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整体的升华与平城古都地位的确立
（李 凭）
一 、中原古都夷为废墟
经过400余年的经营，秦汉封建帝国统治下的中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汉族文化覆盖区。这个汉族文化覆盖区的文明程度相对高于周边地区，是当时中华农耕文明的代表。
东汉末年形势急转直下，天灾人祸间歇性地发生，时强时弱。特别是在黄河流域，形成为连续的、片状分布的灾区，致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引发黄巾起义。黄巾起义的主力虽然当年就被朝廷剿灭，但是别部不断复燃，坚持反抗东汉的黑暗统治。直到初平三年（192年），三十万青州黄巾被曹操镇压和收编，其余各地黄巾军的势头才骤然减弱。
彻底破坏东汉经济基础的，是中平六年（189年）开始的董卓之乱。董卓败亡之后，其余部继续作乱，并导致席卷中原大地的封建军阀混战。封建军阀的混战，以建安五年（200年）曹操和袁绍之间的官渡之战为高潮。官渡之战以后，胜利者曹操逐个歼灭其他封建军阀势力，逐步占有黄河中下游大部分地区，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年）才稳定住北方的局面。
东汉末年系列战乱历时20余年，致使中原广袤的良田美畴废为丘墟，社会陷入民不聊生的凄凉景象，经秦汉帝国垒筑而成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大堤崩溃。
经过魏、蜀、吴三国之争后，全国统一于西晋治下。然而西晋的稳定为时短暂，在其第二代晋惠帝朝就开始内讧。永平元年（291年），由朝廷内讧而爆发八王之乱。随后，又由八王之乱引起内迁各民族的反晋运动，史称永嘉之乱。各民族反晋运动虽然冠以晋怀帝永嘉年号(307—313年)，其实经历的时间不止于永嘉年间。
西晋末年系列战乱历时约26年，由于宗室内讧战争与民族战争紧密衔接，各族人民几无喘息之机，因此破坏尤其剧烈，汉族的统治在战乱之中被彻底摧毁。
东汉至西晋长期的、系列的战乱，使汉族农耕文明的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毁，长安与洛阳两大中原文明古都夷为废墟。不过，物质文明虽遭严重摧毁，精神文明却依旧长存。由于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引起了大量的汉族人口的流动和頻繁的少数民族的迁徙，形成为一股又一股气势磅礴的移民运动。伴随着汉族人口的流动，中原的汉族农耕文明播散到周边地区；与此相应，周边异彩纷呈的文明，也随着各民族的迁徙而传入中原。
二 农耕文明从中原向周边播散
汉族人口的流动方向，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与此相应，农耕文明也呈现从中原向周边播散的状态。
中原汉人流徙的首选之地是沔水河畔的襄阳。以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境)为中心的荆州，统辖八郡，方圆数千里，是较早开发的盛产鱼米之地。东汉晚期治理当地者是荆州牧刘表。他带甲十余万，在任二十年，使当地成为封建军阀混战时期相对安定的区域。刘表曾博求儒士，开立学馆，提倡学术。官渡之战以后，刘备率领部众投靠刘表，在荆州住过七年。赤壁之战以后，荆州被刘备、曹操和孙权瓜分，襄阳成为控扼南来北往、西上东下的军事要津。随着流民的日益增多，这里常常是汉人迁徙的中转站。晋惠帝太安年间（302－303年），汇聚在荆州境内石巖山（在今湖北省安陆县境）的流民，在出身小吏的张昌领导下起义。这次流民起义声势浩大，曾经南破武昌，继下长沙、湘东（今湖南省衡阳市境）、零陵（今湖南省零陵市境），东进抵达扬州。在起义斗争的推动下，流民运动扩展到长江下游地区。
造成中原汉族人口流失最多的是西晋末年系列战乱，特别是永嘉之乱。永嘉之乱以后，中原人口急剧减少，除了战死、病死以外，许多人苟延逃生而成为流民。逃生的中原士女以南渡江淮者居多，其中大多数人在江左定居。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原迁去的人民与当地人民并肩携手，同耕共织，使那里的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出现“百姓无鸡鸣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的安定富足局面(1)。与此同时，秦、汉、魏、西晋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和文物也被带到江左，东晋和宋、齐、梁、陈的统治相继建立起来。虽然江左的朝代更迭频繁，诸朝的国运也都短促，但是，除了东晋末年由于政治腐败而引发孙恩卢循起义和梁朝末年的侯景祸乱之外，江左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定的。所以，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基础上，江左的精神文明也发展起来，在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都取得划时代的成就。这些学术文化的成就，又反过来促使来自中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改进和发展。
