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思源话钱王

　　中华民族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悠久的吴越文化作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起到过重大的历史作用。由吴越文化所体现的吴越精神,至今仍激励着吴越儿女奋发向上,并使其发扬光大。提到它,就必然会想到吴越国的缔造者--钱王。钱王(公元852-公元932)，字巨美，浙江临安人。公元893年为唐镇海节度使。五代时被封为吴越国国王，定都杭州，公元978年归北宋。从历史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钱王不仅是雄居一方、身经百战、智勇双全、文韬武略的君主，更是一位深谋远虑、审时度势，顾全大局有作为和有恩于吴越百姓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和书法家。

　　一、 吴越文化的创立者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吴越文化，自钱王创立以后，经三代五王的不懈努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钱王青少年时期读书不多，只在暇时温理《春秋》，兼读《武经》，深知文化对保境安民的重要，因而当权后十分重视网罗文人学士，他广开言路、“礼贤下士”、兼听纳谏，唐末名家皮光业、林鼎、沈崧、罗隐、武将杜陵、阮结、顾全武等都受到他的礼遇，罗隐成为他的重要功臣。佛学兴盛更是吴越文化发展的一个突出标志，据《咸淳临安志》统计，吴越都会杭州有寺院150多所，素有“江南佛国”之称，临安的功臣塔，杭州的灵隐寺，余杭大涤山的天柱观，杭州的六和塔、雷峰塔、保淑塔等都是吴越时修建的。灵隐寺的弥陀石佛、摩崖石刻和石塔、凤凰山的梵天经幢等吴越时期文物一直保持至今。

　　钱王本人不仅能征善战，还留下许多诗文，诗文中多显英雄气概，令人仰慕。不仅如此，他的书法也颇有造诣，擅长草隶，蜚声中原。

　　文化的发展、佛学的兴盛，又促进了印刷业的进步，而印刷业的进步又加快了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杭州已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印刷中心。所以活字印刷由钱塘人毕升发明也绝不是偶然的。

　　五代前后吴越地区文化名人数量的变化情况也可窥见文化发展之一斑。当代著名教授徐中玉先生主编的《古文鉴赏大词典》中收录的五代前文化名人86人，其中吴越地区为7人，占8%；五代及其后的文化名人114人，吴越地区为33人，占30%。现行高中语文课本中收录的五代前名家30人中吴越地区仅有1人，占3%；五代以后的名家33人，吴越地区达11人，占30%，两个30%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它反映了钱氏对文化发展的重视，吴越地区一跃而成为文化之都和中国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钱氏是功不可没的。

　　二、 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的开拓者

　　自秦至唐的一千多年中，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经过唐末藩镇割据、苛政暴敛及连年战乱和频繁的自然灾害(仅公元910-953年，黄河决口及其他大水灾即达24次之多)，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锐减。而与此同时，南方诸割据政权，即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发展了生产，繁荣了长江三角洲为中心的东南地区。

　　五代时，南方诸政权中，吴越国是经济文化发展最快的地区。在钱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指导下，大力发展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展手工业、商贸业和文化事业，扩建杭州、苏州等中心城市，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终于使吴越的经济和文化跑到了五代诸分裂政权的前列，也使钱王成为这一重大转移的重要功臣和开拓者。今天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繁荣始自钱王开创的吴越时期。

　　钱王在发展经济中首先紧紧抓住农业的命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重点整治了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从而把吴越建成了鱼米之乡。钱王还十分重视晒盐、制茶、制瓷、织业等手工业的发展。丝织业的发展又刺激了农民种桑养蚕的积极性，使境内“桑麻蔽野”，蚕季出现了“青巷摘桑喧姹女”的热闹景象。吴越之地已成为全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中国的“丝绸之府”。

　　经济的繁荣，基础在于生产的发展，但其实现还赖于商贸的发展。通过商贸交易，沟通中国两大经济带--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实现货畅其流，物尽其用。五代前中国大都市都在长江以北，西京、东京称为“两京市”，是全国最大的商贸中心，其次便是扬州、益州(成都)。五代后，商贸中心便慢慢向苏、杭、明等州转移。这些均为后来赵匡胤统一中国，南宋王朝定都杭州的实践所证实。

　　回眸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钱王在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转移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现在，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宁沪杭(含嘉、湖)，苏锡常、温甬绍九个地区中有七个均在原吴越地区。很难设想，要是没有钱氏三世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今天的宁沪杭为中心的长江三角地区是否会有如此辉煌，是否能承担起中国经济振兴的“龙头”地位。吴越往事已越千年，但其意义却绵延至今，钱氏三世实践“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基本国策，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南移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已永垂史册。

