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寺

【来源单位】：大同古城保护和修复研究会

　　华严寺（包括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位于大同城内西部，它是依据佛教的七大宗之一——华严宗的经典《华严经》而修建的，顾名华严寺。华严寺的建筑、塑像/、壁画、壁藏、平棋（俗称天花板）、藻井等等，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和高超的艺术水平，是我国不可多得的辽、金艺术珍品。

　　 华严寺建于辽代。清初毛世膺碑记载，该寺之址早在北魏年间，即已建有寺院（已不知其名）；而明碑则说该寺建于“李唐”之时。此二说都因无确切的信物，而无法确认。据辽史记载：辽“清宁八年（公元 1062 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而薄伽教藏殿右侧梁下题记为辽重熙七年（公元 1038 年）建，较辽史所记早二十四年。从文献以及建筑风格与艺术特色看，亦当为辽代作品。

　　 在辽统和年间（公元 983 —1012 年），辽圣宗为加强其统治，降旨全国尊崇佛法，大力建造佛寺，抄刻经藏。道宗皇帝还亲自撰写《华严经随品赞》十卷，使佛教尤其是华严宗因此而大为盛行。华严寺便是华严宗盛行的必然产物。当时在大同，除这座华严寺外，大同东关和口泉镇还建有两座华严寺，只是其规模逊色了许多。据《辽史 · 地理志》记载，道宗在清宁八年（公元 1062 年），巡视西京，下令在此“建华严寺”，并随之扩建寺院及附属建筑，如建南北阁、东西廊、宝塔、斋堂、影堂、厨库及陀罗尼经幢等，盛极一时。此时的华严寺，不仅仅是拜佛念经和储存经书的敕建寺院，而且是“奉安（辽）诸帝石像、铜像”，具有了辽代皇帝祖庙的性质，所以其建筑规模宏大华丽，气势雄伟壮观。

　　 辽末天祚帝保大二年（公元 1122 年），金兵攻入西京（大同），战争的烽火使华严寺遭受池鱼之殃。这座雄伟壮丽的建筑，除仅存薄伽教藏殿、斋堂、影堂和宝塔外，其它建筑，如大雄宝殿等，都毁于兵火。据现存于薄伽教藏殿内的金大定二年（公元 1162 年）的《大金国西京大华严寺重修薄伽教藏碑记》记载：“天兵一鼓，都城四陷。殿阁楼观，俄而灰之。唯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大师影堂存焉。”这一段话非常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华严寺被烧毁的景况。

　　 金代大同仍为西京。天眷三年（公元 1140 年），僧人通悟大师等人对华严寺的残缺部分，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和重建。现在的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就是金天眷三年在被烧毁的辽代建筑的旧址上重新修建的，距今已有八百四十多年。当时除了重建寺院外，僧人慈慧大师还将失散大半的经卷，按照辽藏目录，经过三年的访查和征集，一一补齐。此寺尽管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但比之于辽代清宁年间的规模和盛况，则逊色了许多。但是一直到元朝初年，它仍然还是北方的名寺巨刹。

　　 元朝末年，战争的烽火又使华严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到明代，据《大同县志》记载：洪武三年（公元 1370 年），华严寺被没收为官产，改大雄宝殿为大有仓，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才得以恢复（明代《上华严寺重修碑记》）。宣德、景泰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重建。四川的了然禅师，来大同说法，见华严寺十分衰败，发誓重修，于是便在全国各地云游化缘二年，重修了殿堂、佛像、壁画及其它一些建筑。现大雄宝殿内的一些塑像、平棋、藻井等，就是明代作品。这时寺院的规模虽然又小了许多，但仍可谓勃然中兴。

　　 据明万历九年（公元 1581 年）《上华严寺重修碑记》中所载，此时已明确标明为“上寺”，这说明华严寺从明代起，虽连为一体，但却以薄伽教藏殿与大雄宝殿各为中心，分别进行了重修和重建，各开山门，成为隔墙相望的两组建筑——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了。上下两部分，是根据地理方位，以北为上，南为下而划分的。

