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化对大同民间信仰的影响

（张月琴） 

　　在日本学者前田正名的著作《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中，是这样描述养育了这片土地的母亲河的：桑干河，“自山西高原北端东流，下游则称为永定河。这条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区接近中国农业耕作区的北限地带。在历史上，当中原王朝势力强盛的时期，汉人从事农业耕作的景象便在这一地区普遍展现出来，但当北方游牧民族的统治波及时，农业耕作景象又开始衰退，而由畜牧景象取而代之，占据优势地位。……它是漠北游牧民族向中原发展时的必经之地，特别是桑干河上游地区，它是带着重要意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2]由此可见，将大同作为一个蒙汉交界之地的典型区域来透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近代大同民间信仰的研究应该关注的方面很多，笔者主要关注大同地区民间信仰的神灵和仪式，曾经撰写有《明清边塞城堡的庙宇及其祀神》、《清末至民国山西北部堡寨聚落的城隍信仰》、《大同地区祈雨仪式与权威的建构》、《近代乡村的赛戏仪式与社会秩序——以大同地区为例》和《从女性祀神体系看大同地区社会风貌》。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大同地区家庭祀神众多，以佛教神灵为主；传统的宗族血缘观念相对淡薄，家庙或族庙较少见。而历史、地理和社会变迁影响下的地域特色则相对突出。例如，广泛祀奉阴间神，注重驱鬼逐恶；女性神灵地位较高；佛教文化对民间信仰影响深刻。现在着重结合2011年夏，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山西民间信仰的复兴与演变》课题组，对大同市区及周边村落的调查情况，来谈一谈佛教文化对大同民间信仰的影响。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这次调查涉及的主要庙宇有：华严寺、通光寺、西严寺、普音寺、净觉寺、福严寺、宁静寺等。关于华严寺的介绍很多，这里就不再赘述，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其他庙宇。 

　　通光寺位于大同市西北十里的小石子村。西傍雷公山，北倚天明山，南临山溪与云冈石窟为一山之隔。在《山西通志》中有记载一条：“通光寺，在城东北，汉明帝时建”，此为有文字记载的大同最早的佛教寺院。也说明大同在东汉时期就有了佛寺。村民中也有“先有通光寺，后又石窟寺”之说。通光寺寺名屡有改变，明正德年间大同府志载为小石佛寺，云冈为大石佛寺，清末民国初年大石佛寺改称云冈，小石佛寺复叫鹿野苑通光寺，但毁坏严重，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只留残垣和基座，佛身被盗。2004年觉义法师主持重修此寺，目前已建成寮房、斋堂、中殿。 

　　西严寺位于大同城东十七里的武周山东麓。清代《大同府志》记载：“由涧道盘折而上，依岩垒石，台殿宏丽。明万历年间修，有碑记。”西严寺与王家园的杏园曾引来许多文人墨客、达官贵人。关于西严寺的历史众说风云，大同当地民谚：“先有西严寺，后有大同寺（华严寺）”又云：“先有西严寺，后有大同城”。据在庙僧人介绍，“西严”应取自《华严经》，在宋辽时《华严经》在北方盛行，成为佛教大乘至上经典，寺院可能以此命名。村民中有明朝万历年间建庙的说法，原称“西岩寺”。康熙初年，该寺在战火中毁坏严重，僧众四散。其后乡民作为社庙每岁供奉。嘉庆年间由封氏族人出资修葺，寺院分为四部分，主殿、北净、西庙、东庙，寺院有地产、田亩。1966年，寺毁于“破四旧”，仅有少量遗迹。如今所见的西严寺，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年，包括西严寺及西严寺下院。西严寺主要殿宇有大雄宝殿，西方三圣殿，祖师殿，珈蓝殿，地藏殿，送子观音殿等。下院所供为民间信奉的神灵，有曹奶奶、财神、魁星等。 

　　普音寺位于南郊区马家小村西侧，属于该村新开发的旅游景点北魏鹿苑的一部分。普音寺处在所有景点的中心位置，能根据游客远近、轻重不同的击掌声，回应出“琴声”、“蝉叫声”、“鹿鸣声”三种不同效果的声音。目前，该寺由一正殿，两偏殿构成。正殿前为华北地区最大的汉白玉观音。正殿中间为释迦牟尼，其东边为药师佛，西边为弥勒佛，两侧为十八罗汉。左偏殿供奉地藏王菩萨，右偏殿供奉文殊菩萨。 

