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一）

    自古以来，大同地区就有多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与繁衍，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方。有的民族一直延续至今，有的民族如鲜卑、乌桓、沙陀、吐谷浑、契丹等则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消失了，他们被先进的文化融合了，这是历史的必然，这也是经久不衰的华夏文化延续至今的一个根源。华夏文明的最主要特征是不以血统来划线，而是以文化认同来区分的。宗教是人类与民族产生的伴生物，是精神生活的依托，是高层次的意识形态。研究大同地区的民族与宗教，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部分。

　　大同地区这个地理概念，指的是明清两代大同府所辖区域，也就是雁门关以北地区。如果区域过于狭小，一些古代民族问题难以展开。

　　1976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大同地区进行考古挖掘时，在阳高县古城镇许家窑村南发现古人类化石，并被命名为“许家窑人”。时间约在10万年前。专家们还认为，许家窑人是周口店北京人的直系后裔，在西迁的过程中定居在这里。在怀仁县鹅毛口发现的“鹅毛口石器遗址”被认为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些都说明，大同地区在远古时代就有早期的人类在活动。

　　商代，山西北部是土方、鬼方等游牧部落(见郭沫若《卜辞通纂•征伐篇》112页)。西周，山陕北部为狁。周宣王时，原游牧于北方和西北方的猃狁进入到渭水平原后逼近周都。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所以《诗经•小雅•采薇》说：“靡室靡家，猃狁之故。”宣王派尹吉甫率军将他们赶到了陕北、晋北一带。春秋时为狄族的一个分支代狄。代狄曾在大同地区创建过一个代国。鬼方与猃狁来源很近，据大学者王国维考证，鬼方、猃狁、狄，他们是战国时形成的匈奴族的前身，只是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而已。当时，西方有一个庞大的戎族系统，北方有狄族系统。戎族经过三次大规模东迁，最终来到了今陕西、山西一带，而狄族不断南下，黄河两岸都有这两个民族的痕迹。狄族主要有白狄、赤狄、长狄三个大的支系，活动区域是山西、河北等地。戎族是一个支系甚多，不相统一，经常变动，“随地立名，随时易号”的大族(《春秋大事表•四夷》)。其中有北戎、诸戎、山戎、犬戎等。《史记•匈奴列传》说：“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后来，戎、狄之间已不能区分，同一部族有时称戎，有时称狄，这在史籍中屡见不鲜。

　　西晋太康二年(281)，在战国魏襄王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书，其中有一部《穆天子传》。该书文辞质朴，与《竹书纪年》有相合处，其中保存了古代东西方民族的情况。古今专家都认为这些书至迟成书于战国之前。《穆天子传》说，周穆王西征之时，经由汾河流域，过句(gōu)注山(今雁门关)，到达雷水上游，见到了犬戎群聚的部落。周穆王在这里受到了犬戎首领的接待，并向他献马。雷水即今桑乾河。桑乾河上游在今朔县以北地区。犬戎亦称畎夷、昆夷。商代时，游牧于泾渭流域。周文王、周穆王与之进行过战争。春秋初，曾与秦、虢作战。后来一部北迁，一部逐渐与邻族融合。西周、春秋年间，犬戎这个游牧部族，可能在大同地区生活过。西方的戎族后来演变成一个庞大的羌族系统。

　　西周末年，犬戎的一支骊戎灭了周幽王，中国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晋国是春秋时的大国、霸主。其建国之初，其疆域只有今侯马、绛县一带。《左传•昭公十五年》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戎狄之民实环之。”为了扩大地盘，晋国与戎狄小国展开了长时间的战争。

　　战国时代始于三家分晋，大同地区属赵国。赵国在全盛时期，约占有今山西北部、中部和河北的中部、西南部以及内蒙古的一部分。赵先都于晋阳(今太原)，后又迁都于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再迁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赵虽自称是姬姓，但实与秦同源。在山东六国之中，赵的武力是最强盛的。经过赵武灵王的改革，国力大增。韩、魏处于秦、齐对峙的轴线上，四面都是敌国，只有赵有向北或西北拓展的空间。赵与燕之间有一中山国。中山国，族属白狄的鲜虞部。该国占有今河北的保定市及石家庄地区的一部。都城在今河北定县。大同地区的东南部，也就是广灵、灵丘、繁峙一线可能是中山国的一部分。为了出兵灭掉中山国，赵武灵王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又说：“胡地中山吾必有之。”公元前305年，赵武灵王率大军进攻中山国。赵虽是“万乘之国”，中山只是“千乘之国”，中山国却进行了极为顽强的抵抗。历时五年，赵攻入中山的国都，中山国亡。

