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四）

     唐末到五代十国时期，沙陀和吐谷浑这两个民族在大同地区最为活跃。沙陀，西突厥的一支。唐贞观年间，居住在今新疆巴里坤湖以东一带。唐宪宗时，因受吐蕃所迫，“乃举族七千帐”东迁。最后来到了大同地区的“神武川”，并在这里定居下来。神武川，因北魏时在这里设置神武郡而得名。其地域大致为今朔县、山阴、应县、浑源四县之地，桑乾河和浑河流域的平川地带。沙陀人非常骁勇善战，号称“沙陀军”。沙陀人中最杰出的人物当是李克用。李克用于大中十年(856)，“生于神武川之新城”。新城的具体位置，后人说法不一。因沙陀人替唐王朝作战有功，李克用的祖父曾被任命为朔州刺史，父亲为蔚州刺史。

　　吐谷(ｙù)浑原游牧于今辽宁的辽河一带，属慕容鲜卑的一支。公元4世纪初，在首领吐谷浑的带领下，迁至今青海、甘南、川西北一带。吐谷浑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羌、氐、胡、汉人等，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魏书•吐谷浑传》说他们：“逐水草，庐帐而居，好射猎，以肉酪为粮。亦知种田，有大麦、粟、豆……”唐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所灭。众多的吐谷浑人纷纷东迁。在836年二月，有一支三千帐的吐谷浑部落来到丰州(今内蒙古临河县东)。《新唐书•藩镇卢龙传》说，这三千帐吐谷浑人最终到达大同地区，并在这里定居下来。当时，云州的浑河川和蔚、朔、岚、石等州均散落有众多内迁的吐谷浑部落。三千帐吐谷浑人进入这一带后，如鱼归渊，很快形成强大的吐谷浑实力集团，并同本地区的沙陀李克用集团发生正面冲突。

　　乾符三年(876)，大同地区发生饥荒，军粮接济不上，“军士怨怒”。驻守在蔚州(今河北蔚县)的沙陀三部落兵马副使李克用乘机发动兵变，带兵由斗鸡台(今新荣区境内)进入云州城，杀死大同军防御使、云州刺史段文楚，自称云州留后，朝廷不允。唐王朝几次派兵征讨，不果。广明元年(880)，几路节度使与吐谷浑首领赫连铎率大军讨李克用于云州。几番大战下来，沙陀军被“大破之，部众皆溃，(李)克用及宗族北入鞑靼”。鞑靼，胡注曰：“靺鞨之部也。”鞑靼人当时游牧于阴山一带。把李克用打跑了，论功行赏，“诏以(赫连)铎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史，吐谷浑白义成为蔚州刺史，米海万为朔州刺史”。大同地区的三个州归于吐谷浑人所有。同年，黄巢的农民军攻入长安城，唐僖宗逃往成都。无奈之下，唐王朝只好召李克用对付农民军。经过讨价还价之后，李克用“率忻、代、蔚、朔、鞑靼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于京师”。农民军不是沙陀人的对手而失败。李克用有大功于唐王朝，从而被封为陇西郡王、河东节度使，实力大增。

　　为了争夺大同地区的控制权，太原的李克用与云州的赫连铎再燃战火。双方连年交战，互有胜负。昭宗大顺元年(890)，“赫连铎引吐蕃、黠戛斯之众十万攻遮虏军(在今岢岚县境内)，杀其军使刘胡子”。遮虏军是李克用的部队。赫连铎是吐谷浑人的大首领，他带领的军队中还有吐蕃人与黠戛斯人，而且数量很大，十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吐蕃人，今天我国藏族的祖先，由古代西羌部落与西藏当地土著居民孟族融合而成。隋唐时，该民族在我国的西部曾建立过一个强盛的吐蕃王国。黠戛斯，汉称坚昆，魏晋间称结骨，唐称黠戛斯。该族活动区域主要在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内附。后进入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中部地区。该族最显赫的事迹就是灭掉了强大的回纥国，迫使大部分回纥人进入今新疆地区。约10~12世纪，大量的黠戛斯人移居今新疆的天山西部地区。该民族的后裔在今新疆境内称柯尔柯孜族，有塔什库尔干柯尔克孜族自治州。在境外称吉尔吉斯族。黠戛斯人的体貌特征，《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二》说：“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者为不详。”

