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三）

    皇始三年(398)七月，拓跋珪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大同)，始建宫室，建宗庙，立社稷”。大同历史从此翻开了极辉煌的一页。拓跋珪定都平城后，将平城改称代都。在平城设置司州、代尹和平城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开始对平城进行大规模的营建。从此，平城从荒僻的小城逐渐变成北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十二月，拓跋珪在平城举行了他当皇帝的登基大典。改元“天兴”。按汉族五德循环的说法而从土德，服色尚黄，完全采用了中原封建王朝的那一套。拓跋珪“命朝野皆束发加帽”。

　　同时规定“东至代郡(今广灵东北)，西及善无(今右玉南)，南极阴馆(今雁门关一带)，北尽参合(今外长城附近)，皆为畿内”。胡注曰：“魏道武都平城，东至上谷军都关(今北京昌平县北)，西至河(黄河)，南至中山隘门塞(今灵丘县东南)，北至五原(今包头西)，以为甸服。”首都平城的畿内之地就是首都的郊区，和郡治设在平城的代尹辖境大致相当，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同地区基本一致。甸服就是远郊区，和州治设在平城的司州辖境大致相当。司州是封建王朝专设于首都的司隶校尉辖区的简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司州也随同迁走，州改为恒州。

　　道武帝拓跋珪迁都后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离散部落，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和“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就是把部落解散，分田定居，把劳动力同土地相结合，酋长们和自己的部落脱离关系。部落大人和普通的老百姓都成为单独的国家编户(称为纳税人也未尝不可)。这是拓跋族由处在奴隶社会早期阶段转向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并从此走上封建化的道路。封建化也就是汉化。封建化是生产方式的改变，汉化是民族体的改变。封建化是汉化的前提。这也是拓跋人在中原能够立足的根本原因。

　　北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军事上按“班赐有差”的办法分配战利品。将剽悍的拓跋人组成坚强好战的军团去攻城略地，这种战法极其落后野蛮，但获得了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拓跋人把大批“俘获生口及马牛羊”强迫迁往平城及附近，以实首都畿甸的人口。生口就是奴隶，他们是人，但是和马牛羊放在一起，按头计算。因为批次多，数量大，后人对强迫迁往平城的人口总数看法颇异。最高的有一百五十六万，最低的有五十余万，持百万人的看法较多。在这众多的人群中，各民族都有，首都平城可谓是民族汇集之地。

　　移民规模最大的几次有，天兴元年(398)元月，北魏攻破后燕首都中山城(今河北定县)后，“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魏书》卷二)。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山东六州即今河北、山东两省之地。徒何，指的是慕容鲜卑，因为该族出自东汉时代的辽西郡徒何县(今辽宁义县东北)，故名。慕容鲜卑是东部鲜卑的一支。高丽，即高句(ｇōｕ)丽，世居今吉林省南部鸭绿江中游和浑江流域。南北朝时高丽国都平壤。在十六国时，高句丽人参与了中原诸国的混战，所以才被俘获至平城。杂夷，古代华夏人称东方诸民族为东夷，是泛称，杂夷大概是指含有多种民族成分的东方人。《资治通鉴》对此记载有所不同，说是“徙山东六州吏民杂夷十余万口以实代”。此问题在古代时，司马光与魏收(《魏书》的编著者)就有不同看法。二者数字相差很大，恐应以《资治通鉴》为准。后燕政权为慕容鲜卑人所建，此次移民恐怕慕容鲜卑人应最多。

　　天兴二年(399)二月，拓跋珪率大军在北方大破高车、杂种胡三十余部，俘虏人口近十万，全部带回平城。高车即丁零。称为高车，可能由于他们的“车轮高大，辐数至多”。居今蒙古北境到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自称是狼的后代，被认为是春秋战国时代狄族的“余种”。可能与匈奴有些渊源，是后来突厥族的前身。其语言与匈奴大同小异。其迁徙随水草。高车族能征善战，俘虏大部分被充实到军队中。在北魏军队中，有高车虎贲将军、高车虎贲司马、高车羽林郎(羽林，侍卫军之一种)等官职，说明高车族兵员数量很多，地位很显赫。始光四年(427)六月，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十万攻陷大夏国都统万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有近十万人被迁往平城。大夏国是由铁弗匈奴建立的，南匈奴人应占多数。公元435年五月，西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疏勒(今新疆喀什)、乌孙(今吉尔吉斯斯坦阿什提克)、悦般(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渴槃陀(今新疆塔什库尔干)、鄯善(即古楼兰，今新疆若羌)、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等九国使臣到平城向北魏进贡。