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奠基人

　　苏州、杭州均为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人间天堂”，而今日的繁荣都是与钱王早年的努力分不开的。仅以杭州为例，钱王自灭刘汉宏，坐镇杭州，后又平董昌，统一“两浙”正式建立吴越国后，从唐大顺元年(公元890年)到唐天佑四年(公元907年)的18年间，钱王带领军民5次扩建杭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公元907年，扩建牙城时，有术士向钱王献策，如在旧基扩建，国祚只有百年，如填西湖更建，可以延长十倍，钱王回答说，百姓靠湖水为生，无水即无民，哪有千年不变的真主？有国百年就心满意足了，并且化大力疏浚西湖，后人有“留得西湖翠浪翻”句赞扬他。后梁开平四年(公元910年)，钱王增调军民数十万在沿江北岸，从六和塔到艮山门开展了气壮山河的水利大作战，并采用立幌柱、打竹笼的科学方法降服汹涌的湖魔，筑起了一道长338593丈的捍海石塘，彻底根治了杭州城的潮浸之患，也留下了“钱王射潮”的美丽传说。

　　“五代之际，天下纷扰，杀人如麻，独吴越人民安居乐业，百年不知兵革”，使吴越百姓免磷青骨百之苦，过了一段太平富裕的日子，钱王还凿平钱塘江中暗礁以利通航，重视农桑，发展经济，使吴越国“富甲东南”。

　　隋代杭州只有15380户，吴越盛时已达“十余万家”。“盖当时隋时杭地苦卤，水咸难饮，自唐邺候李泌开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外，钱王又凿井九十九眼以泽民”。杭州的“百井坊巷”，传说原来有井九十九眼，就是钱王开的，故称钱王井，钱王第七子元灌命金华将军曹杲，引西湖水入城为涌金池，便利居民汲取饮用。另设置龙山、浙江二闸，“以大小二堰，隔绝江水，不放入城，则城市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钱王对杭州城的饮水淡化做了大量工作。“沮洳斥卤，化为乐土”。

　　钱王对开发和繁荣两浙经济，文化之功，代有评述。著名的宋代铁面御史赵汴的《表忠观记》，宋代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开国元勋刘基分别撰写的《武肃王传》中，均有详细记载。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苏东坡称道钱王有保卫两浙之功，并说“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于今不废。其德于斯民甚厚。”综上所述，钱王为“人间天堂”苏杭的奠基人已当之无愧了。

　　四、 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倡导者

　　当年钱王衣锦还乡，其父钱宽却避而不见，他对钱王说“吾家世代田渔为事，未曾有贵达如此，至今为十三州主，三面受敌，与人争利，恐祸及吾家”的教诲，对钱王后来实行的“保境安民”、“事奉中原不失臣节”的方针颇有影响。吴越立国后，虽曾建元，皆私行于国内，连自己的年号钱都未曾铸行过，当时曾有一个农民在田里得国玺献给钱王，武肃王说：“此天子所用之宝，非臣下所宜留”，马上献于朝廷，这里我们已清楚地看到钱王盼望民族统一不搞分裂的可贵精神。而钱王“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大之礼”的临终政治遗嘱更为后代钱王所遵循。公元978年5月4日，钱弘淑遵照祖上“如遇真君主宜速归附”的遗训，审时度势，纳土归宋，使当时吴越国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免遭破坏，民免受生灵涂炭。钱弘淑弃王纳土归宋后，为消除宋帝对在吴越国深得民心的钱氏王族的疑虑，避免燃起战火，使吴越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战乱之中，先后携3000家人赴汴京居住，稳定和巩固了中国和平统一的政治局面。吴越国三代五王的这种以民意为归，民利为先，民族统一大业为重的伟大情怀，更加增添了广大人民对他们的敬仰与爱戴之情。

　　举目当今世界，东西德国统一，南北朝鲜对话，世界人民都在期盼和平与发展，维护祖国的和平统一。眼下，香港、澳门已顺利回归，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台湾问题，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当年钱王作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积极倡导者，已成功地影响和指导了他的子孙，实践了祖国的和平统一，为和平统一祖国树立了典范。香港特首董建华先生有句话“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我希望一切久离母亲的炎黄子孙，海峡两岸的有识之士当以此共勉，效仿钱王及早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陶福贤 )　
 
【来源：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