　　昭宗乾宁元年(894)，实力强大的李克用终于“大破吐谷浑，杀赫连铎。(李)克用表大将石善友为大同军防御史”。唐代地方军政长官有团练使、防御史、制置使、节度使之别，以节度使为最。胡注曰：“赫连铎，本吐谷浑酋长，开成中，其父率三千帐自归，守云州十五年，至是而亡。”公元907年，唐灭亡。次年正月，李克用死于太原，年五十三岁。932年，后唐明宗李嗣源任命“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兼大同、彰国、振武、兴唐等军蕃汉马步总管”。李嗣源、石敬瑭均是沙陀人。石敬瑭从此掌握军政大权而起家。大同军在云州，振武军在朔州，彰国军在应州，兴唐军在寰州(今朔县东)。大同地区有四个州、四个军。“蕃汉马步”，这四支部队中，骑兵、步兵，蕃人、汉人都有。

　　936年五月，石敬瑭为了取代后唐政权而在太原起兵。在后唐大兵压境之时，石敬瑭只好“遣使求救于契丹，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时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契丹主耶律德光率兵五万骑，出兵相助。十一月，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史称后晋。之后，石敬瑭割“十六州以与契丹，岁输帛三十万匹”。大同地区的云、朔、应、寰四州从此归入契丹国。

　　大同地区归契丹国以后，民族问题仍然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吐谷浑皆属契丹，苦其贪虐，思归中国。”四年之后，“熟吐浑(生、熟是中原政权对少数民族汉化的评判标准)节度使白承福、赫连德等(赫连、白两姓是吐谷浑的大姓)，各领本族三万余帐，自应州地界奔归王化”。所谓王化之地，也就是雁门关以南的石敬瑭地盘。三万余帐，总有十几万人之众。还有，生吐浑、契苾(敕勒之一部)、突厥、沙陀，“各领部族老小，并牛羊、车帐、甲马，七八路慕化归奔，俱至五台”。这些人“具说被契丹残害”。各族人民从契丹人统治下来个大逃亡，人数相当可观。在五代时期，大同地区仍然是众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五代时期以后，北方的沙陀、吐谷浑、突厥、敕勒等众多民族逐渐在史籍记载中消失了，民族大融合的步伐愈来愈快了。

　　947年二月，耶律德光改契丹国号为辽。云州归属辽国一百年之后，重熙十三年(1044)十一月，改云州为西京，为五京之一。辽制，称京之地设府，称为京府，因此就有了西京大同府。先有大同军，后有大同府。一个是军队的名称，一个是行政区划的名称。辽全国划分为五道。西京道的辖区范围相当大，其西可远达今宁夏境内。辽的五个京城，也就是五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国境内的主要民族为契丹、汉人、渤海人。契丹人是统治者的民族，而汉人则是主体民族。燕云十六州内的汉人更是占绝大多数。

　　“契丹”之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契丹传》。契丹族与相邻的库莫奚族(奚族)都是从宇文鲜卑人中分离出来的。早在东汉年间，部分南匈奴人迁到以紫蒙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今辽宁朝阳西北，老哈河上游)，与鲜卑人杂居，遂被融合。史称这部分人为宇文鲜卑人。公元345年，宇文鲜卑人被慕容鲜卑人所灭，余部迁往松漠间(今内蒙古东南部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一带)。其后逐渐向东发展，其中一部称契丹，一部称库莫奚。契丹人分为八个部落，过着游牧生活。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时，契丹各部落纷纷到平城朝贡名马。唐末，契丹社会逐渐进入奴隶制社会。天祐四年(907)正月，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的新可汗，契丹人开始走上了强盛之路。

　　20世纪50年代，朔县城南的新安庄村出土了两方墓志铭。一方为《故顺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高公墓志铭并序》。镌碑年代为辽乾统十年(1110)五月二十八日。墓主人为高为袭，生前曾任顺义军马步军都指挥使。辽圣宗统和年间(984~1012)于朔州置顺义军，统州一县三。高为袭，渤海族人，祖籍扶余府鱼谷人，即今吉林省长春以南。渤海国于唐圣历元年(698)建立。民族是以粟末靺鞨、高丽为主体而形成的，王室为突厥人。靺鞨族是以后形成的女真族的先民。女真族又是满族的前身。靺鞨人部类繁多，大部落有七个。粟末部是其一，居住在今黑龙江流域和俄罗斯滨海地区。高丽民族的后裔为今天朝鲜半岛的居民。渤海国全盛时，“地方五千里”。渤海国于天显二年(926)为耶律阿保机所灭，疆土为契丹所有。高为袭的祖父高模翰，娶高丽女，曾官至辽国的上将军。本文专门谈及高为袭，目的就是想说明辽代大同地区也曾有过渤海人的存在。

