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的地位
大同地处山西北部，北控大漠，西界黄河，南据雁门、宁武之险，东连倒马、紫荆之关，形势险要。大同之南的雁门山，古称勾注塞，是天下九塞之一，所以在历史上雁门以北的大同一带也属于塞外、塞北。塞北的气候高寒，无霜期短，除大同盆地中心有一定的农业基础外，整个塞北在历史上农业欠发达，而以畜牧业为主，从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上看，大同正处在游牧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带上，而游牧文化的成分更多些。大同在13世纪中叶以前的1400多年间，基本上处于中原王朝的北部边陲，从北边蒙古高原上兴起的游牧民族南下中原，大同是必争之地，是他们南进的桥头堡。
作为中原王朝的边陲城市，大同又是中原王朝防御游牧民族“胡马”南下的前哨。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大同在中国民族融合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曾先后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北方游牧民族在这块塞外热土上留下他们的生活足迹。这些游牧民族在大同和中原的汉族政权碰撞、交流，使大同城在历史上呈现出一种多民族和多元的边塞文明。
匈奴族与汉族在大同的碰撞、交流
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属于北狄系。早在战国时期，匈奴的势力就开始逼近今大同一带，这里当时属于赵国的地盘。为了防御匈奴的侵扰，赵国在今大同一带修筑了一道长城，派大将防守。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又把原来赵、秦、燕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绵延万余里的长城，以此防备匈奴的南下。大同一带当时隶属于雁门郡，处于长城以南。秦汉之际，匈奴趁中原王朝无暇北顾，大规模南下，越过长城，威逼中原。
刚立国不久的刘邦心高气盛，本想在塞北地区重创匈奴，没想到大败于平城，差点丢了性命。经过“白登之战”的较量，刘邦知道匈奴势力正强，一时无法打败他们，便改变了策略，让樊哙率军队驻守在代地，防备匈奴。回到长安不久，刘邦又采纳了娄敬的建议，把亲侄女嫁给匈奴单于“和亲”。“白登之战”后，汉军和匈奴的军队还不时有小规模的战事，但一直到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北伐匈奴之前的70多年间，汉军在塞北地区一直处于守势。而汉朝的“和亲”政策，则是“白登之战”的直接后果。可见，汉初的“白登之战”在汉朝历史上影响重大，这一战直接影响了汉王朝的北伐策略。而从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白登之战”也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较量时第一次遭受的重大挫折。“白登之战”以后，汉朝和匈奴在塞北地区虽然时有碰撞，但双方的交流也长期存在，双方在边境地区设关市互通有无。史书记载：“匈奴贪关市贸易之利，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史记•匈奴列传》）当时的平城一带，是汉与匈奴的互市之地。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率大军北击匈奴时，今大同一带又成为汉军北征的前哨阵地。
东汉初，乌桓崛起，乌桓和匈奴多次南下，在塞北地区抄掠。为了防御乌桓和匈奴的南下，东汉军队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修筑了一道防线。由于匈奴南下抢掠日盛，东汉光武帝派人将雁门、代郡等地的百姓六万多人迁到居庸关（今北京昌平西北）、常山关（今河北涞源南）以东，以避其锋。
匈奴和乌桓的流动性极强，他们朝发穹庐，暮至城郭，当时居住在今大同、阳高一带的百姓深受其害，边陲萧条，空无人迹。（《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愿意向东汉王朝归顺称臣，大量的南匈奴部众入居雁门郡、代郡，平城一带边患暂息，“野无风尘”。到了东汉永初年间，南匈奴又开始反叛，不时南下攻击，今大同一带又一次陷入战乱。
乌桓族与汉族在大同的碰撞、交流