　　 清顺治五年（公元 1648 年），大同的明朝守将姜镶降清复反，致使大同遭受屠城之祸，华严寺又一次重罹浩劫。后因僧人化愚等人募修，才得以幸存。但是到了清末，连年战争又使这两座建筑创伤累累，破坏不堪，日趋衰微，每况愈下。解放以来，多次拨款进行大规模的维修，修殿建舍，扩院筑路，植树种花，使其粹容赫焕，又获新生。 1961 年经国务院批准，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两组建筑的曲折经历，既是近千年来中国劳动人民聪明才智和顽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又是一部动荡的历史写照：它身上既有昔日的创伤不幸，又有今天的满面春风。

　　 布局与建筑

　　 华严寺以殿宇嵯峨、气势壮观、规模宏大闻名于世，又以其高超的建筑艺术名著典籍。

　　 华严寺的整个建筑方位是坐西朝东，别于我国一般佛寺坐北朝南的习惯。对于这一问题，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先生曾经有过解释：“辽人信鬼，拜日为神”。据《五代史·契丹传》记载：“其俗随畜牧，素无屋宇。”《新五代史 · 四夷传附契丹传》则又说：“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日朔旦，东向而拜，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为尊，四门楼屋皆东向。”这就是说，契丹族把太阳当作神来崇拜，把太阳升起的东方奉为上方。契丹族独尊佛教，视佛如同太阳一样，法力无边。同时，契丹族原居黑龙江一带，为游牧生活，有迎着太阳搭帐篷，门为东向的居住习俗。可见，契丹族的迷信与生活习俗，才产生了建寺东向的方位。

　　 下华严寺的主要建筑是薄伽教藏殿。“薄伽”是梵语，又叫婆加婆、薄伽梵。“薄伽”是薄伽梵的简略，译为“世尊”，意思是说，佛有万德，于世独尊。教藏是指佛教经典。自辽代中叶以来，它一直是华严寺的藏经殿。该寺院的布局是：一进院，砖雕山门和石经幢、月台以及配殿。山门前又建天王殿，南北配殿和山门，别为一院。在形制上较为特殊。下寺薄伽教藏殿屹立在 3 米多高的月台上，平面呈“凸”字形，这是大同辽、金诸寺最普遍的排列方法。月台青砖铺地，建有台阶二十步，石级尽头建有木枋，左为钟亭，右为碑亭。殿前两侧有配殿各三间，系后代增建。

　　 薄伽教藏殿面阔五间（ 25.65 米），进深四间（ 18.41 米），是辽代殿堂建筑的典型作品，具有结构简单，手法洗练，用材比例适当与建筑整体协调的特点，为国内不易多见的辽代建筑艺术杰作。殿顶建筑结构为单檐九脊四柱顶，举折平缓，是辽金建筑坡度最低者。殿顶两个琉璃鸱吻与上寺大雄宝殿的鸱吻样式相同，都是金代天眷年间重修时安置的。大殿出檐为 1.2 米，檐下柱头从左右次间起至殿角，逐步加高，使大殿四角向上飞扬，大大增加了大殿的雄伟而肃穆，美观而超俗的气氛。

　　 薄伽教藏殿的斗拱为五铺作，分内外檐两类，共有八种。补间铺作每间仅一朵，较宋代的《营造法式》尤为疏朗、简捷明快。为防止屋檐角下垂，还使用了抹角拱。这种手法未见于唐、宋建筑中，辽以后的建筑逐渐绝迹。斗拱中使用批竹昂式，表现了最初阶段的结构法，为辽代所特有。

　　 薄伽教藏殿依据实用上的需要，采用了减柱法，即在殿中央安置佛座区域，及瞻拜顶礼的地方减少两根内柱（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则在中央七间大的地方，共减少十二根内柱，让外槽的柱子向里稍为移动）。这个时期的建筑大都采取了这种“减柱法”，可以说这是辽、金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

　　 薄伽教藏殿内中央，在三如来的上方，有辽代建筑的三个八角形的藻井，为不等边八角锥体。这种结构，既可以增加佛像头顶与天花板的距离，消除了压抑感，而且使殿内平棋产生极富变化的生动感。