　　净觉寺位于大同市白马城村西一公里处，山橡集团供水车间南墙外。据居士介绍该寺始建于辽金时期，目前有大雄宝殿、藏经楼、僧寮等建筑。净觉寺同时也是大同市的佛教协会培训中心，2007年曾被评为大同宗教“三星级五好活动场所”。 

　　福严寺在大同市水泊寺乡水泊寺村。从现存两通石碑来看，该庙在宣统元年和民国年间曾经重修。1998年，释信原开始在原来庙宇的基础上重新营建，2005年基本完工的。正北为大雄宝殿，殿内塑有五方佛。东面依次有文殊殿、伽蓝殿、送子观音殿。西面由于无法与住户协商拆迁问题，未能修筑房舍。南面即为天王殿，以及两偏门，东偏门侧还建有钟楼。伽蓝殿正后方还有一座地藏殿，里面墙壁绘有十大阎罗图。 

　　宁静寺在新荣区破鲁堡村北堡墙下，系大同市保存较完整的辽代建筑之一。历经多次修缮，方得以保存至今。该寺现有大殿、中殿、偏殿、禅房等15间，殿内存有塑像60余尊，寺内还存有一明万历年间铸造的钟，一棵粗约2.5米的古榆树，明代彩绘壁画等。 

　　二、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调查寺庙均为正式登记的宗教事务活动场所，寺庙主持都强调其佛法的正统性。但是寺庙的存在成为了大同地区乡民民间信仰的主要表达地方。 

　　1、乡民借助寺庙表达其信仰 

　　每年正月初八和四月初八，是乡民上庙的主要日子。在大同，正月初八是“游八仙”的日子。清道光《大同县志•卷八•风土》记载：“初八日，俗唤八仙日，是日顺禳星辰。先是前腊各庙僧道与相识者送神祥疏一道，至期家家布施各庙僧道，有回以果饼者，有留之吃斋者，则视布施之多少为差”。[3]正月初八，各处庙宇都开门，乡民进去参拜，以求一年没有灾病，平平安安。四月初八在佛教看来是佛诞日，当天上庙参拜的人很多。一般庙宇在这天接待的人数最多，居士们在几天前就开始准备斋饭。寺庙如果有新塑佛像多选在四月初八开光，重大的佛事活动也在是日举行。在2007年四月初八日，新荣区破鲁堡宁静寺举行开光仪式时还举行了佛教感恩音乐会。在四月初八上庙的人中，除居士外，大致还包括游客，为儿童求平安的老人、妇女，求子孙的妇女等。在民间，四月初八是奶奶庙会。奶奶庙供奉的主要神灵是曹奶奶，也有人在寺庙求送子观音。恩格斯曾经说过:“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可见，生存和种族延续是人生面临的两大问题，特别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和境遇。近代大同北部疫病流行、战争频繁，婴幼儿的出生显得尤为重要。在乡民眼中，曹奶奶对于人口的繁殖和生存有很大的权力，奶奶的功能实际涵盖了十二岁以前的孩子，送生、生养、哺育、治病，以及平安赐福。其中最主要的功能是送生。每年四月初八，为了添丁生子，婚后数年不育或其他原因无子女的已婚妇女，在丈夫或婆婆的陪同下，到奶奶庙许愿。近年，为孩子祈福和求子女的人们多在四月初八上庙。笔者看到，在寺庙的送子观音殿里观音像旁边或者送子观音怀抱的娃娃脖子上挂着各种彩线，大多是五色线，有只挂蓝色的，也有只挂红色的。乡民借助于神灵来成全他们生生不息的衍长。 

　　2、寺庙的民间信仰参与 

　　大同的寺庙主持虽然坚持宣扬佛法但是也直接或间接参与民间庙宇的修建或其他活动，在乡民看来寺庙的主持懂得信仰，能给予他们正确的指导。虽然，有的时候乡民并不信佛教或者其他神灵，但是，当他们有了某种精神上的诉求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佛寺或住庙师傅。在破鲁堡村修建龙王庙的时候，因为要为龙王造像，没人知道龙王像应该怎么塑，就请了宁静寺的主持义清法师来帮忙。在西严寺，专门有一个下院，里面供奉的大多为民间信仰的神灵，曹奶奶、财神、魁星、文曲星、关公。乡民除了到西严寺上院参禅拜佛，还可以到下院祈求神灵赐福。在西严寺外，还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在通往上寺的石阶上，有一块用红布包裹的匾额，匾额的背后是用胶带纸粘贴的一百元。在问及原因时，西严寺的住庙师傅说可能是某家有什么事祈求其他神灵帮助了，实现了愿望，没地方还愿，就送到寺庙附近了。不过，他说没有人求过寺院中的佛，而且他们只宣扬佛法。在破鲁堡，2011年夏天村中干旱无雨多日，乡民采用了两种祈雨方式，一是，村中组织到龙王庙祈雨“领牲”，即采用了比较传统的方式，用全羊做供献，祈求龙王下雨。另一种则是居士发愿到龙王庙外去念经请求龙王下雨。在问到义清法师有没有参与居士在龙王庙的祈雨时，义清法师说，他在寺庙回向。义清法师把所修的功德善业回向给众生，希望能让龙王感知，给村民带来福泽。这些表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寺庙的存在满足了乡民的需求，为民间信仰找到了可以诉求的地方。而且，深受佛教影响，乡民更多把寺庙看做表达他们的愿望的地方。 

