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汉化明堂祭——礼制升华

    礼制，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法”。

　　明堂，就是礼制文化的载体。

　　历代史学家不乏对少数民族所建的封建政权持偏见者，对鲜卑人的北魏政权，同样有不公平的评说。

　　魏收在《魏书》中还算说了几句公道话：

　　自永嘉扰攘，神州芜秽，礼崩乐坏，人神歼殄。太祖（道武帝）南定燕赵，日不暇给，仍世征伐，务恢疆宇。虽马上治之，未遑制作。王于经国轨仪，互举其大，但事多粗略，且基阙遗。高祖（孝文帝）稽古，率由旧则。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固范，焕乎复振。 

　　　事实也正是这样，北魏初期的文治确属粗略，但他们不断努力。几十年后孝文太和年间文治可就不一般了。有的方面并不比汉人们的文化差，有的还要超过些。

　　平城明堂文化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北魏平城，如果只有前述的城池宫殿，那仅能画出它的躯壳。如果没有文化内涵，那些设施也不过是些没有灵魂的死东西。

　　明堂文化是北魏文化成熟后的一大代表，平城有了明堂才展示出平城的文化底蕴，有了灵魂。

　　1995年大同地方考古工作者，在大同城外东南方的“丙巳之地”发现了北魏明堂辟雍遗址。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惊人发现。

　　古代“纬书”中有一本名叫《孝经援神契》者明文规定：“明堂在国之阳，三里之外，七里之内，丙已之地。”丙巳之地是指东南方。这对—个国都来说，是—个明确的坐标点。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坐标点，才判断出今存的大同城，就是北魂的都城，而且中轴线还是原来的中轴线。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个明堂的规模竟可与王莽时的长安明堂相匹敌（王莽长安明堂足已知之中国明堂史上规模最大者）。

　　考古探明：平城明堂的位置，在今旧城东南的2.5公里处。它们辟雍圜渠，直径达294米，渠宽6米，深1.4米。渠壁以砂岩方石砌垒，渠底有片石铺垫，工程十分考究。圜渠的正东南西北各有门庭基址，南门最典型，约呈长方形（23米×l6米）。可建高大门庭。辟雍之中央，有方形夯土遗存。各边长为43米，是明堂的堂与室及灵台的所在地。遗憾的是：这个主体部分的方夯层只给我们留下一个平面的轮廓。它的上面应有的“壝（wei）埒三重”之坛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人惨飞机场时夷为平地了。此外，还有“外圆墙”亦未探明。

　　但是，仅据这项考古发现，就足够我们浮想联翩，壝去凭吊北魏的文化构筑。

　　明堂是什么？

　　是古代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这里举行。不过从上古至唐宋，其制度各异，历代儒家议论纷纷。北魏的明堂是综合了两汉与魏晋诸儒的议论的结晶，并有所创新而成。

　　辟雍是什么？ 

　　是皇帝所设的太学。其环境取四周有水，其圆如壁，而定名。辟音（bi），就是壁环，用以象征“法天”。雍之以水，是象征“教化流行”。故名辟雍。

　　灵台是什么？

　　古代的观察天文、气象之台。周初始创，用作游观场所；汉时改为“观祲（jin）象、察气之妖祥”的场所。由此成为专用的天象台。

　　把这三种功能不同的建筑合在一起，是西汉时王莽在长安创意的。此举本身就综合了汉儒的若干不同见解，所以争议仍未停息。不久。东汉光武帝在洛阳又建的明堂，规模虽亦宏伟，但建制全依旧《礼》而设，似对长安明堂之否定，实为一步倒退。三国两晋无建树可言，北魏平城明堂就承担了这份继往开来的重任，而且毫不泥古，有许多大胆创新。

　　那么。北魏平城明堂是个什么样子呢？

　　郦道元说：“明堂上圆下方，四周十二堂，九室，而不为重隅也。室外柱内绮井之下，施机轮。饰缥碧，仰象天状……此之异古也。加灵台于其上，下则引水为辟雍。水侧结石为塘。事准古制。”

　　牛弘说：“后魏代都所造【明堂】，出相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多处。迄无可取。”

　　宇文恺说：“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壁水（即辟雍）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问通巷，违舛多处。其室皆用墼累（墼，音ji，即土墼。置未烧的砖坯），极成褊陋。”

　　郦道元，北魏时人，著《水经注》列事翔实。他所记的明堂状况最为可靠。而牛弘、宇文恺，都是北周官僚的后代，在隋朝任职。为隋朝建明堂而发表议论，对平城明堂多加贬损，意在创建更辉煌的明堂，结果只是空论一番，隋没建成，至唐朝也没创出更壮观的明堂。不过牛、宇文二人的议论中，能作郦道元文中的注脚。