乌桓属于东胡。汉初，东胡被匈奴击败，东胡残部聚居乌桓山，因山为名。乌桓族善骑射，逐水草而居，游牧为生。西汉昭帝时，乌桓渐强。东汉初，乌桓崛起，经常和匈奴一起南下攻掠，今大同一带屡遭乌桓军队的进攻。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居住地区遭到重大天灾，乌桓乘机击败匈奴，成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一支强大力量，乌桓和鲜卑、南匈奴并称北族三强。乌桓愿意归顺东汉王朝，大批乌桓部族迁居今山西北部，住在今大同一带的乌桓被称为“雁门乌桓”，住在今阳高、怀仁一带的乌桓被称为“代郡乌桓”。此后50多年间，乌桓和汉族在今大同一带基本和平相处，双方以交流、融合为主。永初三年，乌桓和鲜卑、南匈奴反叛，开始侵扰今山西北部和内蒙古南部，今大同一带又进入了一个战乱时期。直到建安二十三年，曹操派他的儿子曹彰北伐乌桓，基本上把乌桓势力赶出了塞北地区。
突厥族与汉族在大同的碰撞
突厥属于北狄系。北齐初年，突厥的势力就达到了今大同一带。北齐河清二年，突厥的大军从大同南下进攻北齐，和北周的军队形成南北夹攻之势。隋朝初年，突厥的势力控制了塞外的大部分地方，大同一带不时遭到突厥的骚扰，隋朝派大将在恒安（今大同东）镇守，双方在塞北的战事不断。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巡视塞北，突厥始毕可汗率十万大军围攻隋军，雁门郡41城，其中39城为突厥占有，隋炀帝被困于雁门城（今山西代县），差点当了突厥军队的俘虏。（《隋书•炀帝纪》）唐初，突厥势力强盛，是唐王朝北部的一大威胁，今大同一带经常受到突厥的进攻，石岭关以北基本上都在突厥的控制之下。在唐朝与突厥的战争中，塞北地区一直是一个战略重点，突厥经常南下攻掠，最初是凭借马邑（今朔州市东）作为据点。武德六年，勾结突厥、盘踞在马邑城中的汉族军阀苑君璋的部将高满政发动兵变，杀死了突厥的戍兵，投降了唐朝，苑君璋率部分人马退保恒安（今大同），大同又成了突厥南下的一个据点，直到贞观元年，苑君璋看到突厥势力削弱，率众归唐，突厥在塞北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消除了。唐太宗贞观三年，唐太宗派三路大军北伐突厥，第二年唐军大获全胜，一直追击到阴山一带，突厥的势力这才退出了塞北地区。
唐僖宗乾符年间，西突厥的一支沙陀人的势力又进入大同，塞北地区很快又成了沙陀人的天下。在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出卖雁门关以北诸州之前的60多年间，大同一带基本上处于沙陀人的控制之下。
女真族对大同的控制
女真族也属东胡系，他们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北宋末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金政权。新兴的女真族不断南下向契丹族的辽政权发起进攻。北宋宣和四年，金兵攻占了辽的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西），辽皇帝天祚帝惊慌失措，带领几千人马逃到了西京大同。金军统帅完颜宗翰率兵一路追杀，天祚帝没敢在大同久留，又匆匆逃往别处去了。金兵全力围攻西京大同城，金辽双方在大同展开了一场激战，金兵经过拼杀夺取了城西的制高点，城内的辽兵抵挡不住金兵居高临下的射击，出城投降。第二年，宋朝派人到大同，按照宋金原来的协议想收回大同及附近各州的土地，大同城是金兵经过血战从辽兵手中夺回的，他们岂肯轻易把大同城送给宋朝呢？当时驻军在大同城中的金兵统帅完颜宗翰认为，如果把大同一带送给宋朝，“则诸军失屯据之所，将有经略，或难持久，请勿与之。”（《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可见金人把大同作为他们南下进攻中原的桥头阵地，大同城在当时对金兵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124年，坐镇大同的金军主帅完颜宗翰在大同设立枢密院，当时金人把设于大同的枢密院称为西朝廷，大同成为女真族的两大军政中心之一。宣和七年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其西路军队正是以大同城为大本营而发兵南下中原的。
在女真人统治中国北部的100多年间，大同作为金政权西京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天会三年，女真人在西京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庙纪念，这实际上是女真人的祖庙。女真人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多次大规模地从东北把女真人迁往汉族居住区，大同作为他们的西京，聚集了不少的女真人，无疑又成为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