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三次回粤斗争纪实

    孙中山先生自一九一三年讨袁失败后，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八日在日本东京灵南坂组织中华革命党。一丸一五年袁世凯令杨度组筹安会，亟谋称帝，中山于是年秋派胡汉民为中华革命军西南军总司令，陈其美为东南军总司令，居正为东北军总司令，于右任为西北军总司令，并令李烈钧、程潜、陈炯明、蒋作宾、李书城等先后回国讨袁。一九一七年六月，袁世凯自毙，中山命各军结束。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黎元洪解散国会，中山于七月十七日率海军南下护法，是为第一次回粤。因受桂系军阀和政学系逼迫，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一日离粤。

　　一九二○年八月，中山命驻闽南的粤军讨伐桂系，于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回广州，是为第二次回粤。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叛变，中山于八月九日离粤。

　　一九二三年一月，滇桂军和粤军夹攻陈炯明胜利，中山于是年二月二十日回广州，是为第三次回粤。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应北方国民军电请北上。

　　一、孙中山率海军南下护法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自毙以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于六月二十九日申令遵行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任内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恢复国会，但实权操于国务总理皖系军阀段祺瑞手中。段受日本利诱，宣告与德绝交。中山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十日通电反对，理由是欧战双方都是侵略者，中国不宜参战。段内阁于五月七日决定对德宣战。咨请众议院同意，该院决定缓议。段授意各省督军组织督军团在京开会，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将段免职。五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安徽省长倪嗣冲、河南督军赵倜、山东督军张怀芝、奉天督军张作霖、陕西督军陈树藩、浙江督军杨善德宣告独立。黎元洪召张勋入京调停，张迫黎于六月十二日下令解散国会。张于七月一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经段祺瑞讨平，冯国璋代理总统，段仍为国务总理。中山目击亲自缔造之民国被军阀毁灭，临时的法和根据约法召集之国会，为军阀蹂躏解散，至为痛愤。他曾对《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反对意见。七月二日，海军总长程璧光（玉堂）到沪谒见中山，说奉黎大总统命，国家危急，请孙先生维持国事，因于七月三日在莫利爱路孙邸集议。到会者有唐绍仪、章太炎、程璧光、胡汉民等。程君首言海军于护国军讨袁之时，曾响应护国军，仗义执言，力主恢复约法和国会，今约法、国会同时被北洋军阀毁灭，海军官兵，深为痛愤，愿在孙先生领导下奋起救国，牺牲不辞。故决定由孙先生统率海军到广州建立临时政府，实行护法讨贼。

　　原来中国海军是李鸿章在清光绪中期创设，属于北洋系统。甲午之役，要舰尽毁。一八九八年清廷派程璧光向英、德二国订购“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四舰为海军主力。民国成立后，分为第一舰队、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这次随程璧光南下护法的只有第一舰队。

　　两广于六月二十日反对解散国会，宣告自立。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于七月二十一日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其发出的一切命令均属无效。第二舰队司令饶怀文，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未参加通电。

　　海军通电子二十一日发出，但各舰在上海出发是七月十七日，计此次海军护法南下到广州的，共有九舰：巡洋舰“海圻”，长424呎，排水量4300吨，官兵439人，舰长汤廷光。

　　巡洋舰“海琛”，长314呎，排水量2950吨，官兵279人，舰长何瀚澜。

　　雷炮舰“飞鹰”，长259呎，排水量850吨，官兵142人，舰长欧阳格。

　　驱逐舰“同安”，长198呎，排水量390吨，官兵85人，舰长温树德。

　　驱逐舰“豫章”，长198呎，排水量390吨，官兵85人，舰长吴志馨。

　　炮舰“永丰”，长205呎，排水量780吨，宫兵136人，舰长欧阳林。

　　炮舰“永翔”，长205呎，排水量780吨，官兵136人，舰长杨树庄、赵梯昆。

　　炮舰“舞凤”，长124呎，排水量200吨，官兵85人，舰长周宗濂。

　　运输舰“福安”，长210呎，排水量700吨，官兵124人，舰长刘承谟。

　　此外，尚有巡洋舰“肇和”，舰身长320呎，排水量2600吨。舰长林永谟，原在厦门，次年春才到广州。

　　原在广州的“楚豫”、“宝壁”等舰，在第一舰队到广州后，亦隶属于第一舰队。合计有一万四千余吨。

　　孙中山与程璧光、林葆怿率第一舰队于七月十七日由上海出发，孙、程坐“海琛”舰、林坐“海圻”舰于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广州，受到广州各机关团体的盛大欢迎。同行者有唐绍仪、章太炎、胡汉民、陈炯明等及国会议员八十余人。

　　八月二十五日，参、众两院议员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到会议员一百余人。三十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十三条，其第一条规定：军政府职责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第二条：军政府设陆海空军大元帅一人，元帅二人。

　　九月一日，非常国会开会，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非常国会致孙大元帅书中说：“执事首创民国，中外同盟，今兹膺选，薄海腾欢，必能使民国危而复安，约法废而复续。”

　　孙中山于九月五日就大元帅职，其誓辞有“攘除奸凶，恢复的法”之句，并发表宣言，历数北洋军阀段祺瑞等毁法叛国罪行，声言拥护民国和约法，恢复国会。最后一句为“愿与全国共击废总统者”。

　　军政府设在广州市河南士敏土厂，其重要人员如下：大元帅孙文元帅陆荣廷唐继尧秘书长章炳麟（太炎）

　　内务部长孙洪伊（伯兰）

　　外交部长伍廷芳（秩庸）

　　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胡汉民陆军部长张开儒海军部长程璧光海军总司令林葆怿参谋总长李烈钧广州卫戍司令方声涛亲军总司令李福林陈炯明（亲军二十营，系前广东省长朱庆澜于中山到广州时移交，此为基本武力。）

　　孙中山就职后派秘书长章太炎由越南赴昆明，携带国会选举唐继尧为元帅的证书及印信给唐，望其就职；又先后派周震麟、程潜入湘，策动零陵镇守使刘延藩于九月十八日宣告独立，程潜于九月二十日在衡阳就中山委派的湘军总司令职。九月二十一日，湘军旅长林修梅在醒陵独立。

　　二、与皖系军阀段祺瑞的斗争

　　段祺瑞于七月十二日讨平张勋后，自为国务总理，任命研究系头子汤化龙为内务总长，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汪大燮为外交总长，林长民为司法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新交通系曹汝霖为交通总长，段自兼陆军总长。迫黎元洪于七月十四日通电辞职，由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总统。于八月一日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原湘督谭延离闿湘。

　　段、冯不但不恢复国会，反于九月二十九日令内务部筹备国会选举事宜，同日令各省选派参议员到京，组织类似民国元年的临时参议院，由参议院制定国会选举法，准备召集国会，与护法政府对抗。十月四日，又派研究系藉忠寅为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于九月二十九日令各省军民长官通缉孙中山和众议院议长吴景濂。

　　孙中山于十月七日对北京政府下讨伐令，湘闽战事即于是日展开。湘军旅长宋鹤庚在宝庆独立，湘军师长陈复初在常德独立。中山派马君武回桂，策动桂督谭浩明援湘，湘、桂联军于十一月十四日克复长沙，次年元月二十七日克复岳州。湘督傅良佐及代理湘督王汝贯均先后逃出湘境。

　　段祺瑞对湘侵略失败，仍不悔悟，反迫冯国璋下令派第三师曹锟、第七师张敬尧攻湘，任曹锟为两湘宣抚使，张敬尧为攻岳前敌总司令。因湘军程潜与桂系谭浩明之间有矛盾，因此北军于三月十七日占领岳州，桂系头子陆荣廷乘机拆台，密令谭浩明撤回广西，长沙于四月一日失守，曹部吴佩孚于四月二十日占领衡山，旋占衡阳，湘军退守来阳。因段祺瑞提任皖系张敬尧为湖南督军，为直系曹锟吴佩孚所不满，吴佩孚占领衡阳后，按兵不进，北军与护法湘军在湖南郴桂区对峙约二年之久。直至一九二○年五月，吴佩孚接受广州军政府毫洋六十万元，撤兵北上与皖系段祺瑞展开直皖之战，长沙才由湘军恢复，时为一九二○年六月十日。

　　在鄂、豫、陕方面，中山于就大元帅之职后，分派蒋作宾、刘积学、王用宾等北渡长江，策动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于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通电讨段并宣告自主，策动豫军王天纵于一九一八年一月四日宣告自主，反对皖系豫督赵倜。

　　一九一七年十月，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在西安举义，反对皖系陕督陈树藩，与陈巷战两日失败。是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陕军郭坚在凤翔宣告独立。次年一月二十五日，胡景翼在陕西三原宣布独立，成立陕西靖国军。中山派于右任回陕，策动张钫一师在陕西独立，于一九一八年七月联合郭坚、胡景翼、樊钟秀、曹世英、高峻、卢占魁六路军及惠又光旅，合组陕西靖国军，共推于右任为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与陕西督军陈树藩和镇嵩军刘镇华对抗。