　　3、新建寺庙与所在地旅游开发联系紧密 

　　在这次调查的大同寺庙，一般是僧人和居士主持修建的，马家小村的普音寺则是和北魏鹿苑一起由村委会开发的。北魏鹿苑，始建于公元459年，原是鲜卑拓跋皇族的祭祀狩猎之地，也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作为皇家主要游猎场所，鹿苑西起雷公山，东包采凉山、白登山，方圆数百里。史载当时的北魏鹿苑建有崇光宫、鸿雁池、鹿苑台、华林园、永兴园等建筑。如今的北魏鹿苑，规划占地1000亩，已初具规模。包括普音寺、鹿苑坛、观音玉佛、九龙壁、道武帝拓跋珪铜像、北魏风情一条街、人工湖、帝王碑画林等景点。在2009年，该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庙会。据当事人说，庙会上乡民人数众多，城里的和附近村落的，做买卖的，表演的。村委会组织庙会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北魏鹿苑的名气发展旅游业。与普音寺类似的还有位于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小南头村的龙真寺。龙真寺是小南头村的村庙，总占地达25亩。庙前一株大树树干直径达2米，要四人牵手才能合抱，被村人冠以“大仙树”。庙前有一古米杵。据说，村庄所在处早年无人居住，最初的住户是从大同城东郝家寺迁来的，当时也只有7户人家，携来的米杵为吃粮捣米用。龙真寺原名关帝庙，始建于明朝。院内有观音殿、三真殿等。重修后，为了增加旅游内容，他们又建起了以龙真寺为主体的民俗风情园。 

　　三、在中国民间信仰是特殊的文化孕育生成的，它“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信仰，一种宗教观念，又是一种生存手段，一种行为方式或生活模式”。[4]由于任何民间信仰的产生与延续都是与人们生存的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的环境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而使得民间信仰呈现出了不同的表现方式。由此，民间信仰是透视中国民间社会，了解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视角。 

　　大同佛教始于东汉，北魏王朝为大同佛教最为兴盛时期。《水经注》称“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隋唐仅存善化寺。辽金时期，大同为西京，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代(983年一1101年)时期，佛教发展又一度极盛。元代崇尚喇嘛教，大同佛教遗迹很少。明代佛教又开始盛行，清承明制。根据相关文献统计，大同的佛教文化遗迹占宗教旅游资源的85%以上。众佛云集，必然会影响乡民的信仰。从政策层面上讲，国家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政府并不干预乡民的民间信仰，在修建庙宇或组织活动时，可以是建一寺院，也可以建一道观，可以去拜佛，也可以去求仙。通过这次调查，笔者感受到在大同民间信仰颇受佛教影响，不管是作为信仰主体的乡民，还是作为乡村管理的直接参与者的村委会，在自觉不自觉中把佛教、佛像和寺庙作为了信仰或者利益诉求的对象。寺庙中被调查的僧人，也认为信仰是帮助人们向善，促进个人、家庭和社会和谐发展的，佛教给寺庙周边的乡民提供了心灵向善和追求和谐的去处。作为乡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寺庙或者是寺庙外，民间信仰更多地体现中国民众精神生活的多样性。寺庙在乡民的心中，已经不单单是修佛法的地方，而是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寺庙为乡民民间信仰的表达提供展示的窗口，这正是佛教与民间信仰，或者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

　　参考文献：

　　[1][明]王士琦.三云筹俎考[Ｍ].卷三，险隘考。 

　　[2][日]前田正名,李凭、孙耀、孙蕾译.平城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3][清]黎仲辅.[Ｍ].卷八，风土。

　　[4]色音.建构、维系与重构——评刘道超《筑梦民生：中国民间信仰新思维》[Ｊ].民俗研究.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