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大同在中国外交史上的突出地位
（李晟 李昱 李昌）
当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由周恩来总理陪同游览云冈石窟传为佳话，当泰国公主玛哈扎克里•诗琳通殿下专访古城大同引起媒体关注，一个在中国外交史乃至世界外交史上一直有着突出地位和重要贡献的地方，素有秦汉名城、北魏京师、辽金陪都、明清重镇之誉的历史文化名城大同，俨然凸现在世人面前。
三代京华推动大同走向外事交流的高端，造就了一个曾经引领中国外交事业发展前进的中心城市。北魏王朝建都平城后，陆续同南凉、后秦、北凉、西凉、东晋、楚国、北燕、西秦、夏国、南秦等国度建立起外事联系，接着又同高句丽、百济、者至拔、迷密、悉万斤、忸密、洛那、粟特、波斯、伏卢尼、色知显、伽色尼、薄知、牟知、阿弗太汗、呼似密、诺色波罗、早伽至、伽不单、者舌、伽倍、折薛莫孙、钳敦、弗敌沙、阎浮谒、乌孙、大月氏、安息、大秦、波路、小月氏、罽宾、吐呼罗、副货、南天竺、叠伏罗、拔豆、嚈哒、朱居、康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穆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乌那曷、大莫卢、复钟、莫多回、库娄、素和、具弗伏、匹黎尔、拔大何、郁羽陵、库伏真、鲁娄、羽真侯等近百个国家及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库莫奚、契丹、乌洛侯、吐谷浑、氐、羌、龟兹、疏勒、悦般、渴般陀、鄯善、焉耆、车师等众多部落发展起多边外交关系。京师平城这个百余万人口的国际大都会，很快就成为世界各国向往的地方。
辽金两代南北政权对峙时期，以内地人口为主体，语言文化南北兼顾的西京大同实际上担当了多边外交事务联络地的角色。《宋史•范子奇传》记述宋朝当时
“去云中有直道，旬日可至。”这一时期，辽宋、辽金、宋金、夏国之间的谈判代表们，大多数情况下要前往云州相互磋商或协调有关事务，这里因而成为各国使臣云集并常驻的地方。无论是宋金落实“海上之盟”具体事宜，或者是宋金实施“绍兴议和”往来磋商，西京大同是绝对绕不开的。北宋和南宋的著名外交家马扩、辛兴宗、马政、陈过庭、司马朴、路允迪、滕茂实、傅雱、马识远、徐秉哲、吴安国、王伦、刘诲、宇文虚中、魏行可、李邺、周望、宋彦通、吴德休、王孝迪、卢益、黄大本、吴时敏、洪皓、崔纵、杜时亮、张邵、潘致尧、韩肖胄、章谊、魏良臣、魏杞、何藓、刘光远、王子望、许奕、林冲之、朱弁、王贶、杨可辅、孙近、龚璹、郑藻、李宗闵、范宁之、龙大渊、孙傅、张叔夜、李侗、杨宪、孙悟、胡松年、郭元迈、郭元、宋汝为、卜世臣、聂昌、阎进、朱勣、吕达等百余位正使、副使及随行武官，有的长期滞留大同，有的还客死云中，就连宋朝徽钦二帝北狩之时，也须先行赶赴云中：“是日，渊圣皇帝次代州，度太和岭，至云中，留十余日。”（《续资治通鉴•宋记》）
军事重镇带动大同跻身于外交事务的前锋，成就了一个军事拉动下的开放城市。首先，地处边境的大同在建立军事重镇的同时，秦汉关市、隋唐互市、辽金榷场、明清马市等军事需求下及军事掩护下的边贸活动，在大同各地开展的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外商。除了大量贸易之外，不少外商还在大同投资建厂，如北魏时期大月氏商人开办的琉璃厂，元代西域工匠创建的纳失失（毛料）局、捏只（挂毯）局等，这种工商并举的边贸城市，在古代的确并不多见。其次，军事重地大同也是我国古代的著名侨乡，匈奴人、乌桓人、鲜卑人愿为捍边，皆居塞内；突厥人、回鹘人各领部属，侨治州县；沙陀人、吐谷浑人听从征调，代北扎营；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深入云中，用为重地；高丽人、西域人随部迁徙，扎根大同……。演绎了一幕幕军事统领下内迁部落及外来人口在大同这块土地上由侨民向主人不断过渡的精彩连续剧。