　　公元439年九月，拓跋焘率军攻陷了北凉都城姑臧(今甘肃省武威)。三万余户被押送到平城。三万余户，总有十几万人。这其中有不少由中原避乱来到这里的汉人世家大族，还有三千余名和尚。这些人对平城的文化建设和佛教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北凉政权为卢水胡人所建。卢水胡的族属有匈奴说、羯族说，也有人认为是月氏人、羌人、匈奴人混血而成。总之，众多的卢水胡人来到了平城。这些俘虏中还有人数不详的粟特人和西域人。粟特人，史称九姓胡，是一个非常善于经商的民族。唐玄宗时，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史思明均是粟特人。粟特人也称“杂种胡”。十几年后，公元452年，粟特国王派使者来到平城，愿意用钱将他们赎回，文成帝拓跋浚下诏允许。公元429年五月，北魏大破柔然，杀其头人数百，降者三十余万落。有数量不少的柔然人被迁到平城。柔然，拓跋焘称之为“蠕蠕”，含有贬义。南朝称其为芮芮，北齐称之为茹茹，自号柔然。云冈石窟内有茹茹公主的题刻。据近人研究，柔然人是匈奴人与鲜卑人融合后形成的。其地苦寒，冬夏游徙于大漠南北，随水草畜牧，住穹庐。公元450年，拓跋焘率大军南征，渡过淮河抵达长江北岸，刘宋军大败。“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所过郡县，赤地无余，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以降民五万余家分置近畿。”五万余家，总有二十几万人，安置在平城的郊区。这些人应该都是汉人，来自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等地。

　　从史料记载来看，迁移到大同地区的众多人口中，非汉族人口约占一半以上。其中相当多的人给拓跋贵族充当奴隶。当时官私奴隶大量存在。男奴称奴、童、臣等，女奴称婢、妾等，合称为奴婢或生口。直到和平四年(463)，大量掳掠人口的局面才结束。

　　来到大同地区的相当多的“降民”被称为“新民”。公元398年，拓跋珪“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即由国家分配给他们土地和耕牛，成为自耕农。这些人大都来自农业发达地区，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大同地区，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平城地区得到空前开发。在这些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百工伎巧”，即专业技术人才。建筑学家蒋少游，今山东寿光县人，被北魏名将慕容白曜俘虏来到平城，平城内的许多大型宫殿建筑，就是由他主持下完成的。这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由凉州来的那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北宋的大史学家司马光说：“永嘉之乱，中州之人避地河西，子孙相承，凉州号为多士。”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他的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说：“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入于魏。北魏遂深受其影响。”其中儒学大师索敝“以儒学见拔，为中书博士。笃勤训授，肃而有礼。京师大族贵游之子，皆敬惮威严，多所成益，前后显达，位至尚书牧守者数十人，皆授业于敝”(《魏书•索敝传》)。另一儒学大师常爽“教授门徒七百余人，京师学业，翕然复兴”(《魏书•常爽传》)。这么多鲜卑贵族子弟，集中学习儒家经典，是史无前例的。凉州来的著名学者还有宋繇、张湛、阴仲达、宗钦等人。平城虽为边陲之地，却散发着中原文化的气息。

　　人口大量涌入平城地区，一遇饥荒之年，就会造成严重问题。太和十一年(487)，“魏春夏大旱，代地(平城地区)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听民出关就食，行者十五六。”大旱，外出逃荒者占了人口的一多半。平城地区人口锐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拓跋宏正式迁都洛阳，前后三批南迁，人口总数约在百万左右。接着实行民族改革，迁洛鲜卑基本达到了汉化。拓跋鲜卑不能再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继续存在，便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消失，最终全部融合到汉族中去了。

　　为了保卫首都平城的安全，防止柔然族和高车族的南下，北魏政权在北方修建了六个重要的军镇，重兵屯守。在沃野(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今内蒙古固阳南)、抚冥(今内蒙古四子王旗)、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柔玄(今内蒙古兴和北)、怀荒(今河北张北县北)这六个军镇中服役和任职的是拓跋鲜卑族中的“高门子弟”和强族。迁洛以后，迁洛鲜卑与守边鲜卑地位上产生大悬殊，六镇的鲜卑人的地位一落千丈，生活十分困苦。北魏统治者实际上已失去大多数鲜卑人的支持，迁洛的已经汉化的没有战斗力的北魏王朝只有灭亡。524年三月，沃野镇鲜卑化的匈奴人破六韩拔陵举兵起事。这场大起义，人数达数百万。

　　孝昌二年(526)七月，怀朔镇的镇民鲜于阿胡(鲜卑化的高车人)、库狄丰洛(鲜卑人)率领一群人攻“陷平城”。平城，一个曾经十分辉煌的都城就此毁于战火中。《魏书•地形志》也说：“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恒州、代郡)而北，尽为丘墟。”北魏王朝苦心经营多年的畿内之地成为一片废墟，人类也不知有多少文明就这样毁于一旦。