　　对照三家之说，九室、十二堂的主体建筑是一致的，而且九室的布局是“三三相重”中间有路，都认为这是不同于古制的（古制是在一个大宝中分五宝）。

　　大同考古发现的遗迹，与以上三家说法，可以说全都一致。特别是郦氏所述“（辟雍）水侧结石为塘（堤也）”是相当清楚的。看来当年的辟雍渠是十分壮丽的，那筑堤的石块竟是那么大（9.5×55×25厘米）的长方石，垒起6层，何等气派。而宇文氏所说的“门在水内迥立”也与四门的遗址相符。这就使我们可以用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互相参照描绘一副“北魏平城明堂图”了。

　　这次考古未对字文恺说的“圆墙”作勘探，颇感遗憾。但从南方西南方30米左右的地貌看，有一段与辟雍同弧度的坡坎。若能判定这就是圆墙的遗址，则平城明堂的建筑直径当是辟雍的294米与圆墙的60米之和354米。这接近王莽的长安明堂的南北直径349米，要略大些了。把这个直径作个形象的比照：现在北京天坛的圜丘坛的直径是91米，这里的辟雍则将近它的4倍。

　　进入中央，在43 x43米的方形夯址上布置一下：九室、十二堂。用《周礼》对堂、室尺寸换算，结合“三三相重”“室间通巷”的说法，从平面上恰好布置出来。再从立面上考虑：宇文恺有一句“其堂上九室”。指明室与堂不在一层，那么方坛之上至少有两层“壝埒”。若中央太室（圆顶之室）再略加阶陛，实际也就是“壝埒三重”的格局了。

　　至于用土墼垒堂室之墙是否寒酸？不是，自古明堂就崇尚简朴，传说的黄帝明堂是“四面无壁，以茅盖（顶）”。所以土墼砌墙正是尊古制的表现。北魏太和年间不是不会制砖，而是制砖可达极品（据说方山冯太后墓中之砖能做砚台）。再证此处出土的各种“黛瓦”其上色的工艺仍是绝顶的。所以“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平城在太和十五年（491）明堂落成后，京华的景象又添风采，它的文化氛围更显浓郁，此刻任是谁也不能轻视鲜卑人。

　　且看明堂建成后的礼制文化：

　　1.太和十六年正月，“宗祀显祖献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九月“大序昭穆于明堂，祀文明太皇太后于玄室”。这是祭祖大礼。

　　2.太和十六年正月，祭毕献文。遂升灵台以观云物。降居青阳左个，布政事”。这是两件功能，布政是朝政大事；观云物是春礼。

　　3—大和十六年夏。南齐派散骑常侍庾荜使魏，北魏由成淹在明堂礼宾。先登灵台以观云物，然后于馆南瞩望行礼，事毕宴于外馆。这是接待外宾兼含诸侯朝觐（jin）的大札。

　　4.大和十六年八月，“养三老、五更于明堂，国老、庶老于阶下。高祖再拜三老，亲袒割牲，执爵而馈。于五更行肃拜之礼。赐国老、庶老衣服有差。”这是空前的养老盛典。当年的三老是尉元、五更是游明根，殊荣至极。（以上四则皆出自《魏书》之记及志） 

　　5.“孝文太和中，改中书为国子，又开皇子学于明堂辟雍。”（出自《文献参考》）这是辟雍的主题。

　　6.“太和十七年五月，乃藉祀明堂布政事，与群臣卜筮，议大举伐齐，厉声色以胁众。”（出自《资治通鉴》卷138）这是占卜国家大事。

　　7.唐史臣“于观台访浑仪，见元魏太史令晁祟所造者，以铁为之。”（出自《旧唐书•天文志》）后来这个铁浑仪被迁往长安。这是灵台的设施与功能。

　　8.太和中命高闾、公孙崇。审定皇家乐、舞。又厘定度、量、衡。皆以灵台所测数据为确定律吕、尺寸、升斗、斤两之标准。是科技成果的反映。

　　上列八项，仅是明堂建成后三年内出现的部分文化现象，就足以显示平城的文化水准了。若再与明堂之南的圜丘祭天大典、明堂之北（约在宫城外之东部）的太庙祭祖大典相呼应；与明堂之东的藉田、药圃之劝农桑相映村，这城南一区的文化景象的确非同一般。

　　这才是平城的都城文化之魂。是内蕴。

　　可惜，它仅仅辉煌了三年。就迁都了。

　　明堂、圜丘、太庙是一组礼制建筑。总设计师名叫李冲。该凭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