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时期的大同佛教
（李树云）
佛教东汉时期传入我国，并逐步向大江南北传播，北魏时，作为都城，大同成为北中国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驿站，佛教开始传入大同并迅速发展，云冈石窟的开凿及大量佛教雕刻的出现表明，其时大同是北中国的佛教中心，也是我国佛教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因为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基础，西京时期的大同一直是北方佛教重地，并为这一时期佛教在北中国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一、辽代大同佛教
契丹族崛起于辽河流域，916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王朝，辽文化也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它一方面吸收汉族文明，大兴儒教，另一方面佛教也随之兴起。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大同划入辽的版图。大同地区原本就十分发达的佛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辽代佛教的发展，辽重熙十三年（1044）大同改云州为西京，成为辽五京之一，政治地位的提高、辽王室的大力推崇，使大同地区的佛教文化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辽初期的大同经过多次兵燹经济凋闭，百废待兴，一切都在恢复之中，可资研究的佛教建置较少，佛教文化更多地体现在已发掘的早期辽墓中。已发表的考古资料显示，早期的大同辽墓虽文化特征简单朴素，但目前发现的三座辽早期墓葬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大同龙新花园辽墓、大同新添堡许从赟夫妇合葬墓均随葬有形体巨大的陶质塔形器。新添堡辽墓是辽景宗乾享四年（公元982）的一座壁画墓，是目前晋北地区发现的唯一的辽代早期纪年墓，随葬的一组大型陶器魂瓶、魂塔、魂罐上装饰有莲瓣状附加堆纹、作舞蹈姿态的童子、身躯健壮作承托姿势的力士、联珠纹、彩绘卷云、花朵、兽面、菱形纹和火焰纹等图案。魂瓶、魂塔这类明器在大同地区唐晚期墓葬中就已出现，辽早期这种葬俗依旧沿用，器物的形体也更为巨大，这类充满神秘色彩的明器，一方面用以祈求死者的灵魂能得以安息，另一方面从类似的装饰常见于辽代佛塔之上推证，魂塔上硕大的莲瓣、健壮的力士等具有浓郁佛教色彩的纹样是佛教广泛流传的直接反映。
辽中晚期大同佛教的显著特征是大量寺院塔疃的兴建，这也是大同作为西京近二百五十年中佛教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丁卯，改云州为西京”。“辽既建都，用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大同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而重熙间（1032—1055）辽兴宗崇佛更甚，“重熙八年十一月……戊戌，辽命皇子梁王召僧论佛法。辽主重佛教，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这一时期大同佛教文化的繁荣昌盛突出表现在大量佛教建筑的兴建，重熙六年（1037）在西郊建观音堂，殿内供奉六米高的石雕观音菩萨立像。重熙七年（公元1038）在府城西建薄伽教藏殿，薄伽教藏意为贮藏佛藏之所，
1974年勘查应县佛宫寺木塔时在四层主像内发现了辽代秘藏一百六十件，包括七珍与佛牙舍利七十件、辽藏十二单卷、刻经三十五卷、杂刻杂抄二十八件，从辽藏的题记可知，雕印俱佳的契丹藏始刻于辽统和时期，这部五百七十九帙的汉文大藏经对中国佛教史产生过深远影响。薄伽教藏殿内现存金大定二年《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藏教记》（以下简称段子卿碑）载“及辽重熙间，复加校证，通制为五百七十九帙。则有《太保太师入藏录》具载之云。今此大华严寺，从昔以来亦有是教典矣。”由此可知薄伽教藏殿为入藏契丹藏而建。薄伽教藏殿壁藏为二层楼阁式建筑，柱头铺作为七铺作双杪双下昂重拱计心造，是目前所知辽代斗拱中最复杂的一种，斗拱等级差在盛唐即已形成，不同的斗拱形制代表着不同的建筑等级，形制越复杂等级越高，虽然是小木作，七铺作的斗拱反映了壁藏在整组建筑中的重要性。