　　大乱之后的平城地区，《资治通鉴》说，公元535年，“稽胡刘蠡升，自孝昌以来，自称天子，改元神嘉，居云阳谷(今左云县境内)”。胡注曰：“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方七八百里地，居山谷间，种落繁炽。”稽胡又称山胡。从其首领姓刘的情况来推断，他们应该是南匈奴的后裔。山胡人成了平城地区的主人。《北史•稽胡传》说：稽胡“亦知种田，多衣麻布。言语类夷狄”。576年，稽胡“乃立(刘)蠡升孙没铎为主，号圣武皇帝，年号石平”。稽胡在与东魏的高欢作战时曾被俘获去六万余户，即二十几万人，可见稽胡是一个很大的部族群体。这时，在神池、五寨、保德一带由契胡人组成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迅速崛起，其首领尔朱荣在北魏末年是一位很显赫的风云人物。契胡，史书说是东胡的一支。东胡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语焉不详。

　　隋唐以前，中国历史上有过两次大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时期，夷、戎、蛮、狄融入华夏，形成秦汉时期朝气蓬勃的汉民族。北魏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众多民族融入汉民族，由此汉民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589年，隋文帝灭掉南朝陈，全国又告统一。中国历史进入隋唐时期。汉代全国设立十三个州，是省级建置。北魏年间实行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到了隋代，全国有一百九十个州；唐初，有州三百五十八个。此时的州已大为降格，已形同郡，甚至比前代的郡还要小很多。隋唐时州郡的名称经常互易，同一地区一段时间称州，一段时间称郡。州郡的辖区很小，有二三个县的州已是大州了。直至唐初，今大同城一带只设有一个恒安镇，归朔州管辖。大同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在朔州。唐代，今大同地区有云州(今大同)、朔州(今朔县)、蔚州(今灵丘)三个州的建置。

　　突厥约兴起于公元五六世纪以前，最初形成于准噶尔盆地之北。曾被柔然征服。公元555年，灭柔然。至隋唐，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势力。突厥早期历史说法不一，但均认为属“狼种”，大概和匈奴、高车同源。其俗，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生，贱老贵壮。部队的军旗饰以金狼头。有文字无历法，唯以草黄草青为换季标记。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突厥内部分裂，分为东西两突厥。

　　599年，东西突厥交战，东突厥的启民可汗大败。启民可汗向隋文帝投降。为了安置这些突厥人，“上命长孙晟将五万人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处之”(《资治通鉴•隋纪二》)。《隋书•北狄传》也说：“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关于大利城的位置，后人说法颇多。北齐天保八年(557)，在今朔县城设立朔州，以后州治从未更动过。既然大利城属朔州，那么距离朔州城就不会太远。为了保护启民可汗和这些突厥人，“又令上柱国赵仲卿屯兵二万为启民防达头(西突厥可汗)，代州总管韩洪等将步骑一万镇恒安”。关于此恒安，胡注曰：“即后魏所都平城之地。”之后，降隋的突厥人达数十万众。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卒，其子为始毕可汗。始毕可汗乘隋末中原大乱，摆脱了隋朝，且将东突厥推向极盛阶段：“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未有也。”(《通典•突厥》)

　　隋末，出现了不少的地方割据政权。其中朔州的刘武周投靠了东突厥。突厥遂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成为偏据于大同地区的一个小政权。武德二年(619)，刘武周与突厥相勾结，率军南下占领太原和晋南，长安的唐政权大为震动。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率唐军渡河连续大败刘武周的大将朔州人尉迟敬德(尉迟恭，鲜卑族)。刘武周将朔州城交给妹夫苑君璋后，逃往突厥。突厥派兵助苑君璋守朔州城。之后，朔州城成为突厥“数为寇”的前进基地，是唐王朝的心头大患。为了拿下朔州城，有人向唐高祖李渊献计说：“数出骑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败其生业，不出岁余，彼无所食，必降矣。”武德六年(623)六月，苑君璋的部将高满政率部杀“突厥戍兵”献城而降，苑君璋北逃。苑君璋“退保恒安(今大同城)”。恒安城内“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可见恒安城内汉人占绝大多数。降与不降，“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璋：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到了贞观元年(627)五月，苑君璋见突厥“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恒安归唐所有，进攻突厥的北大门已打开。平城早已毁于战火，这里说恒安“地险城坚”，这个坚城，何人何时所修，史无记载。