在中国外交史上，古都平城是丝绸之路继长安、洛阳之后的第三个重要起点。自西汉“张骞始开西域之迹”（《汉书•西域传》），东汉“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后汉书•西域传》）之后，经魏晋十六国战乱，北魏世祖太武帝“始遣行人王恩生、许纲等西使”，“又遣散骑侍郎董琬、高明等多赍锦帛，出鄯善，招抚九国，厚赐之”，不久“朝廷遣使者韩羊皮使波斯”（《魏书•西域传》），重新开辟了西域丝绸之路，出国使节“多赍锦帛”，真正赋予了西域通道丝绸之路的特定含义。从北魏建国一直到唐朝初年相当长的时期内，历朝历代官方标注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距离，大都采用“去代”多少里这一以代京平城为中心的地理坐标。即便期间因孝文帝迁都洛阳，东西魏分治及隋朝建立，以平城为丝绸之路起点的情况并未有多少改变，说明北魏平城时期“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魏书•太祖纪》），在确立京都平城作为全国道路起点方面是下了较大气力的。南北朝后期编撰的《魏书》、唐初编纂的《北史》等官方史册，记载的诸如“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已经把两国都市间的距离精确到个位数；“大秦国，一名黎轩，都安都城。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去代三万九千四百里”，连海上距离都做了较为宏观的估计；充分证实了代都平城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对丝绸之路的重要影响。辽代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北移，大同更成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在中国外交史上，古都大同曾产生过许多对外交流的领先纪录。平城是我国最早举办过世博会的城市。北魏太和元年（477）四月，应柔然使臣莫何去汾比拔等人的请求，孝文帝命令“有司出御府珍玩金玉、文绣器物，御厩文马、奇禽异兽，及人间所宜用者，列之京肆，令其历观焉”，拿出全国各地的名产和世界各国的贡品，在偌大的京城街市上成功举办了一回颇具规模的万国珍品博览会，赢得了“大国富丽，一生所未见也”（《魏书•蠕蠕传》）的一致赞叹。平城也是我国最先派出体育外交使团并取得辉煌战果的城市。《魏书•艺术传》记述一则故事说：“高祖时，有范宁儿者善围棋。曾与李彪使萧赜，赜令江南上品王抗与宁儿。制胜而还。”彰显了魏都平城的体育实力与外交策略。
在中国外交史上，不少重大外交事件就发生在大同地区，还有不少重大外交事件由大同人付诸实施。汉高祖七年（前200）由军事冲突演变为外交和谈的“白登之围”，成功化解了汉朝与匈奴一度紧张的复杂局势。汉元光二年（前133）形成汉匈关系战略分水岭的“马邑之谋”，揭开了汉朝对匈奴大规模反击作战的序幕。隋仁寿元年（601）的“恒安之战”，践行了隋王朝对待东突厥与西突厥的关系准则。辽统和二十二年（宋景德元年，1004）辽国决策者在大同精心酝酿并由大同人成功实施的“澶渊之盟”，开创了辽宋边境百余年的和平环境。金天会八年（宋建炎四年，1130）由西京都统宗翰授意，大同尹高庆裔赴东平考察并宣诏册封刘豫的“伪齐之立”，保障了“河南州郡，官制不易、风俗不更”（《资治通鉴•宋记》）的稳定局面。再如明正统十四年（1449）的“土木之变”，明隆庆五年（1567）的“俺答之封”等等，都是大同发生的重大涉外事件。
随着中外交往的不断加强，古都大同有幸成为我国历史上外来宗教的主要传播地域并留下众多名胜古迹。云冈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西京主教区是金元时期基督教全国四大主教区之一，西域穆斯林大批移民使大同又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传播地且留下了《二十四史》唯一记载的一座礼拜寺院。
外交文献是了解历代中外交流的重要渠道，大同在这方面也有着闪光的亮点。大同人撰写的外交文献，首推《二十四史》记载北魏世祖太武帝拓跋焘致南朝宋文帝刘义隆的多篇国书。为现存为数不多的国家元首对外国书之一。金代的《北使记》，元代的《西使记》，也均为大同人撰写的中外交流历史文献，而且是由西京浑源州刘祁、刘郁兄弟二人各自完成的。为研究西域古代史和中西交通史之珍贵文献，被多部著作所引用。有法国人雷慕沙的法文译本，俄国人孛勒斯齐纳德的英文译本等3种译文在国际学界出现。
在国际外交事务中，国家元首隆重出访与相互会晤历来是外交活动的重中之重。古时候，出于安全与尊严的考虑，中国历代国家元首一般很少亲自出访他国，多数情况下是在金殿召见前来朝觐的他国要人。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国家元首出访活动中，大同这块被称之“福地宝城”的神奇土地，却有幸多次见证了历代国家领导人的成功出访与相互会晤，并因此有幸在中外交流史上留下令人赞叹的光辉篇章。