重熙十八（1049年）年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之后的道宗清宁间佛教建置依然不断，清宁二年（公元1056）建造了高达67.31米的应县佛宫寺释伽塔。承五代以来已盛于辽境的建立家寺之俗，清宁八年（公元1062）辽王室更在薄伽教藏殿北侧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这所规模宏大的寺院包括九间殿、七间殿、五间殿等多处建筑，使华严寺不仅成为皇家寺院，而且具有了祖庙的性质。大安五年（1089）在灵丘建觉山寺塔，另在府城西南六十里丈人峰建禅房寺砖塔，在现新荣区拒墙堡建南堂寺等。《辽史》卷36《兵卫志下》：“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辽制，一户出二丁。若以每户五人计，则当时西京大同府约八十万人”，可以想见这座人口不足百万的都市寺院林立，至今仍保存完好的辽代佛教建筑有规模宏大、比邻而居的善化寺与大华严寺及观音堂、禅房寺、觉山寺、慈云寺等，鳞次栉比的寺院更清晰地昭示了辽代中期大同佛教的空前盛况。
经过辽中期的高度发展，至辽代晚期诵经礼佛已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民俗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从大同地区目前发现的辽晚期墓可以窥见在西京大同府，佛教不仅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葬俗上，人们多在葬具或墓室内刻写咒语真言，以求死者灵魂得以超升或解脱。1961年3月至1962年7月在大同北郊约五公里卧虎湾发掘的辽墓中，石棺盖内竖写行书墨迹六行：“……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一字法舍利塔记。唵引步噜唵三合。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乾统柒年拾月捌日再建，孙僧怀谦、公孝、公义写记。亏壬唵齿临。重孙箂哥、庆哥、僧德拱记”。
“诸法因缘生，我说是因缘；因缘尽故灭，我作如是说。”是《佛说造塔功德经》末尾偈语。墓中另出土净法界真言碑一块，碑正面刻“智炬如来心破地狱真言”，背面刻“净法界真言”。1956年10月在大同西南郊十里铺村东南约1里处发掘的三座辽代墓葬，石棺盖上均刻有梵文真言。一些墓葬除在石棺上写有梵文外还在壁画上有所表现。1954年在大同北郊卧虎湾发掘的两座辽壁画墓棺床朱绘莲花毯，石棺上书写梵文，1号墓北壁绘花卉围屏五条，上画帷幔，在帷幔的上部，有梵文墨迹。表现在葬具上，一些是将象征佛教的莲花图案刻在骨灰罐或绘于棺床，另一些则直接使用塔形棺盛敛骨灰。1957年9月在大同城西南五公里十里铺村发掘辽墓一座，葬具为肩部饰有莲花瓣纹的黄白釉刻花罐,随葬器物陈列在棺床上，在骨灰罐前陈列的三块砖上涂白地朱绘莲花图案，棺床上绘朱色莲花毯。1957年在大同机车厂辽墓出土的葬具为塔形棺。伴随着辽朝上下广为崇佛之风，立寺建塔渐成风尚，这种塔形棺应是这种风尚浸润所致。表现在随葬器物上，虔诚的信徒用生前礼佛之物陪葬，1955年大同南郊周家店辽墓出土一串骨质念珠，同时出土有陶质香炉。大同晚期辽墓中出土的墓志则更详尽地记述了墓主人生前的佛教活动。
从大同现存佛教遗物可以看出，辽代大同的佛教宗派呈多样性。具有祖庙性质的华严寺表明华严宗为辽代佛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当时西京所辖的五台山曾为华严教学的中心，并对辽代佛学产生很大影响。辽道宗本人对华严学也有造诣，撰《华严经随品赞》十卷。1958年6月大同新添堡辽代壁画墓出土天庆九年刘承遂墓志，记录他生前“身居俗谛，念契佛家”，不仅粧印《大藏经》全，而且请诸师读《大藏经》，又于王子寺画毗卢会，洎暖汤院绘大悲坛及慈氏相，井楼内画观音菩萨像，毗卢舍那佛为华严宗供奉的主尊，《华严经》认为“一切佛菩萨全是毗卢佛的应化身”，民间在佛寺内绘毗卢会，也证实了《华严经》的盛行。墓志及葬具上普遍存在的咒语真言说明密教也在民间广为流行，另外从华严寺大定二年碑记载“礼药师佛坛”、刘承遂墓志记载“绘慈氏像”“观音像”来看，药师佛信仰、弥勒净土信仰、观音信仰也流行于民间。