　　在闽南方面，中山接收前广东省长朱庆澜的亲兵二十营，派陈炯明统率。适其时皖系闽督李厚基派臧致平进扰东江，孙中山派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兼粤闽边防督办。

　　三、消灭桂系军阀，平定广西

　　广东自护国军驱逐龙济光后，即为桂系军阀陆荣廷、陈炳焜割据。北京政府解散国会后，广东督军陈炳焜、广西督军谭法明虽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通电声明两广暂行自主，不过想藉此截留中央税款，企图割据两广，并不愿追随中山革命。且以中山在粤开府，对他们乘机投降北京有碍，常思逼促中山离省，以快私图。非常国会曾推选陆荣廷为军政府元帅，迄不肯就职，且言黎总统尚存在，只宜促其复职，无另举大元帅之必要。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六日，北京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由琼州进攻高雷，陆竟于是时通电主张和平，不谈护法。且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纠合唐继尧等组织“西南自主各省联合会”，以与军政府对抗，并公布“中华民国护法各省联合条例”，其重要条文录下：护法各省为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戡定内乱，以巩固统一之基础，促进宪法之成立，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议，更因时事上绝对之要求，与护法各省最后之决心，订立条例，共信守之：第一章联合会议第一条联合会议，以下列各代表组织之：1．由护法各省自主政府及海军所各派出者各一人，但完全自主省份之护法各军及各战区之联合军，经联合会议承认者，得各派全权代表一人。2．民国元老：由前项所列派出代表各机关共推者，无定额。

　　第二条联合会议所在地暂在广州，但得依便迁移之。

　　第三条联合会议组织条例另定之。

　　第二章联合公约第四条凡加入护法各省联合者，有不得脱离之义务。

　　第五条护法各省及各地方之护法各军，不得联合会议之许可，不得募集外债，或与外人订立以土地、矿山、公产作抵之契约，但发生在本条例宣布以前者，得报告联合会议批准之。

　　第六条护法各省及各战区之联合军，非经联合会议之决议，不得为停战之宣告，或和平条例之提出。

　　第三章附款第七条本条例宣布之日，护法各军举行宣誓式，以保证其效力。

　　第八条本条例由下列及继续加入护法各省，依次署名宣布，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

　　第九条本条例于约法效力完全恢复后，经联合会议之议决废止之。

　　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组织条例第一条联合会议以联合条例第一条第二项推定下列各总代表轮值主席：甲、军事总代表乙、外交总代表丙、财政总代表丁、议和总代表第二条联合会议受护法各省、各军之委托，对内对外执行职务，其职权如下：一、办理共同外交，订立契约。二、监督共同财政，办理内外公债之募集。三、统筹军备，计划作战。四、议决停战议和条件。五、裁决各省之争议事件。

　　第三条凡联合会议所议决或裁决事件，由前条所列各总代表署名公布执行。

　　第四条联合会议置军事、外交、财政、议和各参赞若干员，由各总代表分别聘任之。各总代表因特别事故不能列席时，得以参赞代理，但不得代理主席。

　　第五条联合会议置秘书长一人，由各总代表选任，秘书处之组织另定之。

　　第六条联合会议之经费，由护法各省支给。

　　第七条本条例依联合会议之决议，得修正之。

　　联合会议推举唐继尧、陆荣廷、程璧光为联合会议军事总代表，伍廷芳为联合会议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联合会议财政总代表。

　　这个“联合会议”，显然与军政府对峙。唐、陆二人不肯居中山之下，故不就元帅职，而组织此联合会议，自为首领。当时孙中山对此组织，虽不赞同，亦未公开反对，如将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兼任联合会议外交总代表，海军部长程璧光兼任联合会议军事总代表，财政部长唐绍仪兼任联合会议财政总代表。

　　粤督陈炳熴为粤人反对，陆荣廷同意换任谭浩明为粤督。莫荣新表面说拥护中山，但实际是反对中山，曾将中山卫队连、排长枪毙，中山大怒。海防司令魏邦平商同海军“同安”舰长温树德，“豫章”舰长吴志馨于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向观音山广东督军署开炮，以资警告。事后海军总司令林葆怿将温、吴二人撤职，调充鱼雷局任管带。

　　海军部长程璧光为坚持护法、拥护中山最力之人，深为桂东军阀所忌，竟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在海珠被刺伤毙命。

　　桂系军阀为逼孙中山离粤，乃勾结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议员杨永泰等和益友社议员吴景濂等，阴谋改组军政府，表面上改独任制为合议制，实际上是拥戴前清官僚陆荣廷的老上司岑春煊上台。国会中大孙派（拥护孙中山最力之一派）议员王用宾、邹鲁等虽公开反对，但人数少。因此，孙中山于五月四日向国会辞去元帅职，其辞职书及告同志书中说：“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各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只知拥兵自娱，不肯为国家尽一分之力。甚至违法乱纪，残民以逞。文于斯瘏口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而莫由取信。军政府虽成立，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国会，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口哓音，以期各省之觉悟，而莫由取信。军政府虽成立，被举之人，多不就职。即对于非常国会，亦莫肯明示其尊重之意。……”

　　五月十二日，桂系莫荣新竟逮捕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次长崔文藻，并将崔杀害。这事是政学系头子李根源与张开儒争滇军领导权的结果，因李原藉桂系的支持，于去年冬取得滇军总司令职，张开儒亦为粤、滇军首长之一，李结桂杀张以巩固其滇军总戎之权力。

　　五月十八日，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修正军政府组织大纲，即规定设政务总裁七人，并推一人为总裁主席。五月二十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文、伍廷芳、林葆泽、陆荣廷、岑春煊为军政府政务总裁。

　　中山未就总裁职，于六月一日离粤赴沪。

　　广东军政府于八月二十一日开会，五总裁出席，推定岑春煊为政务总裁主席。中山与唐继尧未出席。

　　这改组的军政府完全为桂系军阀御用政府。秘书长章士钊，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

　　孙中山电辞军政府总裁职后，国会议员、广东省议会、各团体及海外华侨，均有电信劝挽。经分别答复，今将中山回港商陈赓如一函节录如下，以见一斑。

　　“民国政权，早已落于官僚盗贼之手。盖民国之名虽存，而其实之亡久矣！文窃痛之。尝发愤欲为民国一清官僚盗贼之害，以树立真正之共和，……客岁回粤，以护法讨贼号召国人，艰难支撑一年之久，子然无功。徒为亲厚所痛，仇潍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

　　中山到沪后，一面从事著述，撰孙文学说八章，并令朱执信、廖仲恺、林云陔翻译他所著实业计划和原著民权初步，先后出版（此三书统称“建国方略”）；又命胡汉民、朱执信、戴季陶等办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从事宣传，一面筹划反对桂系投降。

　　岑春煊就任总裁主席后，于八月三十日复吴佩孚电主张和平；十月二十三日与北京国务总理钱能训互通电报，又与北京官僚熊希龄主持的和平期成会勾结，鼓吹南北议和。遂于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开南北代表和平会议。北京国务院派朱启铃为总代表，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为代表。广州军政府派唐绍仪为总代表，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春涛、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姚鸣銮、李达膺为代表。北方代表多为安福系分子，南方代表政学系政客占大半。中山为防止南方议和代表投降，特准胡汉民参加。岑春煊、桂系军阀和政学系均愿牺牲国会，以求苟合。岑曾与北廷密商，提出妥协办法：一、南北两个国会均停会，另召新国会。二、西南各省取消自主，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因北京已于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二日召开国会，叫做新国会，该会于九月一日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徐于十月十日就职）。三、成立弼政院，南北各推弼政八十人。四、民国六年七月以后对外条约，交弼政院审议。五、任命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唐继尧为滇、黔巡阅使。六、拨补西南护法各省军费积欠若干万元（另详清单）。因为孙中山在沪密切注视，并嘱胡汉民坚守护法主张，故和议无结果。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唐绍仪经中山督促，提出八条，因而陷于休会状态。其八条如下：一、对于欧洲和会所拟山东问题，表示不承认。

　　二、中日一切密约，宣布无效，并严惩当日订立密约关系之人，以谢人民。

　　三、立即裁撤参战军、国防军、边防军。

　　四、恶迹昭著、不沿民情之督军省长，即予撤换。

　　五、由和平会议宣布前总统黎元洪民国六年六月十三日命令（即解散国会命令）无效。

　　六、设政务会议，由和平会议推出全国负重望者组织之。议和条件之执行，由其处理，统一内阁之组织，由其同意。

　　七、其他已经议定及付审查或另行提议各案，分别整理决定。

　　八、以上七条，如北方同意履行，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职权，至国会选举正式总统之日止。

　　此八条提出后，北方代表不同意，南方总代表向军政府辞职。至次年六月竟改派温宗尧为总代表，北京改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可谓南北政客、军阀沆瀣一气。