隋大业三年（607）八月，隋朝第二代君王隋炀帝杨广亲临云内（今山西大同）辖境的大利城（今大同西北），亲切看望了突厥启民可汗阿史那染干和远嫁塞北的隋朝义成公主。这是我国历史上皇帝亲自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躬身看望部落首领并与少数民族领导人一起联欢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隋书》生动地记载了隋炀帝杨广和突厥启民可汗友好相会的热烈场面：“帝亲巡云内，溯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氈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韝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帝赐启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
隋朝建立后不久，一举结束了东晋南北朝以来近3个世纪分裂割据的局面，紧接着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措施，开创了政局统一的新时代。突厥人“在北方的少数民族里第一个创制了自己的文字。6世纪中叶，建立了突厥汗国。6世纪末，突厥分裂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九年义务教育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二册）“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隋书•突厥传》）在此情形下，隋王朝与突厥汗国的邻邦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隋炀帝杨广这次北巡途中，曾于当年六月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行宫接见了前来觐见称臣并前后献马3千多匹的突厥启民可汗。隋炀帝很高兴，赐给启民1万2千多匹绸缎。为了进一步巩固发展与突厥的友好关系，隋炀帝又兴致勃勃地亲自赶往启民可汗的驻地云内县大利城，看望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
八月乙酉这一天，启民可汗把庐帐装饰一新，把道路打扫的干干净净，率领部下殷勤恭候隋炀帝的到来。“帝幸其帐，启民奉觞上寿，宴赐极厚”（《隋书•炀帝纪》）随同炀帝杨广一道访问的隋朝第一夫人萧皇后，也前往义城公主的庐帐，亲切看望了远嫁北方草原的隋朝公主。
启民可汗深情地回顾了隋文帝杨坚对突厥部落的真诚扶持和无私援助，他说：“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接着他衷心感谢隋炀帝对突厥部落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帮助：“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隋书•突厥传》）启民可汗采用突厥部落与中国内地相结合的礼节，隆重地接待了隋炀帝及其随同一行。
隋炀帝高度赞扬了启民可汗重视突厥与隋朝的传统友谊，他坚决支持突厥部落维护独立的民族特色，弘扬自身的民族文化，他说：“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书•突厥传》）他还重申了隋朝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给予启民可汗物质上的帮助：“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
会晤期间，双方就加强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同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在高丽国密谋结盟突厥一事上，启民可汗主动同隋朝保持一致，放弃了与高丽国的单独往来。《隋书•突厥传》记载：“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旨谓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
唐天复五年（905），沙陀首领李克用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在云州东城（今山西大同县西）举行了一次高级别会晤，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李克用是后唐王朝奠基人，尊称武皇。耶律阿保机为契丹王朝（辽国）缔造者，庙号太祖。他们的亲切会晤与携手合作，对契丹王朝（907~1125）和后唐王朝（923~936）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重要意义。