长江上游的益州虽然地处偏远，路途艰难，却是中原汉族人士较早迁徙之目的地。先后任益州牧的刘焉、刘璋父子，就是外来汉人集团的代表。随后，刘备也由荆州入川，火併刘璋，建立蜀汉政权。蜀汉在诸葛亮辅政期间，注意搜罗人才，厉行法治，发展生产，将成都平原建成为天府之国。西晋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士族与流民纷纷不顾蜀道之难而趋避益州，就是因为向往天府的富庶与安定。
当时称为凉州的河西走廊，虽然属于边远地区，却也保存着传统的农耕文明。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地广民稀。三国曹魏时期，仓慈任凉州的敦煌郡太守，他“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因为“恤理有方”，使得社会安定，生产发展(2)。西晋后期，张轨出任凉州刺史，他起用汉族士人，招纳中原流民，然后兴建学校，选拔贤才，努力发展农业，使凉州的社会状况发生巨大的飞跃，进入经济与文化繁荣的时代。永嘉之乱以后，中原士族大批投奔凉州。伴随他们的到来，传统的中原文化和丰富的典籍文物也大量地流向凉州，使西部边陲的河西走廊形成与中原地区发展程度接近的文明。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河西走廊先后出现了汉人张氏建立的前凉、氐人吕氏建立的后凉、河西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汉人李氏建立的西凉、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等政权。
三 游牧文明从周边涌向中原
与汉族流民向周边运动相反，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农耕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游牧文明。
较早从北方草原来到中原的是南匈奴。南匈奴有五部之众，乘西晋八王之乱的机会，在首领刘渊率领下沿黄土高原南下。刘渊先于永安元年（304年）在左国城（今山西省离石县北）建立王庭，后于永嘉二年（308年）在平阳（今陕西省临汾市西北）建都称帝，国号为汉。西晋在汉国的攻击下灭亡，匈奴部众及其所率胡、羯、鲜卑、氐、羌、乌桓等六夷在洛阳与长安之间散布开来。
东晋咸和四年（329年），刘氏匈奴政权败灭，出身耕奴的羯族人石勒兴起，在前者的基础上建立后赵政权，定都襄国（今河北省邢台市）。石勒以汉族士人张宾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后赵沿用曹魏的九品官人制度，招引汉族世家入仕；又兴办学校，培养文武官吏的子弟；还减轻编户齐民的田租户调，鼓励生产。为了强化统治，后赵将数十万汉人及少数民族部众迁徙到襄国、邺（今河北省临漳县境）、信都（今河北省冀县境）等城的附近，这些措施使黄河下游地区的经济一度复苏。
继匈奴、羯族之后，西方的氐族兴起。氐族以世居略阳的苻氏部众最为强盛，匈奴刘耀曾以其首领苻洪为氐王。咸和八年（333年），后赵徙关中豪杰及羌戎于关东，以苻洪为流民都督，率户二万居住枋头（今河南省浚县西南）。东晋永和六年（350年），后赵崩溃，进入关东的原关陇流民十余万人相率投奔苻洪。此后，苻洪子苻健统领其众自枋头西入长安，受到关中氐人的响应，遂于永和八年（352年）建立前秦政权。到苻健侄苻坚统治时期，由于信用汉族寒人王猛，留心儒学，整齐风俗，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厉禁奢侈，前秦一度出现国富兵强而百姓丰乐的昇平景象。在此基础上，前秦逐个消灭北方的割据势力，将整个黄河流域统辖于一。
淝水之战以后，前秦政权分崩离析。氐族势力大损，关中羌族继之而起，在渭北聚集十余万户。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在西州豪族支持下，羌族首领姚苌于长安建立大秦政权，史称后秦。姚苌之子姚兴继位以后，东出潼关，据有河东，占领洛阳，成为中原地区的强国。在天水大族尹纬的辅助下，姚兴免奴为良，立律学于长安，在大兴儒学的同时提倡佛教，使后秦一度出现文治的昌明气象。可惜，姚兴死后，后秦王室演起内讧丑剧，被东晋大军乘机攻灭。
随着前秦、后秦的发展，西方的氐、羌等族如潮水般涌入中原。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秦、雍的流民经梁州而徙往益州。进入益州的最大移民浪潮，发生在西晋惠帝永康元年（300年）。这批流民约有氐人、賨人和汉族民众十余万口，以略阳、天水六郡为主体，首领是略阳賨人大姓李特兄弟。李特兄弟进入益州，在巴蜀土著的支持下起兵反抗西晋统治，于是流民集团转化成为军事集团。西晋太安二年（303年）年底，李特之子李雄攻占成都。西晋光熙元年（306年），李雄称帝，建立大成政权。李雄起自流民，理解民众疾苦，因此为政宽和，致使益州“事少役希，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后来，李雄受到史家高度的评价，赞扬他“蹈玄德之前基，掩子阳之故地，薄赋而绥弊俗，约法而悦新邦，拟于其伦，实孙权之亚也”(3)。李氏流民政权立国四十余年，使巴蜀地区的状况在早先蜀汉政权的基础上又发展了一大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迁徙最为活跃，影响最为广泛的是鲜卑族。鲜卑族成分虽然复杂，但其主要的部族大多兴起于东北大兴安岭。汉末以降，鲜卑族的各支部族陆续向西南方向迁徙，先后进入中原。不过，各支部族的迁徙路线并不一致。慕容部先占据辽河流域，然后进入河北；拓跋部先占据河套以东，然后进入大同盆地；乞伏部和秃发部则南出阴山，然后西进至河西走廊以南：三者的迁徙路线大体呈现为“爪”字的形状。