　　非常国会议员多人，不满意桂系傀儡岑春煊降北阴谋，提议改组军政府，仍请中山回粤主持。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开会通过改组军政府案交付审查，并有议员提出对岑春煊不信任案，因政学系议员在会场捣乱，未通过。但岑却借此通电辞职，同时嗾使滇军总司令李根源等通电各省。西南护法各省力主挽留，大唱双簧。而桂系粤督莫荣新等及与桂系勾结的湘督谭延闿等即通电反对军政府改组，重演一九一七年北京督军团干政的丑剧。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广州军政府决定设八省铁路局，任命岑兼西南八省（指粤、桂、湘、鄂、川、滇、黔、闽）铁路局总裁。准备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大借外债，孙中山通电反对。

　　非常国会议员自提出不信任军政府政务总裁主席一案失败后，一部分议员于一九二○年春离粤，分赴川、滇，原拟在成都集会，因川省内战乃赴昆明，于八月九日在昆明开会，否认岑春煊政务总裁主席，电请在粤议员赴滇。

　　军政府政务总裁唐绍仪、伍廷芳亦反对岑春煊降北，先后离粤，伍廷芳并将军政府所收关余未用之款五十万元携带赴沪，予岑春煊以财政上的打击。总裁唐继尧亦不满意桂系操纵的岑春煊军府，派代表李宗黄到沪谒见中山，愿与中山一同反对粤政府。因于一九二○年六月一日由中山领衔与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四人宣言：“广州军政府总裁七人，现我等四人均已离粤，军政府政务会议出席者，只有三人，不足法定人数，军政府已无效。”岑春煊亦于六月六日通电略称：“军政府总裁原为七人，因孙文、伍廷芳、唐绍仪先后离粤，经国会非常会议补选温宗尧、刘显世、熊克武为总裁，实足法定人数。孙文、伍廷芳、唐绍仪在沪行动，系属个人行动，自属无效。”

　　是以，孙中山与桂系军阀的合法斗争转向武装斗争。

　　原来孙中山直接掌握之武力，是南下海军与前广东省长朱庆澜移交与中山接管之亲军二十营，中山令陈炯明统率。为暂时避免与桂系冲突，由陈炯明、许崇智统带援闽，驻于闽省东南数县，总部设在漳州。经训练补充两年，已有力量回粤平桂。一九二○年，直系军阀吴佩孚为反对皖系军阀段祺瑞北上，与皖系展开直皖之战，段祺瑞失败后，先后派其子段宏业与徐树铮到沪谒见中山，表示承认过去错误，愿今后在中山指导之下合作反直。当经商定由皖系福建督军李厚基资助粤军陈炯明回粤讨伐桂系，陈炯明原驻之漳州等县政权，交还闽督。孙中山派何成濬到闽传达合作条件，令粤军克日回粤平桂。粤军即于一九二○年八月动员向广州进军，于八月底占领潮汕，于九月七日克复惠州。同时朱执信亦奉中山令于九月六日策动虎门炮台起义，因受弹伤牺牲，事虽未成，但对桂系的打击很重，使桂军人人自危。九月二十六日，广东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通电反桂，主迎中山回粤。桂系请滇军总司令李根源助击粤军，曾在德庆、封川之间战斗，李军尽灭。岑春煊、陆荣廷见大势已去，倒行逆施。岑春煊、林葆怿、陆荣廷、温宗尧等于十月二十四日宣言“取消军政府，解除军政府总裁职务，促成南北统一”。粤军于十月二十六日克复广州，粤督莫荣新逃桂，于是日通电取消广东自主。北京政府亦于是日下令筹备统一事宜，可见岑、陆降北早有成议。是月三十一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完通电申斥岑、陆出卖护法，投降北廷，伪称促进统一，实为乱阶。十一月一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通电否认莫荣新通电取消广东自主，莫荣新为败军之将，为粤人公敌，对粤事已无发言权。十一月十日粤军克复廉州，二十一日陆荣廷通电桂军全部回桂。

　　孙中山在粤军克复广州后，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回到广州。十二月一日与伍廷芳、唐绍仪及唐继尧等重开军政府政务会议。

　　孙中山对岑、陆降北，早在意中，故展开文武两种斗争，依靠广东人民力量取得胜利。他有致何雪竹（成濬）东电：“岑、陆见难再容于西南，遂公然投降北延。北廷欲假统一借外债，为征服异己之图，悍然以伪总统一纸命令，宣布统一。此不独视西南为一二桂贼所私有，且蔑视我护法团体。……”

　　孙中山二次回粤后，原来政府政务总裁陆荣廷已先投降北廷，并于一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接受北京政府“督办粤边防务”的职务。岑春煊、林葆怿亦降北高粤。唐继尧因内部纠纷，于二月六日退出昆明，滇督由顾品珍继任，故原总裁七人，只剩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这时华北为奉系军阀张作霖、直系军阀曹锟所盘踞，因此非常国会多数议员认为有改组为正式政府之必要，遂于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开两院联合会，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通过议员周震麟等提议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当日举行投票选举大总统。是日出席议员二百二十人，孙中山以二百一十八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云南总司令顾品珍首先来电敬贺，广州各民众团体于四月十日开大会庆祝。惟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由安福系国会于一九一八年选出，孙中山在广州就总统职后，曾于五月八日致书徐氏，劝其退位）怂恿曹锟、张作霖等二十七人反对广州国会另选总统。

　　孙中山于五月五日就大总统职，任命马君武为总统府秘书长，陈炯明为内政部长兼陆军部长，伍廷芳为外交部长，唐绍仪为财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次长，汤廷光为海军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胡汉民为交通部长，徐谦为司法部长。任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

　　一九二一年六月，陆荣廷受北延密令派桂军陈炳焜、申葆藩等分三路侵粤。孙中山命李烈钧、陈炯明、许崇智、黄大伟、彭程万等讨桂。驻梧桂军刘震寰起义，粤军于六月二十六日入梧州，七月十五日占南宁，八月二十一日李烈钧部入桂林，陆、陈逃龙州。九月三十日粤军克龙州，陆、陈逃往安南（越南），两广统一，桂系军阀被消灭。孙中山于九月中旬到桂林，任命马君武为省长。

　　四、与政学系、益友系政客的斗争

　　孙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革命，黄兴、李根源等不肯加入。李根源纠合李烈钧、钮永建、陈炯明、章梓、冷遹、林虎、程潜、程子楷、陈强、林执中、李肇甫、彭允彝、胡瑛、殷汝骊、邹鲁、徐傅林、陈独秀、章勤士（士钊）、欧阳振声、但懋辛、余际唐、方声涛、耿毅、俞应麓、彭程万、龚振鹏、李书城、张孝准、谷钟秀、张耀曾、杨永泰、韩玉辰、张炽章（季莺）、文群、钟才宏、沈钧儒、杨源濬、伍毓瑞、余惟谦、张惟圣、陈鸿钧、李明扬、卓仁机、周杨亚、李达膺、王侃、王源翰、王九龄、易象、张声焕、周子贤、殷汝耕、金兆棪、蒋举清、赵世钰、李为纶、赵正平、罩振等组织欧事研究会，推黄兴为领袖（其时黄兴在美国），这是与中华革命党对立的团体。后来覃振、李烈钧、方声涛、程潜、彭程万等先后觉悟，仍拥护孙中山，惟李根源别有野心，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年）国会恢复后，以欧事研究会会员为基础，组织政学会，其会员除钮永建一人外，其余均为国会议员，以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为头目，始终与孙中山对抗。

　　国会中原属于国民党籍议员，除政学系外，还有吴景濂、褚辅成等之益友社（在北京驸马大街），谢持、邹鲁、马君武、王用宾、彭养光、冯自由等之丙辰俱乐部（后来称为大孙派），孙洪伊（伯兰）、王湘、时功玖、李錡、王乃昌、彭介石等之韬园（后改称民治社，又称为小孙派）。当中山到粤宣称护法时，益友社吴景濂欲改组政务委员会，参、众两院议长亦参加为政务委员（众院议长为吴景濂），遭孙中山反对。孙中山就大元帅职后，政学系采取两面派方针，令一部分议员南下护法，其首领李根源、谷钟秀、张耀曾则留住北京。后来李根源为抢夺滇军，于一九一八年一月才到广州，而谷、张则始终未离北京，仍任段、冯之政府顾问。

　　李根源在广东大元帅府成立后五个月才到广州。原来岑春煊在一九一六年任两广都司令时，李根源任副都参谋（正都参谋为梁启超），与岑关系甚深。岑与徐世昌同为清朝官僚，早有勾结，岑来粤就总裁职，曾在北京与段、徐晤谈，以包办西南议和，拥护段、徐为目的。李根源由北京到广州途中曾先在上海与岑密商，故到粤后即发动政学系议员与益友社议员吴景濂等结合，提出改组军政府案，即改大元帅独任制为政务总裁七人的会议制，而预定以岑为主席总裁，这与桂系企图逐孙离粤的阴谋相符。孙中山自不愿为空头总裁，更不愿与岑、陆同流合污，只有辞去大元帅职赴沪一途。

