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于明清时期的“会馆”，由于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因而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对象。上世纪20年代，学者郑鸿笙就以会馆为研究对象，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的论文，他从入会的形式上指出了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的不同，从目的上将之与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团体所区分。上世纪30至40年代，窦季良的《同乡组织的研究》则从乡土观念、组织演化、集体观念、功能分析等方面对会馆等同乡组织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更多的文章是将“会馆”的研究置于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框架下进行的。诸如李华的《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洪焕春的《论明清苏州地区会馆的性质和作用―――苏州工商业碑刻资料剖析之一》，雷大受的《漫谈北京的会馆》，顾廷培的《上海最早的会馆―――商船会馆》、贺海的《北京的工商业会馆》等。
“商人会馆”的产生，不仅仅是应社会变迁而使同乡商人利益最大化的产物，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精神的需求，而这种精神的根源就是乡情和乡土文化，将之视为“商人会馆”的精神支柱，并不为过。
更多的学者，把明清会馆的研究放在政治和经济的天平上，深挖会馆的形成和社会的相互作用，让我们对会馆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不过，从人文的视角着眼，细心地剖析一下依附会馆的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不难发现一些更人性的、更有意思的东西。由此我们将从人文的角度再看明清会馆对人文精神的护佑。虽然作用不同，但“会馆”的性质却基本相同，我们将视点聚焦在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上，让我们看看山西商人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前提下对精神的追求和“晋商会馆”所体现的人文理念。
《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碑记的大概意思是：自古以来，当官的和经商的来来往往多不胜数，却为什么不设会馆呢？虽然一直以来都有公会在起作用，但却没有用来祭神的地方，很多人希望在节日和喜庆的日子里聚会庆祝、祭祀神灵，我们不能因为没地方聚会而扫了大家的兴。所以经协商，在蒋家胡同，购买了一处院落，重新装修，作为乡人聚会的场所。由此可见，晋冀会馆最初的设立是为了祀神、节日聚会和联谊乡情。
有专家提示，最早的晋商会馆是约建于明中后期的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年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少在明代中后期就已经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有人认为，商人以利为生，赔本的买卖能少干则少干，能不干最好不干。因而，自古以来，商人就被百姓形容成无利不贪的“奸商”，将之与“奸臣”“奸人”画了一个大大的等号。但是，山西商人却有自己的见解，他们认为经商是最直接的生存之道，是高智商、有勇气的人才能做的一件事。
公元1724年，也就是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给雍正皇帝上了一个奏折，大意是：山西人有一种积习，重利甚于重名，但凡年轻的俊秀之才都干了经商的行当，稍微差一些的宁愿种地或当兵，最差的才让他读书应试，所以看不起读书之人已成风气。雍正皇帝看后真有点哭笑不得，维持了数百年的士农工商的“四民”格局，竟然被山西人不屑一顾地推翻了。
从山西商人的发家史看，经商并不完全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几代晋商为此献出的不仅仅是生命，他们饱尝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晋商文化曾用浓重的笔墨记录了晋商累积经济过程中充满血迹的艰辛脚印。从遍布半个世界的晋商会馆来看，我们不难看出，曾经靠天吃饭、对家乡无限留恋的山西人，一旦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就已经下定了“好马不吃回头草”的决心，从走西口到下江南，从北疆的千里冰封到西域的大漠风沙，从南海的炎炎酷日到江淮的梅雨侵蚀，从男人横尸郊野到妻儿翘首以盼，红的血，白的发，写尽了人间沧桑。如果他们的这种献身精神还不能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繁荣昌盛，那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人类历史的车轮，是靠人的双手去推动的。
说到底，山西商人也是人，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们有纵横天下的大气，也有吃喝拉撒的需求，在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他们更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寄托，反过来说，更高的精神寄托需要有扎实的经济基础。就像我们以前常说的经济是基础，精神和文化等社会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那么，晋商在纵横几百年的经济活动中，用什么来体现自己对精神的追求呢？晋商会馆的设置，可窥一斑。
