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与家族管理

　　[摘 要] 山西票号在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但在清末的动荡中逐渐灰飞烟灭。回顾这段历史，相较于眼下我国加入WTO所引起的冲击，我们有必要从前人那里汲取一定的教训。

　　山西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有着显赫的地位，其经营历史之悠久，品牌信誉之卓著，涉足地域之宽广，业务实力之庞大，为历朝历代所罕见。但清末以后，票号日趋衰败，一蹶不振，以至目前仅存残砖败瓦，供人观赏，思之令人扼腕。然则即便如此，透视它的百年兴衰，后来者仍能深受启迪。这种启迪不是简单地照搬前人的做法，而是通过对前人何以成又何以败的分析，发现历史变化的规律，做出顺应时代的选择。用一个函数关系式可以更清楚的表明我们的意图，设y=f(x)，y代表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x代表企业所处的环境与自身的客观水平，f代表由客观情况决定经营方式的对应关系或规律。f就是我们希望从反思中得到的结果，然后依据现时的x，做出我们对y的正确选择，而非不假思索的套用别人的现成做法。

　　“家族企业”，按照美国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的观点，“企业创始者及其最亲密的合伙人（和家族）一直掌有大部分股权，他们与经理人员维持紧密的私人关系，且保留高层管理的主要决策权，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政策、资源分配和高阶人员的选拔方面”。依此来看，家族企业并不是指由家族成员掌握全部所有权与经营权，而是一种大部分和基本上掌握上述两种权利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作为一种商业与企业的基本组织制度和运作单位，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并不鲜见，而在华人企业中更是常见。这可能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典型的宗法制性质，更容易产生出对家族的认同感。

　　山西票号的经营也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不过有点不同的是，晋商的这种家族化经营更确切的应当称为泛家族化经营。之所以这么讲，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①山西票号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已达到了高度分离的程度。财东“将资本交付于管事人（大掌柜）一人，而管事于营业上一切事项，如何办理，财东均不闻问，既不预定方针于事前，又不施其监督于事后”。管事人由财东从外界物色合适人选，这一点使得票号的经营权不单纯由家族内部具有血缘关系的人掌握。②但这种对经理人的选择范围又是极其狭窄的，多限于本地人。这固然可能由于当地经商氛围浓厚，易于培养出杰出人才，但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族的观念也不无关系。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的观念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与弹性，“家里的”可以包括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其次，中国的家族制度中，“亲缘”与“地缘”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村落往往围绕姓氏展开。因此，“当地”一词本身就含有极浓厚的“家族”色彩。③中国人在传统上特别重视家，重视亲情关系。对家族以外的成员，特别是那些与家族利益相关或重要的人，都习惯于用泛家族化的规则去同化他，要么通过联姻的方式使之成为家族成员，要么以义利双管齐下的方式使之成为准家族成员。由此才会给非家族成员以充分的信任，而非家族成员由于这种知遇之恩，又会激发出一种对家族的忠诚。票号的经营中这一现象较为普遍。

　　在谈到家族企业时，按照流行的说法，多认为它是一种落伍的管理方法，应当被淘汰。但依作者来看，这未免太过武断。首先，“存在必合理”，90年代以来，国家大力提倡现代企业制度，但家族企业却蓬勃兴起，这背后不能没有原因。其次，一种方法究其实质，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区别，而无先进不先进的必要。第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反之，才是低效或无效的管理方式。

　　那么，现阶段，特别是在加入WTO之后这一段，我们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究竟是否适合采取家族制度呢？首先从背景分析，在票号时代，社会信用建立在封建伦理道德基础上，“仁、义、礼、智、信”牢牢地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为，并依此为基础形成了牢靠的社会关系网络。而正是由于良好的信用状况，票号才得以做大，也才得以找到合适的经理人选。但近代以来，由于社会一系列的动荡，外来文明的影响，封建伦理道德已消失殆净，而新的文明规范与相应的完善的法律尚未建立，整个社会信用关系严重破损，由此导致了企业在引入外来人员时交易成本急剧扩大。从而限制了家族制管理向现代专业化管理的转变，但同时也表明，在现阶段，家族制很适合中国国情，也是很“经济”、很“理性”的一种管理方法。其次，从华人传统文化来看，特别重视“信任”这一观念。但他们的信任又极其有限，他们对家庭的信任是绝对的，对朋友或熟人的信任只能达到建立相互依赖关系，双方都不失面子的程度，而对其他人则是缺乏信任的。这导致了华人社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很大的困难，家族企业在华人社会具有比西方社会更强大的生命力。况且，退一步说，即使在西方社会，现在仍存有大量家族企业，而且西方家族企业演变为现代公司治理企业花了一百年的时间，而中国当代的家族企业才只有20年的发展历程。因此我国现阶段的家族企业是符合历史规律和历史进程的，它的存在有着无法超越的客观原因，我们应当遵循这一客观规律，而非拔苗助长。

　　但社会毕竟在不断进步，我们不可能“以不变应万变”，而应当不断的寻求主动变革。而且，大量案例表明，家族规则有利于创业，不利于发展，家族企业确有其弊病。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进程来看，随着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合作体系在一国和世界范围内的日益扩展和繁复，家族企业能否突破家族封闭的圈子，能否超越亲情熟识这种人格化社会网络交易而进入非人格化的制度性交易，能否从非规范的管理向现代企业管理转化，对一国现代经济的发展显得至关重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进展，这种转变的过程可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引入社会的财务资本，一是引入社会的人力资本。但具体如何引入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采用何种模式耐人寻味。但有两点值得注意：①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的模式值得借鉴。这些华人企业集团普遍采取了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形式，但实际上仍保留家族经营的方式。它们按公司方式组建，有董事会和公司职员，但整个公司的运营却围绕家族来展开。它们既保持了家族制在交易成本或管理成本上的优势，又得以从外部引入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且使公司运作达到了较高的规范程度。迄今为止，华人企业集团的运作还是相当成功的，他们的经济成就令人刮目。从此来看，这种模式作为家族制向现代企业制度的过渡阶段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合理的。这一点其实从海外许多家族公司的成长中也可以看出，例如杜邦公司，它们并非由家族制一步跳到现代企业治理结构，而是通过二者有机结合形成的制度来实现这种过渡。只不过东南亚华人企业模式更适合中国实际。②在家族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中，至少需要一位非家族成员，而且还要对有能力、讲信用的非家族成员给予充分的信任与授权，由此才能根治家族企业内外有别的弊病。在这一点上，当前突出一点就是加强董事会建设，改变华人企业中董事会只是摆设的形象。要通过引入独立董事，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与决策的民主性，以及加强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控。这不仅有利于公司的风险防范，也有助于公司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对公司运作效率提高有实实在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