　　孙中山赴沪后，岑春煊派章士钊在北京见徐世昌，并与冯国璋的直系长江三督李纯、陈光远等接洽，由长江三督出面主和。岑即于七月三日到粤，由陆荣廷提议，推岑为主席总裁，积极求和。因岑与徐世昌的内阁总理钱能训通电通信商讨南北和议，于次年（一九一九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开南北和议，除总代表唐绍仪及代表胡汉民外，其余九代表均为政学系分子。政学系首领谷钟秀、张耀曾为徐世昌上宾，均以出卖西南，猎取高官为目的，在北京与官僚熊希龄等组和平期成会，与南方岑、陆桴鼓呼应。

　　在非常国会中大孙派议员彭养光、王用宾等联合小孙派议员王湘等与政学系议员展开斗争。这时，吴景濂因政学系分子杨永泰附桂取得广东省长，政学系头子李根源取得滇军总司令兼南韶连镇守使，颇觉往日附和政学系全为人作嫁，因在大孙派与政学系斗争中采取中立态度，政学系议员渐成孤立。大孙派议员提出改组军政府案，议员了镇等提出不信任政务总裁主席岑春煊案。国会两院联合会于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七日开会，通过改组政府案，交付审查。对不信任岑春煊案，因政学系议员在会场捣乱，没有通过。岑春煊借此通电辞职，其后台陆荣廷等来电挽留，此案无形搁置。但岑竟因此勾结桂系，停发国会经费。政学系议员因有广东省长杨永泰的支持和桂系军阀的津贴，其生活不成问题。其他议员则先后迁移于四川巴县及云南昆明。一九二○年某月在昆明集会，通过取消岑春煊职务案。这是拥护孙中山的议员与政学系在国会内斗争的情况。当时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有四大派，各有集会之所。政学系在长堤石行会馆，益友社在海珠酒店，大孙派在霞照楼，韬园派（即小孙派）在南楼五十号。

　　政学系议员人名如下：韩玉宸、文群、杨永泰、金兆、李肇甫、郭春森、李述膺、张鲁泉、周之翰、欧阳振声、徐傅林、雷焕猷、陈祖烈、秦锡圭、杨泽、彭允彝、王源翰、张大义、章兆鸿、陈鸿钧、陈国玺、王侃、潘大道、王恒、陈子斌、李自芳、李英铨、沈智夫、刘治洲、王有兰、高家骥、孙光庭、骆继汉、蒋举清、高仲和、梁士谟、程莹度、钟才宏、殷汝骊、丁文莹、郑际平、刘楚湘、朱腾芳、孙镜清、姚芙裳、文登瀛、符鼎升、车林桑都布。

　　政学系领袖李根源、张耀曾原为议员，后因做官辞职。

　　谷钟秀亦为议员，因做北京农商总长辞职，护法时没有南下。

　　以上是中山与政学系在国会内外的斗争情况。还有与政学系李根源争夺滇军统帅权的武装斗争。

　　原来驻粤滇军是反袁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协和）由云南带到广东讨伐粤督龙济光的部队，第二军第一梯团长张开儒，第二梯团长方声涛。孙中山回粤护法时，张开儒任滇军第三师师长，方声涛任滇军第四师师长，军饷由广东省督军署供给，因此受粤督莫荣新节制。一九一八年一月，李根源到粤，与桂系勾结，藉莫荣新之助，夺取滇军总司令职，故张开儒不服从其指挥。李根源唆莫荣新于三月逮捕张开儒，李即任滇军第三师师长，莫荣新任李根源为南韶连镇守使，令其割据粤北，截断北伐路线。一九二○年唐继尧免李根源职，任李烈钧为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不服，由莫荣新调桂系与滇军战斗，以致广韶车不通，商旅交困，卒因协和退让，李根源又回任滇军总司令职务。但一部分滇军仍归李烈钧统制。这表面上为两李斗争，因李烈钧是拥护中山的，实际上是中山与政学系的斗争。这次斗争从一九二○年二月中到三月二十五日止，绵延月余，李根源势力稍受打击和削弱，桂系调任李根源为琼崖镇守使。一九一九年八月驻闽粤军奉中山命回粤讨桂，桂系恶贯满盈，士无斗志，莫督调李根源所部、滇军李根沄等抵抗粤军，在德庆、封川之间与粤军陈炯明部大战三日，李军大部被歼，从此李根源投靠北延。当时舆论权威《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认为，民国七年至民国九年之间，祸国殃民的党派为“北福（安福系俱乐部）南政（政学系）”。

　　孙中山一九一七年八月回粤护法，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省长，因桂系反对，改选李耀汉为省长。李根源就任滇军总司令后，向桂系力保政学系议员杨永泰为广东省长，杨就任后，开赌、卖烟、增加盐税，为桂系增加军费，加重粤人负担。一九一九年杨永泰与英国汇丰银行商定广东省银行铸币借款五百万元，允许汇丰银行派人监督广东省银行收支，虽经粤省人民反对，仍悍然进行。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在粤滇桂军驱逐叛徒陈炯明之后，三次回粤任大元帅，其时李根源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竟与张绍曾在是年五月一日阁议上提议下令讨伐孙中山，经阁议通过备就令文送请总统黎元洪盖印，经黎拒绝，其事未成。

　　五、陈炯明、叶举叛变，北伐军回师讨贼

　　陈炯明虽为同盟会会员，但在一九一○年黄花岗之役中，领导人黄兴派陈担任进攻广东巡警教练所任务，而陈留港未去，为同志查党谴责。辛亥革命时与胡汉民争任广东都督。癸丑孙中山发动讨袁，陈心存观望，准备不周，坐失事机，致龙济光乘虚取粤。孙中山于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变时的告同志书上说陈“对国事则有馁气，对粤事则怀私行，元二之际，阴谋左计，已露端倪”，实为确评。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前夕，陈在沪谒见中山，“自陈悃愊，愿效驰驱”，随中山赴粤。中山就大元帅后，前广东省长朱庆澜移交亲军二十营，孙中山命陈炯明统率，初任其为粤军总司令，后任为援闽粤军总司令，扩编为二万人，驻防潮、汕，于一九一八年进驻福建漳州。孙中山于一九一八年五月辞大元帅职赴沪，派廖仲恺协助陈炯明在闽补充训练，于一九二○年命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讨桂，十月二十六日克复广州，岑春煊、莫荣新逃。孙中山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由上海回粤，恢复军政府，任命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粤军第二军军长；邓铿为粤军第一师长兼粤军总参谋长，洪兆麟为第二师长，魏邦平为第三师长；李炳荣为独立第一旅长，熊略为第二旅长，邓本段为第三旅长，罗绍雄为第四旅长，翁式容为第五旅长，陈炯光为第六旅长；吴国雄为第二军第一独立旅长，吴忠信为第二独立旅长，谢文炳为第三独立旅长，蒋国宾为第四独立旅长；黄大伟为粤军第一路司令，黄明堂为第二路司令，黄志桓为第三路司令，仲景棠为第四路司令，李福林为第五路司令。并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

　　四月七日，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五月十日就职，任命陈炯明为内务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炯明起初不愿中山就总统职，藉口恐招致北廷南攻，难于应付。其意在独霸广东，并早与湖南赵恒惕联络，企图搞联省自治。赵恒惕于四月九日通电反对广州国会选举总统，是赵、陈密商的暴露，亦即陈炯明阴谋叛乱的开端。

　　一九二一年九月，孙中山平定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叛乱，积极筹划北伐，于九月初乘船赴梧州，十月到桂林组织大本营，秘书长为胡汉民，下设四处：一、文官处，文官长胡汉民兼；二、参军处，参军长胡毅生；三、幕僚处，处长蒋作宾；四、党务处，处长陈群。设金库，库长林云陔。警卫团，团长陈可钰，营长张发奎、叶挺、薛岳。当时在广西的军队，有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驻南宁）、粤军前敌总指挥许崇智（辖李福林、黄大伟、梁鸿楷部）、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辖胡若愚、杨益谦部）、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辖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陈嘉佑部）、赣军总司令李烈钧（驻平乐，辖彭程万、赖世璜、李明扬部）、桂军总司令刘震寰、鄂军总司令程潜、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和大本营警卫团三营，共有十三旅又一团。孙中山准备于次年一月向湖南假道北伐，命陈炯明回粤坐镇，负责接济北伐军饷。但陈回粤后，自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半年之久，没有接济一文一弹。此半年中只有中山离粤时在广东省银行提借毫洋二百万元，自不敷用，迭电令陈炯明筹款接济，均置不理。因陈不愿中山北伐，早于一九二一年六月派其秘书邓伯伟赴洛阳向吴佩孚输诚。他的第一师长邓铿（仲元）是拥护中山的健将，为他降北的最大障碍，陈便令他的亲信陈觉民派营长陈少鹏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广州大沙头车站将其刺杀。经广州党部电告，全军愤慨。孙中山在桂林召开军事会议，许崇智、吴忠信、蒋介石等主张先清内奸，然后北伐。李烈钧主张改道江西北伐，如陈果叛，再回师讨伐。孙中山采纳李烈钧改道北伐的意见，令各军克日集中韶关，派大本营秘书长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自己回粤坐镇。这一决定为当时列席会议的谢文炳旅长报告陈炯明，陈听信广东财政厅长钟秀南的意见，以退为进，于四月二十日电请中山准其辞去本兼各职。这时中山已到肇庆，即复陈电准其辞去广东省长及粤军总司令职，派伍廷芳为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一职取消，所有粤军由大本营直辖，保留陈内务和陆军总长两职。陈接电出其预料，大失所望，即束装回惠州西湖，密令在南宁的粤军参谋长叶举等率军回粤。中山偕胡汉民、许崇智等于四月二十二日回抵广州，叶举等要求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职，中山复电说，陈炯明仍任陆军部长，可以陆军部长资格指挥粤军。但为安定军心，以免动摇后方，于四月二十七日明令“着陆军总长陈炯明兼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地方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叶举等表示服从。孙中山遂于五月六日亲赴韶关誓师，叶举等早奉陈炯明命令率五十余营由桂回粤，中山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玉林一带为粤军防地，电令匆来广州。叶举等不听命令，竟率所部进驻省垣白云山一带，叶举的总指挥部，设在白云山郑仙祠内，其矛头正对着总统府。自五月中旬起，粤军逐日向财政部索饷，省城谣诼繁兴，省银行纸币日缺，人心不安。