有关这次高层会晤，《旧五代史•唐武皇本纪》记载说：“天祐二年春，契丹安巴坚始盛，武皇召之，安巴坚领部族凡三十万至云州，与武皇会于云州之东，握手甚欢，结为兄弟，旬日而去，留马千匹，牛羊万计，期以冬初大举渡河。”
《辽史•太祖纪》描述这次高级会晤：“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
这次为期十天的云中会晤，双方就深化沙陀部落与契丹部落的战略伙伴关系等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同时就双方军事合作、物资互补等一揽子计划以及适当时机共同出兵对付后梁势力达成了协议。其后，他们举办的一次颇具影响的酒会，将这次历史性会晤推向了高潮：“置酒。酒酣，握手约为兄弟。克用赠以金帛甚厚，期共举兵击梁。阿保机遗晋马千匹。”（《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志》）
俗话说：“好朋友不打不相识”。民间谚语揭示的一些奇特现象，不但在人民群众中常常发生，同时也屡屡发生在历代帝王身上。
汉高祖刘邦与匈奴单于冒顿在平城的一场遭遇，谱写了汉王朝与匈奴部落促使世界多极化发展，共同推动社会前进的辉煌史诗。七个日夜的“白登之围”，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和匈奴民族英雄冒顿都审慎地反思了各自的国策：高帝刘邦清醒地看到“当是时，冒顿单于兵强，控弦四十万骑，……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汉书•刘敬传》）的现实状况；冒顿单于则认识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单于终非能居之”（《汉书•匈奴传》）的根本道理。于是，他们审时度势，主动捐弃前嫌，“约为兄弟以和亲”（《汉书•匈奴传》），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传为佳话。
明代著名的“土木之变”，把明英宗朱祁镇和瓦剌可汗也先联系在了一起。自从明英宗赴大同御驾亲征蒙尘之后，他就在也先挟持下，多次和也先一道前来大同，诸如《明史•瓦剌传》记载的“也先拥帝至大同城”、“也先复奉上皇至大同”等等。经过多次大同之行的不间断接触，明英宗朱祁镇和大元田盛可汗也先的私人关系，仿佛比“土木之变”前要有所增进。《明史•瓦剌传》记载的一些片段，如“也先又欲以妹进上皇，上皇却之，益敬服，时时杀羊马置酒为寿”，“也先筑土台，坐上皇台上，率妻妾部长罗拜其下，各献器用、饮食物。上皇行，也先与部众皆送约半日程，也先、伯颜乃下马伏地恸哭曰：‘皇帝行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乃去，仍遣其头目七十人送至京”，“上皇归后，瓦剌岁来贡，上皇所亦别有献”，“天顺中，瓦剌阿失帖木儿屡遣使入贡，朝廷以其为也先孙，循例厚赉之”等等双方往来的一些情况，都足以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确更近了一步。
这样多的国家元首相会在大同，或亲切会晤，或握手言和，无疑给古都大同增添了更加灿烂，更加辉煌的文化魅力。
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唐朝末期由中亚辗转移居大同地区的粟特（沙陀）移民，其昭武九姓胡的很多人成为唐末五代时期的著名人物。长期活动或出生于大同地区的突厥沙陀首领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刘崇等，还跃起为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北汉王朝的帝王。外来侨民经过大同地区的发展壮大，其后代跃然成为中国帝王，这在中国古都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区在国家外事活动中所承担的比重及发挥的作用，直接显现了这个地方的综合实力，也更多的向世人展示了它的魅力和精彩。在中外交流史上像魏都平城、西京大同这样拥有全景式外事活动的地区，全国只有凤毛麟角，山西更是首屈一指，其雄厚的历史积淀是值得彰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