大同辽代佛教对于辽代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佛教建筑上，现存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壁藏构筑精巧，风格独特，被誉为海内孤品，大同善化寺为全国最大的辽金建筑群。在佛教艺术上，薄伽教藏殿内二十九尊塑像为我国现存辽塑中的精品。大同的佛教遗存也为辽史的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史载辽人多舍男女为僧尼，1961年卧虎湾M3的棺盖铭文中有“孙僧怀谦、重孙僧德拱”，董承德妻墓志中有“孙女尼圆朗”的记录，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史实。
二、金代大同佛教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建国之前他们信仰原始的萨满教，建国之后佛教逐渐传入。金太祖完颜旻天辅六年（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平定西京，并因袭辽制，仍定大同为西京，有着广泛信徒的大同佛教文化很快蓬勃再兴。金提倡以儒治国，以佛攻心。西京大同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是女真人向南攻略的大后方，出于政治上的需求，从女真人进入大同开始，为了争取信仰佛教的汉人、契丹人的拥护和支持，便大力发展佛教。
金天会至皇统年间，西京大同的佛教发展主要表现在对遭辽末战争破坏的寺院进行修复重建。金天会二年(1124)，“故元帅、晋国王到寺（云冈石窟寺）随喜赞叹，晓谕军兵，不令侵扰；并戒纲首，长切守护。又奏，特赐提点僧禅紫衣，并“通慧大德”号。九年，元帅府以河流近寺，恐致侵啮，委烟火司差夫三千人，改拨河道。”（《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以下简称曹衍《金碑》）。天会八年（1130）西京大普恩寺开始维修。这座规模宏大的寺院经辽未战争重创，“楼阁飞为埃坋，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文见《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以下简称朱弁碑），皇统三年（1143）落成后的普恩寺“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珠、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楹”（朱弁碑），为西京巨刹，这些建筑基本保存下来，是现存全国最大的辽金建筑群。出使金国被扣留的大宋使臣朱弁在普恩寺居住十四年，亲历了维修的全过程，并写下著名的《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天眷三年（1140）华严寺维修，该寺院在金攻打西京之役中被毁，“伏遇本朝大开正统，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见段子卿碑)只有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等五座建筑幸存。僧录、通悟大师慈济组织僧众，耗资“十千余万”，“乃仍其旧址，而特建九间、七间之殿，又构成慈氏、观音、降魔之阁，及会经、钟楼、三门、垛殿。”后僧人省学“聚徒兴役，刈楚剪茨，基之有缺者完其缺，地之不平者治以平，四植花木，中置栏槛，其费五百余万焉。”维修后的华严寺虽不及辽时的规模，却也焕然一新，如同重建。九间殿大雄宝殿面阔53.75米，进深29米，是现存全国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皇统三年（1143）, 云冈石窟开始维修。“于是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香厨、客次之纲常住寺位，凡三十楹，轮奂一新。又创石垣五百余步，屋之以瓦二百余楹。” 山门气象，翕然复完，这次维修耗资二千万，到皇统六年（1146）竣工（曹衍《金碑》）。