据不完全统计，从明中叶开始，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数以百计。这些会馆中无一例外地建有戏楼和供奉神灵的祠堂。在山西商人眼中，经济利益是他们生存的根本，而乡土文化和崇尚信仰却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当他们在进行南货北运、北货南调的经济活动时，恐怕心里想的不仅仅是这次能挣多少钱，更多的可能是几时才能回家看看，几时才能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享受一番。回家虽然遥遥无期，但会馆却遍地都是，会馆就是山西商人在外的家。到家后，他们可以看乡戏、听乡音，可以借酒浇愁，可以在关老爷面前平静自己的心灵，或许还能让关老爷给家乡的亲人捎一句话，报个平安。
晋商会馆不是用来赚钱的，却是帮助人们赚钱的。因此，会馆由大家集资建设和供养，会馆制定的规矩自然养成了大家自我约束的习惯。但是在人们内心，真正最具约束力的却不一定是那些人为的条条框框，因为这些条条框框只能约束人的行为，却不能震慑人的心灵。那么，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将大家的心拧在一起呢？是信仰选共同的信仰能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成为零，而利益却做不到这一点。有人说，商人还有信仰吗？如果有，那就是钱。想来这只是气话，是比商人还看重钱的人的一种情绪宣泄。可以肯定地说，商人有信仰，而且起点还相当的高。
各地晋商会馆的建筑之精美，耗资之巨大，时间之长久，影响之深远我们自不必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肯定事必有因。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不是山西商人的风格，勤俭持家是山西商人的家训，小气是山西商人的本能，如果仅仅是为了方便，他们大可不必如此大张旗鼓，兴师动众。盖个仓库，弄几间客房，再有个小餐厅，完全可以解决经商的需求。但他们为什么在建设会馆时会这样不惜代价呢？
明清时期，对职业的排序是士农工商的“四民”格局。也就是做官的是一等公民，种地的农民是二等公民，手工业者或工人是三等公民，最后才是商人。经商成为当时人们最看不起的一种职业。日本的汉学专家“川胜守在《明清时代的北京、苏州、上海之广东会馆》一文中提出商人会馆的设立是对士大夫会馆的一种模仿。商人们借用了士大夫用惯了的会馆这种组织形式纠集自己的力量形成团体，从而既增强了自己的力量，也力图用会馆的规约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不可否认的是，商人在中国传统社会终究是为人不齿的一群，他们仍需要借助于士大夫的庇护，即使是商人创建的为商人服务的会馆，也还得请士大夫撰写碑记，以显示自己的政治后盾。”王日胜《乡土之恋―――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会馆最初的设立，是在京的士大夫为同乡的京官和来京的家乡官员方便聚会的所在，之后又出现了服务于家乡学子进京科举的试馆，这样的地方，商人是不许踏足的，即便是由商人出钱资助建成的会馆也不行。“安徽的歙县会馆，其创建时的36人全部都是商人，清乾隆六年1741年《重订章程》亦规定：‘创立之意，专为公车及应试京兆而设，其贸易客商自有行寓，不得于会馆居住以及停顿货物。’”王日胜《乡土之恋―――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那么商人为什么还要投资那些看似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会馆呢？说白了，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商人的地位低，但他们却有钱。不论设立什么性质的会馆，他们内心最为重视的是名声和地位。投资科举试馆，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孙不再受人白眼，投资官僚会馆，是为了能和官僚们平起平坐，曾号称儒商的徽商这样做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晋商会馆的设立却最为本色。因为他们压根就看不起读书当官之人。在他们的内心，真正值得崇拜的偶像是那些千古传唱的英明圣贤，是能够保佑他们一生富裕的君主神灵。他们所建的会馆一定要能够表明自己对圣贤的尊崇，他们请士绅撰写碑记和匾额，请专家设计建设图纸，请能工巧匠精雕细刻，他们把自己内心的精神追求高高地挂在了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中那些金碧辉煌的匾额之上，以昭示自己千古不变的信仰。
以汉口山陕会馆为例，建设之初的图纸上就有春秋楼、启圣祠、天后宫、魁星楼、文昌宫、七圣殿、吕祖阁、财神殿等圣贤之祠，每处都有圣贤的丰功伟绩，从高挂的匾额上就可看出，圣贤之道也就是晋商的做人之道：关圣殿匾额：正大光明，天地正气，浩气冲霄，春秋夫子。春秋楼匾额：英灵万古，浩气千秋，直心道场，恭敬桑梓。前面的几副意在崇敬，后面的两副就意在育人了。财神殿匾：冠裳萃会，大义参天，千古正人，道在聚人。“道在聚人”这副匾额很有意思，我想它的意思就是无论做什么，都要以人为本，经商之道也在于此。人们常说做生意首先要先学会做人，如果人不怎么样，谁还敢和你做生意？这个道理看似浅显，其意颇深。君子经商乃为诚商，小人经商就成奸商了。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随着晋商的发迹，他们逐渐地认识到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而，晋商也开始了对文化的重视。但他们重视文化的目的不是当官，而是更好地为经商服务。“晋商对戏曲的热爱和他们对文化的需求是相一致的……他们当初文化程度不高，发迹后，也要求自己的子孙认真读书，提高文化修养。他们的目的并非‘学而优则仕’，晋商中有两句顺口溜：生子有才可做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即一反儒家举仕为官的旧观念，让子孙求学是为了‘以学保商’，称作‘学而优则商’。”寒声《晋商在晋剧形成中的历史功绩》
纵观晋商史，山西商人的辉煌不仅仅是数百年来的发家史，那些零星散落在国人眼前的晋商大院，那些遍布全国的晋商会馆，无处不映衬着晋商那种不屈不挠、睥睨天下的超前精神。 ■
苏州全晋会馆
辽宁海城山西会馆
聊城山陕会馆
本文来源：《山西晚报》；本文作者：张晓笛
主办单位：山西省台湾事务办公室 华夏经纬网版权所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