　　 薄伽教藏殿内平棋，色彩古朴，图案为云形岔角和流水形，是明代作品。 

　　 上华严寺的主要建筑是大雄宝殿。“大雄”是释迦牟尼的德号。意思是说：佛有大力，能够降伏四魔，故名大雄。上华严寺以大雄宝殿为中心，两进院，山门、过殿、观音阁、地藏阁、两厢廊（已毁）及月台、钟鼓亭等，高低错落，井然有序。

　　 上华严寺大雄宝殿，巍然矗立在 4 米多高的月台之上，平面呈“凸”字形。月台青砖铺面，建有石级二十二步。石级尽头，建有顶部为梯形的木枋三间，上题有“梵宫”二字。月台周围有钩阑，月台上有辽代大康二年（公元 1076 年）建八角陀罗尼经幢。其两侧还建有钟鼓二亭。大殿殿身东向，面阔九间（ 53.75米），进深五间（29米），总面积1559平方米，比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还大，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佛寺大殿之一。 

　　 大雄宝殿的平棋为明宣德年间补装，清光绪年间重绘，共九百七十三块。内容是龙、凤、花草、仙鹤、梵文、圆环等各种图样，构图繁复，色彩浓淡不同，线条粗细各异，组成五光十色、斑斓绚丽的图案，极为富丽堂皇。

　　 大殿的殿顶建筑结构为单檐五脊四柱顶，坡势平缓。大殿檐高 9.5 米，出檐深远达 3.6 米。大殿正脊高 1.5 米，两个高达 4.5 米的彩绘琉璃鸱吻，为金代遗物，至今依然光彩夺目。每个瓦筒长为 80 厘米，重 27 公斤。远望大殿，丹墙红柱，蓝灰瓦顶，气势壮观，宏伟浑厚。

　　大殿斗拱系五铺作，共有七种之多。金初天眷三年，大殿曾照辽代清宁八年式样进行了重修，但在建筑结构上与辽建相比，已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当心间的补间铺作，使用了 60 度斜拱，左右稍次间使用 45 度斜拱。柱头铺作也出现了斜拱，颇富变化。补间栌斗下出现了用以支承的低矮驼峰：把屋檐的替木改为挑檐枋：檐下斗拱结构使用了两种不同的耍头。凡此种种，均为金代建筑的独特之处，形成了金代的建筑特色。

　　 木雕壁藏

　　 沿下寺薄伽教藏殿内侧墙壁，排列着木雕结构的重楼式壁藏（即藏经橱）三十八间，大殿后壁中央因辟窗，壁藏中断，架起连接左右壁藏的彩虹式拱桥，飞越窗上，桥上凌空建有五间天宫楼阁，犹如云端琼楼。

　　  整个壁藏与天宫楼阁均系小木作，玲珑精巧，是辽代建筑艺术的结晶。其构件形式，较薄伽教藏殿及辽代的其它建筑遗构（因它们屡遭损坏又屡经修补）更能真正体现辽代建筑的原貌真迹。具有重要的建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堪称为“海内孤品”。它比世界著名的日本法隆寺小木作——“玉虫厨子”，在建筑史上所占有的地位更为重要。而“壁藏的规模之巨，与结构式样之富于变化，又非具体而微之厨子所可比拟也”（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

　　 壁藏分上、下两层，为重楼式木雕结构。面阔最大的为 1.54 米，是进深的三倍。下层设台基，基上建经橱，橱上是腰檐。上层低部为平座，座上是神龛，供奉佛像，外设钩栏花板。钩栏花板全部是镂空刻制的几何形透心花纹，有三十七种，力避雷同，颇具匠心。整个壁藏和天宫楼阁，使用了十七种斗拱，这是我们所知的辽代建筑中最复杂的斗拱。每个斗拱有 40 多个部件组成，做工精细，是九百四十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的高超技艺的结晶，也是令人赞叹的“高级工艺品”。

　　 经橱里至今保存一万八千余册经卷。经卷是木刻印刷的，主要有二种版本：一是明万历年间的，一种是清雍正年间的。经卷中有一套完整的大藏经，共五百八十五函，每函十本，内容分经、律、论三部分，尤为宝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