“女真人真正接受佛教是从熙宗时期开始的，熙宗本人已成为虔诚的佛教徒，在皇帝的倡导下，金国佛教大盛”。大同寺院的重新多在熙宗朝完成，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熙宗开始，“全国从上到下设置一套佛教组织，正式赐予各级佛教领袖以不同的僧官号，京师的最高宗教领袖称国师，帅府设僧录或僧正，州郡设都纲，县设维那，根据他们的资历和学问不同，分别赐予大师、大德等法号”。西京大同府设僧录，华严寺就是在僧录通悟大师的组织下重修的。从大同现存金碑可以看出，《朱弁碑》碑记载皇统年间重建普恩寺的紫褐师德有10名之多，其中包括管内都僧录3名，另有立石沙门53名，比丘40名，《段子卿碑》记载僧录1名，具有大师、大德法号的高僧达25人，长老4名，比丘21名，加之云冈石窟寺及其它寺院更多未见记载的僧侣，应该是个较为庞大的数目。金“大同府，……户九万八千四百四十四”，那么无论是寺院数量还是僧侣数量所占比例已相当大了。可见当时大同佛教信徒广泛，僧侣众多而且高僧云集，是北方佛教重地。
金世宗大定期间大同佛教更加兴盛。大同这一时期的佛教遗存较多，华严寺段子卿碑、善化寺朱弁碑记录翔实，从中我们可以得知大量的佛教活动信息。《段子卿碑》刊刻于大定二年，不仅叙述了辽金之际华严寺的兴衰，而且详尽记录了金代大同佛教中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大定初年重修“薄伽藏教”。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辽代入藏有《契丹藏》，保大战乱之后，教本遗失过半，错杂不完。寺僧发起了由800人组成的阵容庞大的薄伽邑对藏经进行重新修订，“遍历乎州城、郡邑、乡村、岩谷之间，验其厥目，从而采之。或成帙者，或成卷者；有听赎者，有奉施者。朝寻暮阅，岁历三周”，对散佚部分的补全主要来源于民间，可见民间藏经内容宽泛，数量巨大，它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当时佛教信徒遍布于各个角落。《朱弁碑》即《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之记》写于皇统三年，大定十六年刻成，记述了普恩寺的维修过程及规模。以上两碑是目前研究大同辽金佛教、建筑、雕塑最重要的文字资料。现存其它碑铭有正隆四年（1159）《观音院故敬公塔记》、大定七年（1167）《善护大师塔铭并序》、大定十七年（1177）《普恩寺释迦院章师墓铭并序》和《普恩寺高僧院英师幢铭并序》、大定二十年（1180）明真济大师塔铭》、大定二十一年（1181）《大金国西京奉恩院首座沙门皓英、道信普通塔记》等。从这些实物资料得知，大定年间大同除华严寺、普恩寺、云冈石窟寺外，尚有西京报恩院、西京奉恩院、观音院、清凉院、兴严寺、永宁寺、宝林寺、大圣寿寺、弘法院等，可谓兰若相望，盛况空前。
金代晚期，虽然国势日衰，佛教却依旧兴盛，特别是女真贵族信佛的人越来越多。刻成于明昌元年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铭》，便是由金世宗长子汉王永中立石、永中长子石古乃书写的，著名书法家党怀英为此碑篆额，这标志着金代晚期大同佛教的继续繁荣。
“金代的佛教政策受宋王朝影响更深，思想上也更多与宋地佛教接近，主流也是禅宗”，禅宗形成于唐代，并分为五家七宗，宋代创派于北方的临济宗特别活跃在南方，而由于金国的边界不断向南扩展以及临济宗势力的南移，源自南方的曹洞宗则在北方站住了脚，大同博物馆藏有《大金普照禅寺浃公长老墓铭》，碑文记录浹公长老曾到云中参见曹洞宗高僧佛日显老，可以看出金代大同为禅门曹洞宗的道场。
三、元代大同佛教
金灭至1271年元建国期间大同由蒙元政权统辖。“元初置警巡院。至元二十五年，改西京为大同路。”大同作为西京的历史就此结束。大同作为元西京时期十分短暂，可资研究的佛教资料也较少，但现存于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的《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以下简称元碑）记述详实，所涉历史人物众多，表明这一时期大同佛教十分昌盛发达。
元碑记述了1248年对华严寺的维修，显示这一时期大同佛教依然延续着原有繁荣。金末战火频仍，从元碑的记述中可知华严寺愈加衰落。“院门牢落，庭宇荒凉，官物、人匠、车甲、绣女，充牣寺中”，