介于东北与华北之间的辽河流域，在两汉时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一地区的开发主要是在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政权统治时期。前燕统治下，辽河流域人口猛增至150万左右，达到有史以来人口数量的顶峰(4)。在猛增的人口之中，含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但更多的是来自中原的汉族人民。汉族人民蜂拥来到辽河下游并非偶然，除了中原战乱的背景和当地利于农业的自然条件外，关键还在于前燕统治者能较好地处理胡汉关系，推行优惠流民的措施，并且鼓励垦殖，劝课农桑。由于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文化教育事业也随之发达。慕容部后来进入中原，凭的就是在辽河流域积攒下的实力。淝水之战以后，慕容部还在黄河下游建立过后燕、西燕与南燕政权，直到其实力将近耗尽才退回辽河流域。
退回辽河流域的慕容部未能复兴，它的衣钵由汉族冯氏建立的北燕政权接续。冯氏统治集团继承慕容部在辽河流域开展农垦的传统，注重地方守宰的行政能力，还努力发展友好的邦交关系，于是地方经济再度繁荣。从慕容部到冯氏的长期经营，奠定了辽河流域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辽河流域后来能够成为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进入中原的中转站，正是因为具有这样历史背景的缘故。
鲜卑族乞伏部自大兴安岭西侧出发，越阴山南下，沿河套西向，渡陇西高平川（今宁夏南部的清水河），翻过牵屯山（在今宁夏固原县西），到达苑川水流域（今甘肃榆中县东北）。据《水经注》记载，“苑川水地，为龙马之沃土，故马援请与田户中分以自给也。有东、西二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即乞佛（乞伏）所都也。”（5）苑川水流域被称为“龙马之沃土”，曾是东汉名将马援屯田的地方。这个地区既适合发展畜牧，又宜于农耕，乞伏部就以此为根据地而发展起来。淝水之战以后，乞伏部的首领乞伏国仁招集部众十余万口，成为陇西的一支重要军事势力。乞伏国仁死后，其弟乞伏乾归率部众迁往金城（今甘肃兰州市西北）。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乞伏乾归尽占陇西之地，自称秦王，史称其政权为西秦。东晋隆安四年（400年），乞伏乾归迁都苑川。乞伏乾归死后，其子乞伏炽磐即位，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市）。乞伏炽磐在位时期四出攻掠，使西秦国力达到最强盛的地步。由于乞伏部的频繁活动，苑川－金城－枹罕之间兴旺将近半个世纪。
鲜卑族秃发部原是拓跋部的支系，三国曹魏时期从塞北迁到河西，因此被称为河西鲜卑。在首领秃发乌孤时期，秃发部建筑廉川堡（在今青海乐都县东），并以此为政治中心。隆安元年（397年），秃发乌孤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后改称武威王，徙都乐都（今青海省乐都县）。秃发乌孤死后，其弟利鹿孤统领部众，徙都西平（今青海省西宁市)，于隆安五年（401年）改称河西王。利鹿孤死后，其弟傉檀统领部众，再从西平迁回乐都，改称凉王，史称南凉。秃发部不断地迁徙，既因外部的形势所致，又与其原本的习俗有关。不过，秃发部迁徙的范围主要限于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而且渐渐趋向定居。除了放牧以外，秃发部也从事农业生产。南凉立国时间不到二十年，但是为湟水流域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四 拓跋部在平城勃兴
鲜卑族中最值得重视的一支部族是拓跋部。拓跋部原本在大兴安岭的嘎仙洞（今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自治旗境）附近从事射猎，在陆续兼并大量游牧部落后形成为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三国曹魏时期，拓跋部进入漠南草原，在河套东部的盛乐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和林格尔县北）建立根据地。此时，拓跋部控弦之士已有二十余万。拓跋部与中原的曹魏政权实行和亲政策，和亲政策为漠南赢得相对安定的局面，盛乐这座汉代的军事城堡也由此发展成为漠南的中心。永嘉之乱以后，西晋的势力被迫往南退缩。拓跋部则往东南发展，不但占据汉晋边陲军事重镇平城，而且多次挺进到并州一带。
