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之美与晋商之魂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晋商之魂。

　　作为伦理美基础的真的问题，是老子提出来的，他提倡和追求的是真善之美，去伪存真之美，益民、利民、爱民的伦理之美。孔子第一个提出“信”，而且要求“去食存信”，不吃不喝，也要坚“信”到底。孟子根据他的“性本善”的理论，提出天道是诚善的，人道也是诚善的。而要做到“诚”，就要“反求诸己”，“己所不为，勿施于人”，这样才能“反身而诚”，这也是“悦亲”之道，若“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诚，成为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原则和范畴。庄子强调伦理美的基础是真，提倡朴素之美、真美、诚美。他说：真在其内，神动于外。不精不诚，不能动人。

　　纵观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诚信”作为一种美德、一种伦理美，几乎是一条线发展下来的，即使韩非子的“人性皆恶”，“隆主论”和“刑德”之治，也没有斩断“诚信”这一美德的延续和发展。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存。“民信”是国家政治的灵魂。失民心者失天下。政府重视诚信，政策、法令才能施行、落实。所以，在“信”的问题上，在任何情况下，无任何机动、灵活的余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道可以一刻离开诚信吗？

　　历史上流传的成王“桐叶封弟”的故事，本来是一句戏言，但因“君无戏言”，既然说了就必须算数，所以便封其弟叔虞于唐（今山西翼城西）。介子推“割肉献君”，救重耳于危难之中，重耳即位，有失诚信，介子推与其母硬是被烧死在绵山（今山西介休市境），也不出山受封。因为介子推被烧死的那天，正好是清明头两天，后人为纪念他，每逢清明便不生火做饭，俗称“寒食节”。《国语》中《箕郑对文公问》的故事，更为有趣。当时晋国闹饥荒，文公向箕郑询问说：“怎么救灾荒？”回答说：“讲诚信。”文公说：“怎么讲诚信？”回答说：“君心要讲诚信，官位名分要讲诚信，法令要讲诚信，办事要讲诚信。”文公说：“讲诚信将会怎样？”回答说：“君心诚信，善恶就分明。名分诚信，上下级就互不干犯。法令诚信，就时时会成功。办事讲诚信，百姓都可以就业。于是百姓了解君王的心，贫穷的也不害怕，富裕的拿出自己收藏的东西如同往自己家拿一样痛快，又有什么贫困匮乏呢？”文公拜他为箕大夫。《文公称霸》也记载，由于文公按子犯的建议，围绕诚信、义和礼做了三件大事，得以顺利击败曹国、卫国和楚军，为宋国解了围，从而称霸天下。而救宋也是为了报答其礼遇之恩，实现自己的诺言。

　　至于对出生于解州（今山西解县）与刘备、张飞“桃园三结义”并为扶汉，横刀立马，“过五关斩六将”，奋战一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关云长，那就更非同小可了。他的原型已经是“忠、信、义、勇”的代表，宋、元、明、清以来，更把他美化得圣乎其圣，神乎其神，由“侯”及“公”及“王”，册封不止。明神宗在万历年间还曾封关公为 “协天大帝”——— 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儒家和儒教不必说了，因为关公显然是孔子所倡导的“礼”的化身。外族统治者不嫌弃他，佛道各教也争先恐后地拉他“入伙”。苏州的五百罗汉堂中，竟然也出现了持刀站立的关云长。原来佛教把他封为护法的“伽蓝神”。而笃信道教的宋真宗则把他请入道教。他没有让他去隋唐战秦琼，却让他到解州盐池，大战蚩尤。虽说有点滑稽，但也说明从封建君主到各大宗教对关公的推崇。在民间对关公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伦理美和诚信美的化身。关公文化，即诚信文化。这一文化，经久不衰，至今影响犹存。过去是“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现在则在海外——— 亚洲、澳洲甚至西方国家也被造像、立庙，顶礼膜拜。尤其海外的华商，更是把关公奉为财神。这也许是因为“诚能通金石”，诚信才能发财的缘故吧。历史上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依托，不也在诚信吗？