慧明法师住持华严寺之后，“并令起之，移局它处”，并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大殿、方丈、厨库、堂寮朽者新之，废者兴之，残者成之，有同创建。又于市面创建浴室、药局、塌房及赁住房廊近百余间，维修后的华严寺“金铺佛熖，丹漆门楹，供设俨然，粹容赫焕，香灯璨列，钟鼓一新。”同时慧明法师还对寺内藏经进行了修订。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是华严寺的藏经之所，辽代庋藏有著名的契丹藏，保大之乱后，经藏大多失落，金代慈慧大师将其补葺完备。元代华严寺《藏教》再遭零落，慧明法师携其徒“或写或补，并令周足”（见元碑）。这是继金碑之后对契丹藏的最后一次记述，之后，明清对华严寺也有不同规模的维修，但碑记里再没有提到藏经问题，契丹藏失落于何时也无从得知。
元碑涉及众多知名高僧，表明元初的华严寺为北中国佛教中心。碑文的撰写者为兴平府道者山大云峰寺住持、袭祖如意老人祥迈。祥迈，俗姓呼延，太原人，“博通内外典章，洞彻禅微理政，住持名都巨刹”。至元十八年佛道庭辩，如意长老为十七名持论高僧之一，至元二十三年奉旨撰《至元辨伪录》五卷。如意长老著述颇丰，另有为北京妙应寺白塔撰《圣旨特建释伽舍利灵通之塔碑文》、为慧明法师撰《西京大华严寺佛日圆照明公和尚碑铭并序》等。元碑所涉另一位高僧是元初著名禅师海云。海云禅师，讳印简，生于金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8岁出家，师从中观沼禅师，十八岁被成吉思汗赐“寂照英悟大师”，之后的历任可汗对印简禅师均优礼有加。《元史》卷3《宪宗纪》记载的“辛亥夏六月，……以僧海云掌释教事”。1257年，海云禅师示寂，谥“佛日圆明”大师，并被奉为国师。
海云禅师既是临济宗的尊宿，又具有极强的政治活动能力，除佛法之外，他还以孔孟之道为万世帝王之法对蒙古诸可汗进行劝导，这对蒙元政权的汉化政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蒙元初期更多生灵免遭涂炭做出了巨大贡献。
海云禅师曾住持过兴洲（河北滦平）仁智寺、兴安（河北承德）永庆寺、燕京大庆寿寺等华北名刹，而且与大同华严寺也有着极深的渊源。
1250年，西京忽蘭大官人，府尹、总管刘公，华严本主法师英公具疏，敬请海云印简住持本府大华严寺。海云携慧明禅师一道来到华严寺，并由慧明代为住持。1256年八月海云禅师再入云中，居住在华严寺西堂，1257年四月四日海云禅师圆寂于华严寺。延祐元年（1314年）皇帝诏令于海云法师住持过的大刹树立碑塔其中包括庆寿寺，西京华严寺、龙宫寺。目前华严寺尚未发现海云碑塔，但大同善化寺现存一枚八棱石幢，上书《佛日圆明海云祐圣国师舍利宝塔》，塔铭记述了海云七坐道场，四主庆寿、斋僧百万及延祐间八处建塔一事。
元碑主要记述慧明禅师的行实。慧明,蔚州灵丘人,少年时依西京崇玄寺崇业大师出家，后抵燕之庆寿，参海云老师，洞悉临济宗旨之后于1245年退隐灵丘曲回寺，“荒蓝废址，重兴新之”。曲回寺始建于唐，辽金均有修建，金末元初该寺毁于战火。慧明法师集诸徒众，“仍旧址起建三间佛殿，复兴洞房十间”。慧明法师1250年代师住持华严寺，1252年受尚在潜邸的忽必烈之命，永住大华严寺。1253年，被太祖之女独谟干公主加封“佛日圆照”徽号，1255年任大庆寿寺住持。因“皇帝及东宫太子屡于庆寿寺作大法会，师厌于将迎，退归灵丘之曲回寺”（见元碑），之后由于西京官僚及其徒昭冲之请，继续住持大华严寺。至元七年（1257年）二月在华严寺圆寂。他的嗣法弟子七人，均为一方法主。筠庵昭冲奉旨住持大庆寿寺，承海云之道，为僧门总统；松溪义辩住持西京南关崇玄寺；隐庵法钟住持华严寺，蓬庵宝印住持曲回寺等。
从祥迈、海云、慧明等高僧往来其间可知元代的西京大同不仅是禅门临济宗的道场，也是北方一处重要的佛教圣地。这一时期大同佛教另一重要事件是元世祖忽必烈于1285年集全国僧侣四万人在西京普恩寺（大同善化寺）举行资戒会七日。充分说明此时的西京大同也是全国的佛传重镇。
大同1044年大同升为西京，金代沿袭辽制，作为辽金政权的政治中心之一，大同的佛教文化高度发展，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华严寺、善化寺，大同西京时期的佛教为我国佛教史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随之兴盛的佛教建筑、佛教塑像为我国建筑史、雕塑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