　　孙中山于六月一日由韶关回省坐镇，并召洪兆麟、叶举等到府会谈，均抗不到会，叛迹渐露。叶举、洪兆麟于六月十五日晨在石龙与陈炯明会商叛变，即于是日下午由叶举召开粤军旅长以上会议，决定由第二师洪兆麟攻观音山总统府，熊略攻长堤海军陆战队，杨坤如旅攻石井兵工厂陈策、朱卓文所部五营，叶举自任总指挥。魏邦平得讯，曾报请总统预防，闻熊略亦托人密报，中山一概不信。叶举等定十六日凌晨二时进攻，一时已闻号声，由远而近，总统府秘书林直勉、参议林拯民奔告劝避，中山仍不肯行，乃先由卫士送孙夫人出府，由林直勉强劝中山更换便服，挟持由后门出府步行至长堤登“宝璧”舰直驶黄埔。叶、洪等于二时许围攻总统府，用大炮攻击粤秀楼，并浇煤油焚天桥，企图断绝中山出路，以致总统府成为灰烬。叶举等知中山已脱险，乃倒填十五日日期发出请中山下野通电（电文略），以图掩饰。

　　十七日，孙中山在“永丰”舰召集海军将士，勉令讨贼，统率“永丰”、“永翔”、“豫章”、“楚豫”、“同安”、“广玉”、“宝璧”各舰，由黄埔直入省城，令各舰开炮轰击敌军白云山、瘦狗岭等处阵地，激战终日，仍回黄埔。这时虎门要塞已陷敌手，仅黄埔对面之长洲要塞为马伯麟坚守，与黄埔舰队成犄角，与敌相持。

　　北伐军在陈未叛前进攻江西，节节胜利，六月十二日克复赣州，前锋已达吉安。六月十七日中山令北伐军回师讨贼。胡汉民奉令后由韶关到赣州与许崇智等商量，决定留李烈钧部守赣州，其余全军回师讨贼，以大部主力由曲江进攻，以一部由始兴出坝子，会师广州。开始时北伐军士气激昂，战锋甚锐，一部已达翁源。嗣因第一师梁鸿楷叛变，其旅长陈修爵增援曲江敌军，其余一部则在新丰堵击北伐军。吴佩孚又命沈鸿英由赣东攻许军之背，令蔡成勋攻赣州，以致北伐军腹背受敌，饷弹又无接济，势难久支。胡汉民乃下令北伐各军分退湘赣集中：左翼许崇智、黄大伟、李福林、钟世英、龚师曾五部，在江西瑞金集合，向闽南行进。右翼朱培德、李明扬、陈嘉佑、欧阳豪、伍毓瑞、余惟谦等部，向湘东南退却。计自七月九日至八月六日，北伐军与陈炯明叛军激战二十余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与叛军相持五十余日，闻北伐军在曲江战事失利，乃于八月九日离粤赴香港，于八月十四日到上海。

　　孙中山在六月一日回广州时，北方奉直战争已经结束。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驱逐总统徐世昌，拥黎元洪复职，恢复旧国会。孙中山于六月六日在广州发表对内宣言，以商订停战条件为第一步，实行统一为第二步，以贯彻六年以来勘乱护法之主张，同日发表对外宣言，要求各国于现在内争之时，不干涉中国内政，勿承认北京之新伪总统。到沪后又于八月十五日发表宣言（即第二次护法宣言），标示四点：其一，文任用非人，变生肘腋，致北伐大计，功败垂成。当引咎向国会辞职。其二，陈炯明叛军，当扫灭之，毋使以祸粤者祸国。其三，护法事业，当以合法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为究竟。其四，对于民国与统一建设，当实行工兵计划，发展实业，尊重自治。又于九月十八日发表告本党同志书，重申平定粤难的决心。适院系徐树铮在沪谒见孙中山，商定将退入瑞金的北伐军向闽西进发，与原属西北边防军第二十四混成旅长王永泉驻防延平的部队联合，进攻原属皖系现投直系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孙中山派何成赴瑞金传达命令，促北伐军即开赴延平与王永泉合作进攻福州，徐树铮于十月初由浙江到达延平，称奉孙中山、段祺瑞命令，成立中华民国建国制置府，自为建国制置府制置使。北伐军到达延平后，即与徐、王商量，由王永泉与许崇智部从闽江右岸进军，黄大伟、李福林、龚师曾部由闽江左岸同向福州进攻。十月五日下总攻击令，十月十二日即占领福州，丰厚基逃马尾。孙中山任命林森为福建省长，陈劭先为财政厅长。十月二十八日，孙中山下令将北伐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介石）为总部参谋长。于十二月中由福州开出，经泉州、漳州向粤东进攻。

　　十月一日由赣南退湘边的朱培德部进占桂林，孙中山任张开儒为西路讨贼军滇桂军总司令。因唐继尧于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日回昆明，顾品珍战死，顾部杨希闵逃到广西桂林大湟一带，计有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蒋光亮、范石生五旅。孙中山派孙科到港，与港商杨西岩、伍学煌接洽，运动这五旅滇军为西路讨贼军主力，任命杨希闵为西路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同时驻在广西乐平、昭平的桂军沈鸿英部四旅和原在广西的刘震寰，在梧州的粤军英雄等部，亦经中山派邹鲁等策动，咸愿参加讨贼。经孙中山任沈鸿英为西路讨贼军桂军第一路司令，刘震寰为桂军第二路司令，刘玉山、郑润琦为师长，莫雄为独立旅旅长。滇桂粤各军将领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广西大湟江举行“白马会盟”，于是月三十一日誓师东下，次年一月三日前锋到达肇庆边境，九日克肇庆。陈炯明粤军第一师陈济棠一团及四团工兵营长邓演达阵前起义，十日克三水，十五日占领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残部向惠州逃窜，是日洪兆麟在汕头宣告与陈炯明脱离关系，欢迎中山回粤。二十日中山任命许崇智为广东总司令，胡汉民为省长。二十六日中山在上海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化兵为工，将国内现存奉、直、皖三系和西南护法诸省各划疆自守，裁现有兵额之半，举行裁兵借款，由农工商学报各界监督。此宣言发表后，全国舆论一致赞颂，唐绍仪、黎元洪、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张绍曾、孙洪伊等均有函电赞同。在粤的滇、桂、粤军及海军将领和两广人民代表屡电吁请中山还粤主持，中山认为“其时为谋求统一良好机会，又以沪上交通便利，各方接洽亦最适宜”，故未亟还粤，不幸桂军沈鸿英心怀叛逆，于一月二十六日在海珠江防司令部各军将领会议时，将粤军第二师长魏邦平扣留，并围攻第三师一部将其缴械，经孙中山去电训斥和各军谴责，沈鸿英于二月六日通电所率各部转驻广州郊外，欢迎中山回粤主持大政。中山于二月十五日由上海赴粤，二十一日到广州，是为护法后第三次回粤。

　　孙中山实践“引咎向国会辞职”的宣言，故这次回粤不称总统，仍以大元帅名义行使职权，大元帅府设于农林试验场（后于四月三日迁士敏土厂）。任命徐绍桢为广东省长（原任胡汉民未到任），杨庶堪为大元帅府秘书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其父伍廷芳在广州积劳病故），林森为内政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程潜为军政部长，赵梯昆为海军司令，伍学煌为两广盐运使，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长，陈策为海防司令。派姚雨平、罗翼群、周之贞、朱卓文、吴铁城、黄其苏为兵工局筹备委员。