　　辽国幅员辽阔，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转徙随时，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游牧、渔猎民族，又有“宫室以居，城郭以治”的汉人和渤海人。为了有效地治理被征服地区和被统治民族，体现在统治机构上就是“官分南、北”。辽国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两套平行的政权机构——北面官和南面官，实行“一国两制”。北面官管理契丹人等游牧民族；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管理汉人、渤海人事务。北面官中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北枢密院，也称契丹枢密院。南面官中的最高行政机关是南枢密院，也称汉人枢密院，是掌管定居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汉人、渤海人州县事务的朝廷机构。1986年8月，在南郊区马军营乡新添堡村发现一座保存较完好的辽代墓葬。该墓葬是辽景宗乾亨四年(982)大同军节度使许从赟(yūn)夫妇合葬墓，距今已有一千余年的历史。出土了不少的珍贵文物，更为重要的是墓室周壁有彩绘壁画，其中有文臣、武官、侍女像十四个。人物外表特征明显都是汉人。许从赟是汉人，在辽代早期仍然任大同军节度使这样的高级军政长官，说明南面官系统中汉人还是有一定位置的。从墓葬中也可以看出，汉文化仍然是辽代大同地区的主流。

　　西京地区在辽国是重要的农业区，根据《辽史》的记载，耶律学古任彰国军节度使驻应州时，耶律抹只任开远军节度使驻云州时，都“劝农桑”，结果是“户口丰殖”，“斗粟折钱六”，农业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

　　自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兄弟二人通过“陈桥兵变”取得政权建立北宋后，一直想收复燕云十六州，完成统一大业。然而几次北伐都以失败而告终。1004年，辽宋签订“澶渊之盟”之后，双方一直相安无事。宋辽在今山西境内的分界就是雁门关一线。

　　北宋时期，在政治、军事舞台上，有一个折氏家族非常活跃。折家在五代时就已出名，及至北宋，更是名将辈出。《中国人名大词典》收折家人物就有十二人之多。折家声名显赫，名垂青史。《宋史》说折姓“世居云中，为大族”。因为大同历史上曾称过云中的缘故，所以《山西通志》、《大同府志》、《大同县志》都认为折家是大同人，把折家人统统收入人物传中。唐代，曾改云州为云中郡，十七年后又改回云州。大同称云中郡的时间非常短暂，说折家是大同人可能有误。北宋年间，折家大部已在今陕西的神木、府谷一带定居了。杨家也是府谷人，门当户对，因此就有了折家的姑娘嫁给了杨继业为妻的说法，这就是小说和戏曲中的佘太君和折太君。光绪年间编辑的《山西通志》中说：“保德州南四十里折窝村有折太君墓，(折太君)即杨业妻，折德扆女也。”此说法不足信。折家与杨家相比，倒是杨家和大同多少有点联系。杨家的代表人物杨业(字继业)生前因为做战有功，曾被授予云州观察使。云州在契丹人手中，只是个荣誉。与辽作战，杨业兵败被俘，不食而死。之后，宋太宗追赠他为大同军节度使。雍熙三年(986)，杨业率军北出雁门关，曾短暂地收复了寰州、朔州、应州、云州等四个州。杨业的部队在云州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是三个多月。

　　折家的民族称谓的演变，可以说是一部北方民族史，笔者曾有论文专门谈及这个问题。据《新五代史•党项传》记载，党项有九大姓，其中有拓跋、折氏等。党项是羌族的一支，称党项羌。折家是羌族。据《金石萃编》卷147的《折克行神道碑》记载：“公字遵道，出河西折掘姓。”折家本姓折掘，出自河西走廊。据《晋书•秃发乌孤》载，折掘氏为河西鲜卑。河西鲜卑为拓跋鲜卑的一支。《东都事略•折克适传》说：“其先与道武帝(拓跋珪)俱起云中，号代北著姓。”此云中明显可知是秦汉时的云中郡，今呼和浩特地区。可见折氏出自鲜卑一族。《姓氏寻源》卷42的《折氏》中说：“折氏，出匈奴折兰王之后。”折氏出自匈奴族。粗线条地勾画一下折家的历史，折家祖先为匈奴人，北匈奴西迁后，留在草原上的十万落匈奴人都自号鲜卑，折家又成了鲜卑人。公元3世纪中叶，拓跋鲜卑的一支迁到了河西走廊，折氏也来到这里。河西鲜卑的秃发乌孤于公元397年，在今青海西宁建立南凉政权。南凉政权灭亡后，今青海地区后来为吐谷浑所有。吐谷浑中，党项羌是其主要组成部分。折家又自然而然成了党项族。唐代，吐蕃强大，几个民族只好陆续东迁。其中党项羌的拓跋氏来到今宁夏地区，并建立了西夏王朝。祖先为拓跋鲜卑的党项羌的拓跋氏改姓为李氏，成为西夏的皇姓。折家也回到了其祖先的发祥之地。不过到了北宋年间，他们已是地道的汉人了。这就是折家的民族演变史，也是中华民族的融合史。假如真有折太君这个人物的话，她才是真正的“番邦”后代。