　　战国时代，在今陕西、山西、河北、辽宁等省的北部，有东胡、林胡、楼烦、义渠、山戎、绵诸、原、混戎等民族。其中的东胡、楼烦、林胡，《史记•赵世家》称他们为“三胡”。东胡，活动在今辽宁的西部和西北部、河北北部和内蒙古的一些地方。林胡，活动在今河套地区及黄河南。楼烦，活动在今大同地区至集宁间。赵武灵王灭掉中山国后，把目光投向了赵的西北方向，即今天的大同地区和呼和浩特、包头一带。《史记•赵世家》说赵武灵王“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西略胡地，就是向西面进攻，到达榆中。林胡王献马，表示林胡王臣服了，或者就是投降了。榆中，在今陕北靠近河曲一带。公元前297年，赵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赵武灵王从代(今河北蔚县境内)出发，巡视新征服的土地，在西河遇见了楼烦王而进行了战争。西河，即古人称晋陕交界的由北向南的黄河为西河。赵武灵王在黄河边上巧遇楼烦王而发动战争，这恐怕具有文学色彩。这段话没有说战争的结果，楼烦人肯定是输了。赵武灵王从代出发到黄河边，必然自东向西穿过大同地区腹地。

　　《战国策•赵策》说：“赵武灵王越黄花岭，直取楼烦。”这里说的大概是另外一场对楼烦的战争。因为行军路线不同。黄花岭，原名黄瓜堆，今日之黄华岭，在今山阴县。直取楼烦，说明了战争的结果。《资治通鉴》云：“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高阙，包头以西，今巴彦淖尔盟临河县的狼山口。大同地区、呼和浩特地区、包头地区归入赵国版图。

　　楼烦被打败了，可是并没有消失。到了秦末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冒顿“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今河套以南)王”(《史记•匈奴列传》)。汉武帝年间，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骑兵出今右玉，“走白羊、楼烦王”。走，赶跑了。《新编左云县志》说：“今县城之东北四公里处有古白羊城。”今左云地区古称白羊之地。今天我们对林胡、楼烦、白羊这些古代民族知之甚少，他们后来成为匈奴人的一部分了吧。1987年，在平鲁的井坪南梁考古挖掘楼烦人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文物，其中有磨制精细的骨器、石串珠、单耳陶罐、铜质带钩等。罐内装有粮食。楼烦人已有了简单的手工业作坊，可能还有了部分农业。

　　秦灭山东六国之后，分全国为三十六郡，实行单一的郡县制。西汉在地方上实行二元制，既有郡县又有封国。西汉年间，今大同地区分属雁门郡与代郡管辖。大致上平城(今大同)以东为代郡，以西为雁门郡，平城县属雁门郡。《汉书•地理志》记载，雁门郡领十四县，郡治在善无县(今右玉县南)。十四个县中，约有十一个县的县治在今大同地区以内。有户七万三千户，近三十万人，平均每县二万人多一些。代郡领十八个县，郡治在代县(今广灵东北的暖泉镇)。其中约有十二个县的县治在今大同地区内。东汉年间，代郡郡治移到高柳(今阳高城)，雁门郡郡治移到阴馆县(今朔县东南)。原设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的定襄郡的郡治向东南移到了善无县(今右玉县南)。东汉年间，大同地区就有了三个郡，即雁门郡、代郡、定襄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郡是地方上最高一级的行政区划。在唐代之前，云中郡一直设在今内蒙古中部地区，和大同没有关系。

　　经过几百年的民族大融合，到了汉代，汉民族形成了。汉族是原来居住在中原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生活的一些民族、部落融合起来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当时对于这些民族、部落并没有总的正式名称，一般称作华夏族。华夏族主要居住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中下游。著名史学家吕振羽说：“华族自前汉的武帝、宣帝以后便开始叫汉族。”汉民族的确定性和稳定性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雁门郡的三十万人，绝大多数是汉族。在西汉、东汉年间，大同地区的主体民族应该是汉族。1982年，考古工作者在平鲁、神头、朔县等地进行了大规模挖掘，共清理汉墓3000余座，出土文物30000余件，其中不少为珍品。地下实物证明了在汉代，这里是汉族人的聚集区。地下文物是第一手的最可靠的资料。