　　陈炯明叛军残部，乘桂军沈鸿英反复叛变之际，又聚集惠州蠢动。北京政府于三月二十日于任命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之时，任命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明为粤陆军第一师长，钟景棠为第二师长，黄业兴为广东陆军第一混成旅长，王定华为第二混成旅长。洪兆麟虽于一月宣告独立，并受李烈钧收编，仍任师长，但三月中又投叛军，于四月三日受北延任命为广东陆军第三师长，同日北廷任命李易标为广惠护军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

　　四月十四日，经上海章太炎提议，由中山领衔联合西南各省领袖唐继尧、刘成勋、熊克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七人在沪发表通电（虞电）反对直系军阀武力统一和侵略西南政策。

　　孙中山为调整内部，对抗直系和叛军计，于三月十九日任李烈钧为闽赣边防督办，令率所部赖世璜等进驻闽南，所遗防地交由闽回粤之许崇智粤军驻扎。又于五月七日调廖仲恺为广东省长，财政部长职由叶恭绰继任，郑洪年为财政次长。原任广东省长徐绍桢调任内政部长。

　　五月初，叛军叶举发动东江战事，于五月九日通电诬蔑中山“纵烟开赌，卖产勒捐”，特“为民请命”。叛军乘滇粤军在韶关与沈鸿英作战时进攻博罗，一度占领。幸于九日在北江战胜沈军，克复韶关，沈败退南雄，中山调刘震寰桂军进攻博罗，于十九日克复博罗。同时叛军林虎向潮、汕许崇智军进攻，因许部黄大伟降敌，林虎于五月二十五日攻入潮安，进占汕头，许军向揭阳退却。五月二十六日中山令滇军杨希闽、桂军刘震寰围攻惠州，陈炯明叛军一部拉出后方，于三十日占博罗，进窥石龙。孙中山急令李福林、吴铁城部队加入战线，并亲赴石龙督战，叛军溃退。六月中，吴敬恒（稚晖）到粤，请中山赦免陈炯明，港商陈赓如等亦为孙、陈议和奔走，孙中山只要陈炯明写悔过书，一切好办。陈不肯，于二十七日由香港入潮、汕，率林虎、洪兆麟部分军队救惠州。六月二十九日，孙中山发表对外宣言，谴责北方直系军阀以武力侵扰西南，指使粤桂叛徒沈鸿英、陈炯明等进攻革命根据地，警告各国不得援助军阀乱国扰民。

　　孙中山因叛将杨坤如死守惠州，屡攻不下。这时沈鸿英已被击败，曲江、南雄相继收复，乃尽调西北江、滇、桂、粤各军，于八月初进攻惠州。陈炯明亦调潮汕、闽南林虎、洪兆麟军队到东江助战。中山于八月二十三日正午乘大南洋轮船向东江进发，下午九时抵石龙，二十四日下午到博罗，面授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机宜，次日返石龙。二十六日，飞鹅岭失守，博罗被围，中山急调省城滇粤军支援。二十九日帅船向博罗前进，三十日到苏村，九月二日至第七碉，亲登上北岭查看形势，诚如他于二日致胡汉民信上说：“吾今日兼尽一排长之职务。”自九日至刘震寰电告博罗围解，敌军退响水、淡水，永湖附近敌军亦退。二十日帅船到白沙堆，亲赴飞鹅岭筹划攻惠州城，被敌军发觉，用大炮密集射击；中山屹然不动，毫无惧色。同日返梅湖，白沙泊轮爆炸，飞机队长杨仙逸、长洲要塞司令苏从山、鱼雷局长谢铁良殉难。

　　十月十八日，孙中山令各军攻惠州，由地道炸毁城垣十余丈，仍未攻入。同时，右翼林虎叛军，猛攻河源，亦未攻下。

　　十月二十八日，洪兆麟由海道进军，占领平湖。又由广九铁路进军，占领石龙，均被击退。

　　十一月十日，叛军洪兆麟、仲景棠、熊略、杨坤如分路进攻石龙、增城，大本营移至石滩，十一日敌军沿河街冲至（艹彔）兰、石龙、增城，许、滇军均退至石滩。十二日晚，敌军已占白云山、瘦狗岭、观音山，大炮射程可达士敏土厂大元帅府，广州震动。次晨樊钟秀率豫军七千人赶到，即刻参加战斗，敌人以为飞将军从天而降，全部溃退，各军乘胜追击，克复石牌、石滩，次日又克复石龙、增城。

　　樊钟秀（醒民）曾参加陕西靖国军，任第二路司令，一九二二年陕西靖国军瓦解，樊率部回河南。一九二三年，吴佩孚利用沈、陈叛军侵粤，派樊为援粤军司令。樊出身绿林，有革命性，素幕中山为国奋斗不屈的精神，于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六日到达江西大庾，即与直系方本仁开战，在大庾就中山任为豫军总司令职务，闻东江战事紧急，于十二日黎明乘粤汉广韶段专车赶到广州，有灭此朝夕之风概，深为中山嘉许。当广州震动时，有人劝中山退守三水，中山坚持死守，率得樊助。叛军失败后，探知樊军不过数千人，还可再战，因此又集合残部万余人，分四路进攻。十一月十八日，敌军到达广州北郊，粤、滇、豫各军虽节节抵抗，已难久支。幸谭延闿所部湘军，于是日中午赶到。谭军二万余人加入战斗，将敌击退，乘胜追击，先后克复石龙、博罗，敌退惠州。这次敌军颇受损失，故次年春季没有进攻。

　　至一九二四年春，因国民党改组，忙于建党、建军、建黄埔军校，对叛军无暇进攻。直至四月十九日，滇、桂、粤联军再攻惠州，鏖战旬余未下。这时叛军内叶举派与林虎派争权夺利，相持不下，北京政府于五月十八日任命林虎为广东督理，叶举为广东省长，洪兆麟为潮梅护军使，沈鸿英为粤桂边防督办，图以分赃方式，解决叛军内部纠纷。从此叛军即无力向广州大规模进攻。直到一九二五年，才由中山手创的党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的叛军。

　　六、与海军叛徒的斗争

　　海军一向属于北洋军阀系统，但其中将领有革命思想的亦不少。辛亥革命时福建于旧历九月十八日起义，清海军各舰归附民军。护国之役，海军于六月二十五日发表声明加入护国军，主张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和国会。一九一七年六月，国会解散，张勋复辟，海军总长程璧光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率九舰随孙中山南下护法，程璧光坚持革命而被莫荣新派人刺杀。

　　一九二○年秋，驻闽粤军奉中山命回粤讨桂，于九月八日攻克惠州，向广州进军，驻琼海军何福昌等竟于十月二日通电援粤督莫荣新，而海军总长兼大元帅总裁林葆怿竟于十月十一日通电宣布南北海军统一（即投降北延）。又于十月二十四日与岑春煊、陆荣廷、温宗尧联合通电宣布南北统一，取消广东军政府，解除军政府总裁职务。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总裁，即于次日在上海通电驳斥岑、陆、林所谓“南北统一”，指为彼等十人出卖护法，投降北廷，不生任何效力。林葆怿于十一月十日通电离粤。

　　林葆怿虽降北，但海军舰队并没有跟他北上，由“肇和”舰长林永谟继任海军舰队司令，参谋长毛仲芳，副官倪则。

　　孙中山在粤军由闽回粤讨桂后，于一九二○年十一月第二次回粤开府，任命“海圻”舰长汤廷光为海军总长。

　　由于林葆怿任第一舰队司令甚久，各舰将领多属林派，投北之念未消，军心散漫，且海军将领多出身于马尾海军学校，多属闽人，其出身天津大直沽水师学堂者，亦多闽人。故海军闽籍将士对于非闽籍常存排挤念头。如“海圻”舰的闽籍将士，即曾于一九二一年排挤非闽籍官兵百余人离职，而另招闽人递补。

　　孙中山早知海军中有些舰只不稳，但以二次回粤后忙于出兵广西讨陆和筹备北伐，且海陆军性质不同，不能以陆军解决海军，如有处理不当，反促各舰投北。直至一九二二年三月应海军革命将士之要求，任命曾被林葆怿革职的“同安”舰长温树德为改革舰队临时总指挥，令海防总司令陈策协助。温树德于三月三十一日密召“海圻”协长田炳章、鱼雷大副赵梯昆、“肇和”副长田士捷和欧阳格、李毓璠、郭朴等士官会商，于四月一日中午由赵梯昆指挥敢死队二十余人，接应队一百五十人乘三号小轮开往黄埔“海圻”舰抢登舷梯，一拥而上，封闭舱口，抢占炮位，将炮口指向“海琛”、“肇和”二舰，“肇和”即升白旗，并调炮对向“海琛”。原停靠海珠的小轮，亦已到达“海琛”旁边，“海琛”副长见势不佳，亦升白旗，三大舰均收服。其属于闽籍官兵，即被迫离舰。

　　原停泊在省河白鹅潭的“楚豫”舰，由胡文溶在舰发动。原准备接应的小舰，即乘机登上“楚豫”，把炮口指向“永丰”、“永翔”、“同安”、“福安”、“豫章”各舰，一日之间，全部收复。并捕当场反抗的毛仲芳、郑祖韶、倪则烺、林寿民、郑畴刚五人。收容闽籍官兵一千一百余人，统通遣散回籍。