　　天辅六年(1122)四月，完颜宗翰率金军攻占了辽西京。从此，大同地区归入金国。金仍设立五京(金五京与辽五京并不相同)，但大同仍是西京大同府。只是辽的西京道改为金的西京路，所辖地区有所调整，但范围仍然很大。除这些地方行政机关外，金初还在西京设置云中枢密院，掌控着燕云诸州及北宋原统治的中原和陕西地区，被称为“西朝廷”。

　　金国统治者民族是女真。女真人的祖先称勿吉、靺鞨。女真源出自靺鞨七部中的黑水靺鞨，原住在今黑龙江下游地区。黑水靺鞨又由十六个部落组成，大部分都居住在今俄罗斯境内。后来黑水靺鞨有一部分向南迁徙。契丹建国后，在译名上始被称为“女真”。金国是在氏族制度上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在女真社会中，还没有出现私人土地所有制，仍残存氏族制度。女真人的社会经济有农业，种植粟、麦、葵等，还能酿酒；有畜牧业，有车马无牛羊，多猪，善射猎，能捕貂等，弓箭以石为镞。女真人的祖先勿吉人与北魏王朝关系非常密切，孝文帝延兴五年(475)，勿吉派使者向北魏“朝献”，太和初年又贡马五百匹。并曾向孝文帝请示：“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丽，可否”孝文帝诏敕“三国同是藩附，宜共和顺，勿相侵扰”。勿吉、高丽、百济都曾是北魏的臣属。高丽的都城在平壤，百济的都城在今汉城南。

　　金国继承辽制，仍然实行南北面制度。在北面的女真人中实行猛安谋克制；在南面实行中原官制，以统治汉人地区。女真人以猛安谋克为地方行政组织，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即使在汉人地区，女真人的猛安谋克也是一个单独的行政系统，等同于汉人的州县。女真人的后裔满族人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就是由此演变而来。

　　金于诸京置留守司，长官称留守。汉人高庆裔为第一任西京留守，库莫奚人萧怀忠也任过此职。贞元年间(1153~1156)，完颜雍任西京留守。正隆六年(1161)，完颜雍被女真贵族推举为皇帝，是为金世宗。其子完颜永功于泰和七年(1207)任西京留守。

　　公元1211年春，成吉思汗亲率蒙古大军攻金。十一月，金的西京留守胡沙虎“弃西京走”。此后，大同地区归于蒙古。元太祖忽必烈时改国号为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西京路为大同路。大同路管辖五县八州，即大同、白登(今阳高)、宣宁(今新荣)、平地(今集宁)、怀仁；弘州、浑源州、应州、朔州、武州、丰州、丰胜州、云内州。大同路与辽的西京道、金的西京路相比，辖区面积已大为缩小。元代创建行省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一直沿用至今。元代在今山西、河北、山东及内蒙古的一部分地区，由中央直辖，不设省，称为“腹里”。后来由于“腹里”地区的面积过大，便一分为二，设立二个道，成为中央的派出机关。一个道在今山东境内，称为山东东西道。一个在今山西境内，称为河东山西道，管辖大同路等三个路。山西道的行政机关宣慰司设在大同。“山西”这个行政区划名称来源于山西道。是在大同首先使用这个名称的。到了明代，在太原才有了山西省布政司。辽代的西京道、金代的西京路、元代的山西道都表明大同一直是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元代地方官制中，与辽、金最大区别就是实行“达鲁花赤”制。达鲁花赤，蒙古语的音译，意为镇守者。蒙古统治者为了保证对各被征服地区的控制，在各级地方官员之上，都派出达鲁花赤监临，掌握最终裁决的权力(各级达鲁花赤都由蒙古人担任)。关于蒙古族，近代学者都认为，蒙古族的先民是鞑靼人，再往前则是室韦人。隋唐时，室韦有五大部落，分布于今嫩江流域和黑龙江上游地区。唐朝置室韦都督府以统之。9世纪中叶，室韦人大量西迁或南迁进入蒙古高原。外迁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突厥、回纥、党项、吐谷浑、沙陀、汉人等作为自己的部落成员，从而形成了鞑靼诸部。成吉思汗时期，以鞑靼诸部中的“萌古”人为核心，最终形成蒙古族。元代的民族政策是黑暗的，对汉人、南人(南方的汉人)采取歧视、奴役的方针；而在宗教政策上，蒙古人则包容兼蓄，因此多种宗教在元代都十分流行。

　　《元史•世祖本纪》卷九说：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三年(1276)六月，“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与民一体输赋。”这道政令是说，在西京大同的僧人、道士、基督教(也里可温)神职人员、伊斯兰教(答失蛮)神职人员，凡是“有室家者”，必须和普通老百姓一样需要纳税。并规定，“在寺住坐者”，仍然可以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