共用铜2.5万斤。和平年间(460～465)，魏文成帝令昙曜在平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皇兴三年(467)，魏献文帝在平城造永宁寺，“构七级佛图(七级塔)，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铜10万斤，黄金600斤。不久又造三级石塔，高十丈，全部用大小石块构成，“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高祖等帝常在寺院内设供，施僧衣、宝器，庙内常设会，行道讲课，讨论佛义。昙曜曾与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水经注》称“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 

　　隋唐以来，大同佛教虽有发展，文字记载较少，实物仅存善化寺，唐明皇开元年间(713～741)赐“开元寺”，成为当时的国寺。到五代后晋时(936～947)更名为大普恩寺。 

　　辽改云州为西京。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代(983～1101)时期，佛教发展极盛，辽圣宗降旨全国尊崇佛法，大力建造佛寺，抄刻经藏。兴宗继位后，皈依受戒，铸造银佛像，编刻大藏经。道宗通梵文，对佛教华严经有造诣，撰有《华严经随品赞》十卷，使佛教尤其是华严宗大为盛行。据《佛教史》载，“当时辽西京大同府所辖五台山，为华严宗的中心……”。现存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观音堂建于重熙六年(1037)；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建于辽清宁二年(1056)，当时大同除城内华严寺外，大同东关和口泉还建有两座华严寺。据《辽史•地理志》载，“清宁八年(1062)辽道宗巡视西京，遂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此时的华严寺不仅是参禅礼拜和储存经藏的敕建寺院，还具辽皇室祖庙的性质。辽中叶后一百多年是此寺的极盛时期。 

　　辽末天祚保大二年(1122)，金兵攻陷西京，华严寺等寺庙遭到严重破坏，据现存殿内金大定二年(1162)《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载，“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灭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存焉”。经藏是指薄伽教藏殿，影堂即建国后拆毁的海会殿。保大之战，大普恩寺遭到兵燹破坏，“仅存者十不三四。”云冈十寺窟前木构建筑辽末也毁于兵火。 

　　金建国后以武力灭辽，又继承辽代社会盛行佛教风俗，南侵时又受宋地佛教影响，金代佛教得到发展。金天会二年(1124)，太宗命善祥和尚在应县建净土寺；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1128～1143)历时15年由住持和尚圆满大师主持重修大普恩寺(今善化寺)。 

　　金天眷三年(1140)在上华严寺大殿旧基上重修大雄宝殿，大殿东向，面阔9间，进深5间，总面积1559平方米，建在4米高的巨大台基上，为现存古代木构宗教单体建筑中规模最大者。大殿正脊北端琉璃鸱吻高4.5米，为金代原物。 

　　对云冈石窟进行整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拔河道”，南移百米，以防水浸石佛。重修云冈十寺，“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凡三十楹……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 

　　元代大同佛教遗迹较少，对寺庙多为重修补建。元代佛教以喇嘛为帝师，元太祖成吉思汗曾命后裔，给各宗教以平等待遇。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延请西藏名僧帕恩巴为帝师。以后帝王即位，必先就帝师即位。 

　　明代由元代单崇喇嘛教转为对汉族显教各宗派的支持。洪武三年(1370)“没收华严寺为官产，改大雄宝殿为大有仓”。洪武二十四年(1391)教藏置僧纲司、复立寺。宣德二年(1427)了然和尚制木制佛像3尊，并重修殿堂、壁画、天花藻井。成化元年(1465)资宝和尚补塑泥像二尊，填设6位天人像和20尊天王像。下华严寺、善化寺、观音堂等寺院均有明代遗物。兴国寺、宁静寺、慧泉寺、帝君庙、极乐寺等寺庙均为明代所建。 