漠南安定的时期，正是中原动乱之际，因此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和大量被称为杂胡的各类少数民族来到盛乐附近定居谋生，其中甚至有晋朝官僚的中下层分子。汉人与杂胡来到盛乐附近，使河套地区的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河套地区地势平坦，水网交错，便于灌溉。特别是盛乐所在的河套东部，黄河的支流大黑河、浑河等流淌其间，利于牧草与农作物生长。因此，盛乐附近的牧业与农业都发展起来，而拓跋部的势力也就愈加地强盛。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拓跋部帮助晋朝将领刘琨攻破活动在并州的白部和铁弗等部落，其首领拓跋猗卢被晋怀帝封为大单于、代公。此后，拓跋部在盛乐附近的漫长岁月里逐步向定居生活发展。代王什翼犍在位的时候，拓跋部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太元元年(376年)，拓跋部遇到了更加强大的前秦苻氏政权的进犯，而此时内部又发生动乱，在内外夹击之下拓跋部落联盟解体，漠南的发展停滞下来。
前秦在淝水之战后崩溃，拓跋部得以再兴。北魏登国元年（386年），什翼犍之孙拓跋珪重组拓跋部落，建立北魏王朝。随后，北魏以盛乐为据点再向东南发展。皇始元年（396年），拓跋珪称帝，是为道武帝。天兴元年（398年），北魏建都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境）。此后，道武帝实行离散诸部措施，促使部落联盟迅速解体，并推行一系列仿效汉族封建制度的政治、经济措施，将平城政权推进封建社会的门槛。
以平城为中心的大同盆地原本是十分荒凉的边郡之地。大同盆地的四周为崇山所环绕。在崇山之中，关隘与险峰重叠，断崖与峻岭错落，成为盆地与其周围地区相阻隔的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统治，又便于军事上的攻防。当政治形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区域性经济就能很快地繁荣。
平城京师地位的建立，使其畿内成为拓跋王朝重点经营的地区。从北方各地往大同盆地迁徙了大量的人口，仅道武帝统治时期的徙民就有150余万之多(6)。由于大量徙民，大同盆地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其中既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部和其它游牧部族，也有从中原各地强行迁来的汉族和汉化较早的各农耕民族。在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下，大同盆地的农业、牧业和手工业迅速地发展，进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应该看到，大同盆地开发的意义，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在这一局部地区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凭藉北魏王朝建都于斯的历史契机，原先被视为边陲的平城，走到了时代的最前列，在将近一个世纪中成为华夏向往的圣地。而且，在开发大同盆地的共同劳动中，汉族与北方各游牧民族通过生产经验与技术的交流而增进了民族感情。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北方的逐渐统一，大同盆地成为吸附与容纳来自四面八方的民族与文化的大熔炉，平城正是荟萃那个时代各式文明的中心。
五 中华文明经平城时代的融汇而升华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汉末长安、洛阳被战乱夷为废墟之后，北方传统的文化中心逐渐地向东转移。曾在北方相继称雄的袁绍和曹操，就都将建立霸业的根据地置于黄河下游的河北之地。在永嘉之乱以后出现的十六国时期，河北地区处于汉化较深的羯族和鲜卑族慕容部的统治之下。大量汉族人口被留居于此，内迁的胡人渐渐地被同化。经过多年的经营，这一地区的经济慢慢地复苏，进而形成为以邺城——中山为轴心的新的汉文化中心地区。而这个新的汉文化中心的显著特点，则是寓学术文化于家学之中。
由于汉族的中央集权统治在不断的战乱中被摧毁，原先由朝廷掌管的文化设施和学校也屡遭劫掠，因此本来由太学博士承传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渐归中断，代之而行的则是父子嫡亲世代相传的家族承传文化的形式。这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就主要地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从而形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现象。一些大家族便利用掌握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特权，占据上层建筑与思想意识形态，达到世代冠冕仕进的目的，形成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门阀世族。在河北地区，传统的汉魏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主要由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所承袭。