　　孙中山即任命温树德为海军舰队司令兼“海圻”舰长，常光球为参谋长，田士捷为“肇和”舰长，何翰澜为“海琛”舰长，潘文治为“楚豫”舰长，欧阳林为“同安”舰长，欧阳格为“豫章”舰长，赵梯昆为“海琛”副长，刘承谟为“福安”舰长，孙祥夫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各舰均一致拥护中山。

　　但在陈炯明叛变时，汤廷光、温树德受陈、叶叛军威胁利诱，六月二十日由汤廷光、魏邦平与叛军叶举会衔发出布告赞成统一息战。温树德于六月二十一日与叛军订立和约六条，服从陈炯明，由陈负担海军军饷，赞同请中山下野。于七月四日由汤廷光、温树德领衔以海军全体将士名义发出宣言，赞成南北统一，请孙公下野。七月八日温树德率“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驶离黄埔停于莲花山下。次日叛军钟景棠部攻占长洲炮台，孙中山即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经长洲要塞后方深造村，过车歪炮台进入白鹅潭，坐舰“永丰”舰首左舷被车歪炮台击伤。是日汤廷光还来“永丰”舰见中山，请求停战，为中山拒绝。中山于八月九日离舰后，海军与叛军同流合污。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桂军攻占三水，孙中山令海军协同陆军进攻，“永翔”舰长、“楚豫”舰长胡文溶会同“豫章”、“同安”两舰，协助陆军经过十天战斗，收复三水。

　　孙中山三次回粤后，温树德畏罪逃往汕头，并将“海圻”、“海琛”、“肇和”三舰先期开往汕头，一面托赵梯昆向中山请罪，声言愿回广州戴罪立功。中山因忙于处理沈鸿英叛变事务，未遑处理。一九二三年五月，北京政府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到香港，通过利太洋行经理柳平野收买，温树德企图将全部海军离粤归北。孙中山得报，即于五月三十一日罢免温树德本兼各职，并撤换一部分舰长，各舰由大元帅直辖。但“永翔”、“豫章”、“楚豫”、“同安”四舰，终受北京海军部巨款运动，于是年十月三十日冲出虎门驶往汕头，与“海圻”、“海琛”、“肇和”三舰会合。温树德于十二月十七日率领在汕头的七舰开往青岛，吴佩孚委温树德为渤海舰队司令。留在广州始终拥护孙中山的，只有“永丰”（后来改为“中山”舰）、“飞鹰”、“舞凤”、“福安”四舰，连同护法前即驻在广东的“广玉”、“宝璧”等舰。

　　七、收回关余，镇压商因叛乱

　　中国关税权自鸦片战争以后，即落于帝国主义手中，不但进口税率受限制，即征收关税机构和人员亦为外国人掌握，总税务司赫德和安格联均为英国人。孙中山早有收回关税权的宏愿，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就提出“应将海关税则重行编订”。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在上海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又有“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一条。到一九二四年“一大”宣言对外政策中更明白规定取消外人管理关税权。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为收回关余问题，与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可以说是收回关税权的先声。原来中国关税的进口税率是被外国强制协定的，名为按进口货价值百抽五，实际上这个货价是几十年前的价格，货价已涨，而税额未增，名为值百抽五，实不过值百抽二，以致外货大量涌进，造成大量入超，国民经济每年损失五亿元至十亿元。所收之关税绝大部分偿还庚子赔款、甲午赔款、外债和大部分内债，剩下的钱叫做关余。这关余由总税务司扣除海关经费外，解交北京政府。孙中山先生第一次回粤任大元帅时，即于一九一八年春令外交部长伍廷芳交涉将广东海关收入按比例应得之关余交与军政府使用。经伍部长与北京公使团交涉，从一九一九年六月起，按全国关余百分之十三的比例，拨交广东军政府。自一九一九年六月一日至一九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伍廷芳离粤时止，共收入关余三百九十万元。当时岑春煊任军政府政务总裁主席，有降北企图，伍廷芳反对降北离粤，并将军政府积存未用的关余一百八十五万元提出带沪（此款大约交付孙中山为驻闽粤军准备回粤讨伐桂系军阀的军费）。此项关余系在伍离职后由粤海关拨交广州军政府，由其财政部长陈锦涛接收，直到一九二○年十月底，粤军克复广州，岑春煊逃沪时继续拨交。此后到孙中山二次回粤（一九二○年十一月底），粤海关即拒不拨付，藉口岑春煊于一九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通电声明南北统一，广东军政府取消，故关余应拨交北京政府。到一九二一年，在广东应得的关余积有二百五十万元，经美国驻华公使克兰促北京公使团将此二百五十万元划归北京政府，一直到中山三次回粤（一九二三年二月），此项关余迄未拨交粤府。查全国海关收入，一九二三年总收入为八千八百万元，一九二四年总收入为一亿二千一百万元，关税应付债务（包括赔款、外债和国内公债）为九千一百五十万元，关余为二千九百五十万元，按百分之十三比例，粤政府应分得关余三百八十三万元。所谓百分之十三，是指两广内九个海关即粤海关、江门关、三水关、九龙关、拱北关、潮海关、琼海关、梧州关、龙州关的收入，合计占全国各海关（包括两广九关）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三。但关税每年总收入不同，其所负债务，亦每年不同，故关余数目亦每年不同。

　　孙中山三次回粤后，迭令外交部长伍朝枢向海关交涉，未得要领，遂于是年（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令外长伍朝枢照会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指出关税余款全属中国内政问题，非列强权限所能及，要求将关余按百分之十三点七的比例按月摊分交与本政府收用，并将民国九年（一九二○年）三月以后西南应得的积存关余，一并交与本政府，请贵使团转知总税务司遵照办理……。公使团没有答复。又于是月二十三日再照会北京公使团，催其立即按前照会要求办理，否则即派员接收粤海各关，改为自由商埠。并于是月二十四日命令广州税务司：“本政府辖境内各海关所收关税除按比例偿还外债及赔款外，应由本府以命令支付，不得违抗，否则，即派员接收海关。……”

　　十二月一日，北京公使团集议决定训令广州领事团，如广东政府强提关余，即以武力对付。十二月三日，总税务司安格联亦训令广州税务司拒绝粤府要求。十二月五日，北京公使团令美、英、日、法、意、葡各国军舰，开入广州白鹅潭示威，由美使舒尔曼统率。舒尔曼在十一月对华北美侨协会演说称：“西南对于外人之利益及条约义务颇为蔑视，西南方面民性特殊，足以为中国政治统一之障碍。广州若得关余一部，将延长中国内乱。国务院（指美国国务院）认为列强对关余之一致，实为必要。除北京政府外，美政府不与任何方面接洽。”

　　孙中山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再令外交部长伍朝枢命令广州税务司限两星期内交出西南应得之关余，同时派罗桂芳为粤海关监督，准备到期接收广州税务司。

　　帝国主义者见孙中山强硬不屈，尤其是英帝怕香港海员罢工和普遍抵制英货，遂授意广州英总领事出面调处，答应关余照拨，但须作为整治广东西江河道之用。这是以此遮羞，孙中山亦不反对。美国公使舒尔曼见英国已屈服，亦不坚持其主张，且以调人自居，率各国军舰离开广州。这是孙中山与帝国主义斗争的第一次胜利。