　　贞观元年的冬天，东突厥“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加之内乱，唐太宗李世民任命兵部尚书李靖统军十余万从朔州出发击东突厥。颉利可汗被活捉，东突厥灭亡。对此，《资治通鉴》说：“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万口。”《新唐书•突厥传》说：“其国遂亡，复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恒安地，斥境至大漠矣。”唐王朝因为收复了定襄、恒安等地，把北部边境推进到了大漠。唐王朝把东突厥投降的十万人“分处丰、胜、灵、夏、朔、代间，谓之河曲六州降人”。属于朔州的恒安地区大概也会安置一定数量的突厥人。657年，西突厥也被唐军所灭，“尽收其所据之地，西域悉平”(《册府元龟》卷九八六)。贞观十四年(640)，在恒安城设立云州。州下辖一个县即定襄县。

　　唐北方边境地区，在经历了“凡三十年无戎马警”之后，到了高宗年间，东突厥的默辍兄弟二人，“招集亡散”，开始强大起来。尽复东突厥故地，史称“后突厥”。默辍要求唐王朝归还“河曲六州降人”即那十万突厥人，并要索取其他物资。朝中有人认为“戎狄贪而不信”，应不予理睬。但最终还是“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以与默辍，并给谷种四万斛，杂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默辍由是益强”。唐高宗永淳元年(682)，云州城为默辍所破，云州与定襄县俱废，“乃移百姓于朔州”。弘道元年(683)五月，突厥“破蔚州，杀刺史李思俭”。621年，在今灵丘设立蔚州，下辖灵丘、飞狐(今广灵)、兴唐(今河北蔚县)三县。大同地区的三个州，只剩朔州，但已处于战争的前沿。到了武则天的“嗣圣、垂拱间，(默辍)连寇朔、代”。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唐玄宗时期。开元四年(716)六月，“默辍又讨九姓拔曳固，战独乐河(今蒙古土拉河)，拔曳固大败。默辍轻归不为备，道大林中，拔曳固残众突出，击默辍，斩之”(《新唐书•突厥传》)。

　　默辍死后，“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皆来降，置于大武军北”。唐代边防部队大的建置称军，小的建置称：守捉、城、镇。军、守捉、城、镇的各级长官都称“使”(见《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兵志》)。大武军在今朔县东北。大武军北就是今朔县以北地区。因云州城破，此地区已荒芜，拔曳固等五部人马来到这里是新来的居民。

　　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是敕勒十五部中的组成部分。来到大同地区的也不是这五部的全部。敕勒又称铁勒，在北朝时称高车。敕勒的种类很多，不同时期其内部所属部落又有所不同。史学界认为，敕勒早期分布很广，很难认为其诸部来自同一源流。自东西突厥兴起后，敕勒诸部分别隶属于他们。突厥破灭后，这五部才能来到大同地区。《资治通鉴•唐纪八》说：“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即大漠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五部的拔曳古、回纥、同罗、仆固四部原分布于今蒙古土拉河以北地区。霫(xí)与奚、室韦是今东北地区土著民族。霫、奚与契丹族风俗相同，后并入契丹族。突厥灭亡后，敕勒十五部中，薛延陀最为强盛。之后，回纥最为强盛，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回纥汗国。其他敕勒诸部跟回纥组成“回纥内九姓”和“回纥外九姓”，与回纥融为一体。今新疆维吾尔族的前身就是回纥人。唐玄宗年间，大同地区曾有回纥人在这里生活居住过。

　　开元五年(717)，驻扎在今朔县东北的大武军改称大同军。唐武宗会昌三年(843)，“移置大同军于云州”。大同之名始以部队的名称而出现在今大同。宣宗大中十三年(859)三月，在云州设立大同军节度，“云、朔、蔚三州隶大同军”。安史之乱以后，各节度使大权在握，军政合一。大同军节度使是大同地区最高军政长官。按编制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直至唐朝末年，大同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才从朔州移回云州。

　　大同军由朔州移到云州是有背景的。840年，回纥大汗国被黠(ｘｉá)戛(ｊｉá)斯(即结骨)的十万铁骑所灭，回纥“诸部逃散”。其中的一支回纥来到了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一带，首领称乌介可汗。到会昌二年(842)，“时乌介尚号十万。八月，(乌介)可汗帅众至云州城门，刺史张献节闭城自守，吐谷浑、党项皆挈(ｑｉè)家入山避之。掠牛马数万”。云州的居民有党项与吐谷浑。吐谷浑后面专门谈到。党项，又称党项羌。从种族讲，党项与吐蕃(今藏族的前身)同源，都为西羌的分支。自贞观元年(627)始，党项诸部相继内迁。宋代，该族建立了西夏政权。乌介可汗这支回纥，于会昌“三年，大略云、朔”。不得已，河东节度使“刘沔(ｍｉǎｎ)以太原之师屯于云州”。这一年，大同军从朔州移到云州。最终，这支回纥被刘沔的部队所灭。余部为黠戛斯收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