　　清照明制，禁止擅造寺庙佛像，对已有寺庙不许私自拆毁，不许私废僧尼，对僧道一律发给度牒。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亲征厄鲁特噶尔丹，冬十二月回銮幸大同，曾到大同云冈石窟寺，并题“庄严法相”御书匾额。清代佛教建筑、文物遗存较多。现存上华严寺佛图壁画887.25平方米、上华严寺大殿台基下的崔卿云书写的砖刻《黄蘖、永嘉禅师语录》；云冈石窟五、六窟前的木质楼阁；宝塔寺、七佛寺、白衣寺、清凉寺、天尊庙、开化寺等。清顺治五年(1648)姜降而复叛，次年多尔衮亲自督战围城达九个多月，城破后清军屠城，许多佛寺道场、珍贵文物，重受浩劫。顺治九年(1652)府县复还故治后，才逐渐复兴。 

　　辛亥革命以来，各地创办佛教学院，曾有南北各地来同的法师进行传戒、讲经、举办佛事道场。 

　　1937年日军侵占大同，云冈石窟被日军掠夺，日人在城内圆通寺举办佛学院，城内西街准堤庵也住上日本和尚。当地和尚纷纷去五台山和应县等地。 

　　1945年妙明法师从河北涿鹿县来同，在慧果法师主持下，举办大同丰德学戒堂，妙明法师任主讲，讲有《沙弥律仪》、《礼敬事仪述》、《四分律悬述》、《阿弥陀经》、《盂兰盆经》、《地藏经》等。学习僧众30余人，并经常举办佛事道场，依戒结夏安居，按时布萨。在家信徒近千人。后三义和尚从丰镇来同，接替慧果法师，任善化寺住持。其时上华严寺住和尚十余人，住持云生和尚；宝塔寺住持传妙和尚，俗称老修行；兴国寺住持定西和尚；圆通寺住持仁雨和尚；准提庵住持足智和尚；七佛寺有僧尼十多人，住持如戒比丘尼。大同市僧尼计120余人，其中尼众20人。 

　　1949年5月大同和平解放后，大同市寺庙及财产均由当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统一领导经管，选仁雨、三义为代表，进行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学习时事政治。庙产由僧人管理，收取房租，凡有劳动能力的僧人，参加文物清扫、美化寺院工作，做到佛事、劳动两不误。组织参加社会有益活动，抗美援朝征集募捐等。“文化大革命”中，除云冈、华严寺、善化寺等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其余寺院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许多寺庙先后被机关、学校、工厂占踞。僧尼有的到五台山，有的被迫还俗，有的自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落实宗教政策，僧尼先后回归寺院，庙产交由僧人管理，按照佛教传统过上正常的宗教生活，基本做到僧像僧、庙像庙。上华严寺原是十方常住，接待十方过往僧众和临时挂搭的任务。1958年大同市有僧尼19人(比丘尼3人)，在家信徒有487人，按照佛教节日，举办佛事道场。上华严寺为大同市佛教的活动中心，寺内除健全僧职(执事)外，并成立寺庙领导组，由7人组成，制定十条制度。寺内有学习业务小组，每周两次研究佛学常识和有关经典的学习。每日除二时课诵外，参加寺内旅游服务，做到劳禅并举。寺内经济收入为集体所有，凡寺内僧人每月每人生活费30～60元，衣服、医药统由寺内供给。寺庙工程修缮，小型维修由寺庙负责，重大修缮申报国家拨款。 

　　1949年大同解放前大同市共有僧尼200余人，其中比丘180人，比丘尼20人。1955～1963年大同市有僧尼70人，其中比丘64人，比丘尼6人。1984年大同市有僧尼19人，其中比丘15人，比丘尼4人。1985年人数有所增多。1949年前各地僧众来同朝拜云冈石窟等寺庙，往来常住僧人上百人。建国后有所减少。“文化大革命”动乱时几乎绝迹。1979年以来，宗教活动恢复正常，上华严寺僧众逐年增多，口泉华严寺、观音堂、口泉观音殿、北龙王庙、朝阳寺等寺庙也分别常住和尚或尼姑，往来僧众也逐年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