　　在汉代，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其外部最强大的敌人就是匈奴人。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大军包围在马铺山上，这便是著名的“白登之战”。匈奴居于汉族之北，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他兴起于战国时期，是大漠南北曾被称为鬼方、薰粥、猃狁的各族，经过长期的斗争与融合，于公元前3世纪形成的。其诞生地在今内蒙古河套及大青山一带。冒顿(墨毒)单于时期，匈奴先后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制了东尽辽河，西至帕米尔，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的广大地区，是一个奴隶制政权。大学者马长寿在《北狄和匈奴》中说，匈奴的历史，在冒顿单于即位时，“是一个大的转变时期”。匈奴族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畜群是他们的主要财富。畜群以马牛羊为最多。畜群的生产十分繁盛。冶铁业、铸铜业、陶器业都相当发达。牧场和游牧地归氏族公社所有，牲畜属于个体家庭所有。到了汉代，其氏族组织已经解体。匈奴人从小就熟悉骑射，长大后则编为骑兵。掠夺性的战争是他们的职业。匈奴先后掳去汉人当奴隶当在十万口以上。匈奴政权的机构分为三部分：一是单于庭(首脑部)，它直辖的地区在匈奴中部，其南对着汉地的代郡到云中郡。二是左贤王庭(东部)，管辖匈奴东部地区。三是右贤王庭(西部)，它管辖匈奴西部的地区。单于是匈奴的最高首领，左右贤王是地方长官。

　　到了汉武帝时，由于国力已很强盛，因为大同北面正对着匈奴的单于庭，所以卫青、霍去病诸人率大军数次出上谷(今河北怀来)、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代郡(广灵东北)、雁门(今右玉南)击匈奴。大同地区是部队的战略出发地。其中飞将军李广常年戍边，做过“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史记•李将军列传》)。这个历史上的著名传奇人物，曾经是大同地区的父母官。

　　西汉末年，王莽掌权并推行他的新政，结果使一切矛盾总爆发，农民军与地主武装蜂起，天下大乱。安定三水(今宁夏固原东北)人卢芳，联合三水地区的“羌、胡起兵”(《后汉书•卢芳传》)。在匈奴人的扶植下，卢芳割据“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汉代北部自西向东的五个郡)，并置守令，与胡通兵，侵苦北边”。守即郡守，令即县令，是两级地方政权。建武六年(30)，卢芳派贾览“将胡骑击杀代郡太守刘兴”。代郡也落入卢芳之手。汉光武帝刘秀派王霸与吴汉征讨卢芳。《后汉书•王霸列传》说：“九年，霸与吴汉……五万人，击卢芳于高柳(今阳高)。十三年，卢芳与匈奴、乌桓连兵，(霸)凡与匈奴、乌桓大小数十百战……”建武十六年底，卢芳“入居高柳(今阳高城)”。《后汉书•卢芳传》说：“及(卢)芳败，胡人还乡里……”也就是说胡人曾跟随卢芳进入其割据地区，时间有十余年的样子，但是没能站稳脚跟。

　　东汉政权初建，经济疲敝，对匈奴只能采取防守政策。光武帝刘秀即位后就任命苏竟为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固塞就是修好工事防守。建武七年，杜茂“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建武十二年，段忠在杜茂的北边“筑亭候，修烽火”，还是为了防守。东汉王朝为了避免与匈奴正面交锋，把雁门郡、代郡等地的六万余口老百姓迁往居庸关以东地区。

　　对匈奴问题正感到束手无策之时，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因内部矛盾而发生了分裂。呼韩邪单于的孙子一个叫比的匈奴首领，率八部众四五万人南投汉朝。这部分匈奴，史称“南匈奴”，从此匈奴分为南、北二部分。东汉为了支持并控制南匈奴，让他们入居云中郡(治所在今呼市东南)，并设“使匈奴中郎将”一员，主持南匈奴事务。后来南匈奴陆续安置在沿边诸郡定居下来，其中“郎氏骨都侯屯定襄，左南将军屯雁门，栗籍骨都侯屯代郡”(《后汉书•南匈奴传》)。屯，就是驻扎下来。大同地区的三个郡都有南匈奴人入住了。从此，匈奴人已成为大同地区诸民族之一了。此后，由于边境安宁，外迁的居民陆续各还本土。