北魏平城政权建立不久，就占有了河北地区。作为河北世家大族代表的崔浩、高允等人先后出仕魏朝，他们向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等统治者介绍汉族传统文明的精华，并以汉魏典章作蓝本，为北魏王朝制礼作乐，孕育起一整套汉化的制度，引领平城政权沿汉化的轨道发展。
与此同时，经过北魏前三朝的不断东征西伐，太武帝终于统一北方，结束西晋末年以来的十六国割据局面。于是，从长安、洛阳播散到周边各地的传统文化，经过一番曲折的途径以后，又都从周边各地汇拢起来，与平城正在孕育的汉化制度与文物撞击到一起。
北魏太延二年（436年），北燕被北魏大军攻灭。大量北燕的人口和物资被迁徙到平城，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北魏统治集团的执政者或中坚，比如北魏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明太后就是北燕国王的孙女。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攻灭凉州的最后一个地方政权北凉。战后，被征服的河西走廊的文物与士人大多被迁徙到平城，保存在河西的汉魏典章制度和学术文化也随而东迁。于是，在平城出现了来自东、西两方的文明融汇为一体的高潮。在此前后，相继卷入平城文明融汇高潮的还有荆州、益州、漠南、苑川以及湟水流域等地区的文明。而这些地区的文明，包含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参与这场文明融汇高潮的，虽然以汉族文明为主体，但是早已不同于汉魏传统的汉族文明。这是因为，当年播散到周边地区的汉族文明，都已不同程度地吸收与融合了所在地区的各民族的文明。来自河北的文明含有匈奴、羯族和鲜卑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来自河西走廊的文明含有氐、羌以及鲜卑秃发部的文化因素，来自荆州的文明含有蛮、越文化因素，来自益州的文明则含有巴蜀的文化因素。至于来自漠南、苑川以及湟水流域的，更是浓郁的异族文明。上述种种的文明，一旦被熔于一炉，传统的文明就升华了，不但内容丰富，而且精神清新。经过升华的文明一直传续到文明太后和孝文帝统治时期，为他们在太和年间（477－499年）全面地推行改制运动奠定了基础。
太和年间（477－499年）的改制是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场大规模的汉化运动。仅仅从北魏的角度来看，太和改制是平城时代汉化运动的总结。但是，从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广阔历史背景来看，太和改制的意义就不仅限于此了，它实质上是中国北方广阔范围内大多数民族和部族都参与的一次波澜壮阔的弘扬中华文明的运动。因为，太和改制的内容虽然仍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实际上却远不限于秦汉时代旧的汉族传统内容，而是包含了由众多少数民族输入的大量成分复杂的营养。
结 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的外迁与草原民族的内徙，引起了汹涌蓬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而且使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处在秦汉和隋唐两大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它与大一统的时代同样辉煌、伟大。处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转折节点者，则是北魏平城时代。
在北魏平城时代，无论中原还是周边的文明均齐聚京师，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平城渗透入强劲的游牧文明之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全体民族的中华文明。
处于平城时代中心的平城，从介于农耕区与草原区的兵家必争之地，一跃而占据京师地位；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融汇和提升，从此跻身于中华历史长河中的九大古都，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必然。
平城因历史的契机确立了崇高的文明古都地位，又因多姿的历史文化影响至今，还因绚丽的石窟文物与艺术而辉映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