　　晋商之魂 

　　晋商兴盛达5个多世纪。

　　早在夏、商、周时期，山西境内的产品交换已经兴起。在夏帝都和各部落活动的中心区域，如平阳、蒲坂、安邑，今襄汾陶寺、夏县、翼城、垣曲等地，市场交易已很活跃。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晋与三晋，即出现了像猗顿、吕不韦那样的豪商巨贾以及他们在思想政治上的代表纵横家学派。与此同时，由于商业的繁荣，货币流通量的增加，山西成为中原地区商业之枢纽。秦汉时期，山西商业已拓展到内蒙古、东北辽东一带。隋唐宋元时期，山西商人不仅携资竞争于全国市场，而且通商于塞外以至欧洲。在明代，因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北部驻兵增加，粮饷缺乏，便实行“开中法”，用发给食盐专卖执照“盐引”的办法，鼓励商人把粮食和食盐贩运到晋北边防粮仓。山西商人利用自己靠近边防的有利条件，捷足先登，以当时盐业集散地扬州为中心，不但向晋北边防输盐，而且向全国市场进军，与安徽的“徽帮”展开竞争。“晋商”借助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雄厚的实力，到明代末期即成为雄踞海内的、中国当时最大的商业集团。

　　同时，晋商利用明末实行汇票的机会，又来了一个捷足先登，率先建立“票号”，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在清代达到鼎盛。它不但在山西平遥、祁县、太谷有总号30家，而且在各地有分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不但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金融，而且把分号设到了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俄国的莫斯科以及东南亚，每年获利达500万两。在清咸丰、光绪年间，则是“山西票号”发展的高峰，曾一度执全国之牛耳。光绪三十四年，全年汇兑达到两千万元以上。而卓越的商业信用正是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得以持久、旺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晋商的成功不仅在于资本雄厚、管理严密、法规完善，更在于他们在实际运营中同生产者、消费者、储户以及商业同仁之间建立了值得信赖的诚信关系。因其诚信享誉全国以至全球，其生意才能覆盖全国及全球，真正做到“生意兴隆通四海”。

　　试想当时北方的农民、牧民，生活很贫困，甚至无力用现钱、现物购买或兑换商品，只能凭信用。晋商采取的就是“春赊秋收”的交易方法。在春天青黄不接时赊给他们商品，解其燃眉之急，秋天再来收账。晋人的商号还常为蒙民捎购物品，甚至垫借钱财，一旦答应，就一定要办到。所以，深得蒙民信任。蒙民购物，只认商标，不问价格，对山西商号的商品，从不怀疑其质量。这种信用买卖关系，多少年如一日而不变。及至发展到“票号”，更是不论款额大小，路途远近，均必按期兑付，绝不延误。储户如需用款，随时可以提取，此地存款，彼地亦可支取。客户感到方便可靠，吸储自然不会困难，即使达官贵族，也愿把钱存在“票号”。

　　对于“山西票号”的信誉，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评价说：“山右钜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显著。”《英国领事报告》中也说：“山西票号”信用很高，有力量买卖中国任何地方的汇票。上海汇丰银行说：二十五年来与山西商人作了几亿两的巨额交易，“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由此可知，“山西票号”之所以能“分庄遍于全国，名誉著于全球”的根本原因了。（以上参见：黎风《山西古代经济史》，刘建生、任志国《晋商信用及历史启示》）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诚信是三晋尤其是晋商之都太原的一份重要文化遗产，需要创造性地加以继承，使它在建设文化强省和“诚信山西”中发挥积极作用。

　　信用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也是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和社会风尚健康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诚信是市场经济的“黄金规则”，也是政治活动、司法行政的“黄金规则”，或像古人所说的“帝王规则”。诚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文化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不能设想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失去诚信，互不信任，互相猜忌、倾轧的状态下，能够维持其集团的存在和社会的稳定。不能设想一个诚信缺乏的环境能引来投资和促进经济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长远的发展。相反会扰乱和破坏整个社会以及国际市场的正常和健康运行。新晋商的崛起，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诚信走遍天下。而反面的教训正是由于诚信缺失。

　　大量事实说明，诚信缺失，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利益，而且严重危害市场经济、市场秩序、政治风气和国家信誉以及在世贸组织中的信誉。它既是一种“私害”，也是一种“公害”，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瓶颈，必须予以破解。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诚信已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稀有资源。抓诚信建设，就是挽救这一稀有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