　　南匈奴的人口到永元二年(90)前后，已有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多人。入居塞内的匈奴人与汉人杂居，因而逐步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并且还逐步地向东向南方向迁徙。到三国魏时，部分南匈奴已迁徙到晋南的汾河流域，在离石一带最为集中。曹操把他们分为五部，由匈奴人担任部帅，进行管理。1988年，考古工作者在右玉县高墙乡善家堡村的北梁发现一处汉代匈奴墓葬区。清理出的文物有：铜腹、铜酒器、铜质匈奴花片、铜质鹿头、黄金叶子、陶壶、骨夹形器、铁刀等。考古专家认定，这个墓葬区是山西省迄今发现的最完整的匈奴人墓葬，并勘查此地是一个很大的匈奴人墓葬区。东汉年间，右玉县是定襄郡的郡治，定襄郡曾安置过匈奴人居住。此地发现大批匈奴人的墓葬，说明匈奴人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说：“及王莽篡位，欲击匈奴，使严尤领乌桓、丁令(狄族的“余种”)兵屯代郡。”东汉初年，乌桓人已进入大同地区。乌桓亦称乌丸，属东胡的一支，与鲜卑同族。乌桓最先活动于西拉木伦河两岸，过着游牧生活。乌桓被匈奴征服后，为其所奴役。东汉初，乌桓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建武二十五年(49)，乌桓大人郝旦率众向东汉王朝投降，他们被安置在今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及鄂尔多斯草原等地。对于这些乌桓人，《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东汉政府“给其衣食”。安顿下来的乌桓人便“招来种人”，种人即同一部落的人。定居下来了，人数不会少。并在上谷宁城(今河北怀来)设置护乌桓校尉，主持乌桓事务。乌桓南迁后，原住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的乌桓皆归降鲜卑，常助鲜卑、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当时，乌桓号为天下名骑。乌桓社会的基层组织是邑落。《后汉书•乌桓传》说：“邑落各有小帅，数千百落自为一部。”若干邑落组成部，部与邑落各有大人与小帅为首领，均由选举产生。违大人言，处死罪，但可以牛羊赎。“大人有所召呼，刻木为信，邑落传行。无文字，而众莫敢违犯。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大人已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列传》)土地和牧场，一部分归邑落公有，一部分属于家族私有，畜产则为各自家族或个人私有。邑落一般是有血缘的群体。

　　鲜卑，古游牧部族，东胡的一支，与乌桓同族。原活动于辽东塞外鲜卑山，其语言风俗与乌桓同，其跟在乌桓身后逐渐向西南方向推进。乌桓降汉后，鲜卑移居于原乌桓的活动区域西拉木伦河流域。鲜卑的社会组织，略与乌桓同，也是邑落公社。其经济生活主要是狩猎和畜牧，经常以牛羊和汉人互市。东汉初年，才开始与汉王朝发生关系。乌桓转入塞内后，鲜卑遂在塞外占据优势。鲜卑的实力日益壮大后，元和二年(85)，鲜卑、丁零、南匈奴以及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全面攻击。北匈奴在各族沉重打击下从蒙古草原远走中亚，鲜卑趁势占领匈奴故地。遗留在草原上的十多万落匈奴人，皆改称为鲜卑。鲜卑从此更加强盛起来。北方草原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即由匈奴占据优势转为鲜卑占据优势。从此，鲜卑“兵(武器)利马疾，过于匈奴”。这个鲜卑史称“东部鲜卑”。

　　东汉末年，东部鲜卑在檀石槐统领下，成立了一个草原部落大联盟。设庭于高柳(今阳高)北三百余里的弹汙山(今张北县境内)，“兵马甚盛”。整个大联盟的十二个大人(即部落首领)皆为大帅，都受制于檀石槐。这个军事大联盟的范围很广，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部落联盟以檀石槐的东部鲜卑为主体，不仅包括了十余万落鲜卑化的匈奴人，而且包括了后来兴起的宇文鲜卑、慕容鲜卑，以及一部分鲜卑化的乌桓与杂胡。从草原最远处东北角迁来的拓跋鲜卑(史称北部鲜卑)也加入这个联盟之内，其酋长第二推寅为西部五大人之一(见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檀石槐(137—181)死后，“众遂离散”，部落联盟瓦解。这个鲜卑集合体没有达到匈奴国家那样的程度，瓦解分成了几部分。时值天下大乱，檀石槐后裔步度根集团，拥众数万落，占有云中、雁门、代郡等郡。轲比能集团，拥有十多万骑，据有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大同地区有了东部鲜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