　　广州商界一向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叫做商团。在初办时原为维持治安与警察分工，可以补助警察力量。孙中山曾于一九二三年对商团演讲，要他们参加革命，不要脱离政治，独树一帜。但买办陈廉伯、陈恭受等却受英帝国主义者指使，利用商团反抗革命政府，企图叛变。一九二三年五月，广东省长杨庶堪拟征收广州铺底捐，以充军饷，广州商团竟鼓动商人罢市，杨省长依照商人要求，准予缓和。因此，商团认为革命政府软弱可欺，积极谋叛。陈廉伯等即于一九二四年六月集资百余万元（其中大部分是汇丰银行借款），向外国购买大批枪械子弹，拟分三批运入广州为谋乱之用。八月五日向广东政府请领枪械入口护照，当时声明此护照枪械在领照日四十日之后到五十日之间进口。但八月十日即有丹麦轮船“哈佛”进口，经海关查报有步枪八千余支，子弹五十万发，即被政府扣留。商团提出护照申请发还，但该护照是声明四十日后进口，今距领护照只有五日，显然不符。又该护照写明进口步枪四千八百五十支，子弹一百十五万发，亦与“哈佛”轮所载枪枝数目不合，这是陈廉伯等企图偷运入口的第一批军火，原护照则作为第二批进口之用，不料第一批被查出，便企图以护照抵赖。他们煽动商人于八月十四日向大元帅府请愿发还。经孙中山亲自接见，提出对这批枪械入口的三个疑点：第一是护照声明要四十天之后才到广州，今五天就到了，说明这批枪枝不是商团的，而是别人偷运的；第二是商人所买枪之外，还有许多枪；第三是商团只有一千多人，买八九千枝枪，有何用处。你们说枪不发回就要罢市，是向政府要挟。孙中山声明：“只要这些枪没有别的黑幕，可以发还。”商人对孙中山答复，颇为满意，次日没有罢市。但广州陈廉伯、佛山陈恭受等继续煽动，要求立即发还。八月十五日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并举行提灯大会庆祝。八月二十日廖仲恺省长布告陈廉伯私运军火，煽惑罢市，奉令通缉归案究办。二十一日佛山罢市，商团总部迁佛山，二十五日广州及附近一百三十八埠同罢市。孙中山令“宝壁”等舰，向商团集中地点西关开炮，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竟于八月二十九日照会军政府声称：“奉香港海军总司令训令，倘中国当局对城市开炮，所有一切可用的英国海军队应立即行动。”广州沙面领事团亦提出抗议说，要“抗争对一无防御的城市开炮的野蛮举动”。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怒，即于九月一日发表“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指出“今将开始一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的工作之最大障碍”。同时发出“向麦克唐纳政府抗议书”。当时广东工人、农民团体及学生联合会、新学生社等群众团体，都主张请政府解散商团。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亦力主强硬对待，惟右派胡汉民、邹鲁等力主妥协，而驻粤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和粤军李福林等则暗中与商团勾结，主张令商团报效若干万军费，将枪械发还。他们提出调停办法若干条：1．陈廉伯表示拥护政府，取消通缉；2．商团改组，受政府节制；3．商团枪枝发还，由商团领枪时报效军费五十万元；4．商界复业，各军回防。这四条由胡汉民接受。九月十五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十八日政府下令赦免陈廉伯，经调人商妥由商人先交二十万元，发还四千枪枝，于双十节交付。谁料陈廉伯等阴谋于双十节领到枪枝后即行叛变。他们预雇匪徒三千余人，冒穿商团制服，于领到枪枝四千和子弹十万发以后，即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开枪打死当天庆祝国庆双十节的农团军、工团军和市民、学生数十人，其中理发工人被打死后，刨肝剖肺，砍头断脚，拿到沿街示众，惨无人道。他们把广州全市的枪校在西关集中，架天桥，筑炮台，用铁栅门分锁各街道，把广州市分成城内和西关两部分，城内为政府机关，西关为商团势力范围。到十月十四日晚，凡接近政府各机关的高当铺，都由商团兵登楼，居高临下，开枪轰打政府机关，一夜打到天明。幸政府军早调粤军许崇智一旅和吴铁城一团由东江赶回，即由胡汉民下令于十五日早晨攻打商团，只数小时即将此乌合之众击败，纷纷缴械，陈廉伯等逃往沙面由英舰庇护赴港。

　　八、与各地方实力派周旋

　　孙中山南下护法时，支持孙中山的号称西南五省，即粤、桂、滇、黔、川，后来又增闽、湘、鄂三省，为护法八省。但这八省并不完全接受孙中山领导，或阳奉阴抗，或立于敌对地位。

　　首先是云南军阀唐继尧。唐继尧是进步党蔡锷旧部，在护国之役中任军务院总军长。唐军分驻滇、川、黔三省。一九一七年黎元洪解散国会后，唐与贵州督军刘显世于八月十一日通电拥护约法，宣告自主，广东非常国会选举唐为元帅，唐不就职。是年十一月，在川的滇、黔军联合川军推唐为滇、黔、川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唐不称护法军而称靖国军，即在与孙中山立异，不甘心居孙之下，而欲与孙争西南的领导。他又与赵恒惕、陈炯明勾结，提倡联省自治。一九一八年一月二十日陆荣廷等组织西南各省自主联合会，唐亦派李宗黄代表参加，与北洋军阀李纯等亦有代表来往。他派出顾品珍、赵复祥两军入川，与川军卢师谛、吕超等联合倒熊克武，于一九二○年七月一日占领成都。熊克武与刘湘等提出“川人治州”口号，于九月八日恢复成都。赵复祥战死，顾品珍即回滇倒唐。于一九二一年二月七日攻入昆明，唐继尧迷蒙自转赴香港。孙中山是年五月在广州就总统职，邀唐继尧到广州共商北伐大计，任唐为滇、黔、赣联军总司令，以蒋尊簋、李友勋、龙云、谷正伦、胡瑛为第一、二、三、四、五路司令，归唐统率。唐表面应允参加北伐，但其内心只想回滇倒顾，托词赴港，一去不返。是年八月孙中山任命顾品珍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讵料唐继尧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八日竟设滇军总司令部于广西柳州，准备回滇倒顾。孙中山派耿毅、龚师曾到柳州，劝唐中止回滇，合力北伐，唐不但不听从，反欲将参加北伐的滇军杨益谦等部勾引出去，供其回滇讨顾之用，孙乃将受唐运动的滇军旅长杨益谦免职，令胡师舜继任。并于二月二十三日下令滇、黔、赣各军制止唐返滇。唐于是年三月二十四日重返昆明，顾品珍战死。一九二三年三月唐派其弟继虞攻黔，驱逐袁祖铭，于三月十五日占领贵阳，唐任命继虞为贵州军务督办，刘显世为省长。一九二三年直奉战争后，唐于六月二十九日通电主张召开联省会议，组织联省政府，这是向北廷讨价还价。一九二四年八月孙中山决定北伐，推唐为副元帅兼川滇黔联军总司令，曾两发真电，促唐就职，均未得复。所以孙中山于是年对滇军演说，批评唐“只知升官发财，不顾国家和朋友”，自是确论。

　　孙中山常召集驻粤滇军杨希闵部讲演，进行军人精神教育。有几次讲演，如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平统一化兵为工”的讲演，十二月二日“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的演说，均有滇军参加。而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四日“革命成功始得享用国民幸福”的演说，则是专对滇军讲演的。要滇军立大志救国救民，不要升官发财，真是苦口婆心，诲人不倦，把滇军当子弟看待。而滇军将领死不觉悟，竟有两个师长杨如轩、杨池生受吴佩孚收买，于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六日背叛，孙中山乘机废除滇军总司令职，改编滇军为直辖一、二、三、四军，以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朱培德为军长。杨希闵终慑于孙中山革命魄力，在孙中山健在的时候，不敢谋叛。孙中山逝世后即在广州谋乱，为黄埔学生军歼灭。

　　因杨、刘两军霸占广东税收机关，以致广东军政教育各费十分困难。孙科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间任广州市长，拍卖广州各大姓宗祠的祠产，并开征筵席捐及花捐（即指妓女捐），实非得已。我于一九二三年八月出席全国学联大会，曾亲听大本营财政部长叶恭绰和广东省长廖仲恺对广东军政府财政斗争的艰巨情况有所说明，全国学联因此曾建议请孙中山组织正式中央政府，复任总统，截留关余备用。

　　此外，粤军黄大伟部亦反复无常。黄是黄破人，留学比利时时加入同盟会。一九二一年出发广西时，在广州车站用湖北话骂孙中山为“孙大炮”。一九二二年孙中山电令改编驻闽粤军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长。黄不甘居许下，不服从许令，孙中山派蒋介石邀其赴沪。黄大伟竟加入陈炯明叛军，反对孙中山。

　　贵州督军刘显世原为宪政党人，后与袁世凯勾结取得贵州都督。护法之役，迫于大势所趋，加入护国军。一九一七年督军团作乱，刘仰承唐继尧鼻息，随唐通电拥护约法。在桂系军阀迫孙中山下台时，刘依违两可，故桂系卵翼下的广州非常国会于一九二○年五月四日选刘显世为总裁，而在昆明集合的非常国会亦于是年八月十四日选刘为总裁，他都未就职。一九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贵州军人卢焘进占贵阳倒刘，刘通电辞职。卢焘继任黔军总司令，于二十二日通电拥护的法与西南一致行动。袁祖铭组定黔军于一九二二年四月三日驱逐卢焘，自为黔军总司令，通电拥护孙中山，但又接受北延任命。一九二三年三月十二日，刘显世藉滇军之力驱袁祖铭，复任省长。唐继尧派其弟唐继虞为贵州军务督办。一九二四年刘显世之弟刘显潜继任贵州省长，曾派代表张瑞麟（献书）到韶关晋见孙中山，声称愿效驰驱，孙中山复电嘉许。（南京共和书局出版的中山全书第四册内载孙中山致刘显世电，实是致刘显潜电之误。因电文上称如渊先生，刘显世字如舟，如渊为刘显潜之字。）

　　四川军人最为复杂，故孙中山与之斗争亦最错综。护法时，四川有旧川军，如陈洪范、刘湘、刘成勋等，有新州军如熊克武、但懋辛、向传义、吕超、石青阳、颜德基、黄复生、卢师谛等。新川军为国民党接近的军队，但其中分为熊克武派，杨庶堪、谢持派，还有依附北洋军阀之刘存厚及由滇军倒戈加入川军的杨森。

　　在护国之役中，蔡锷为四川督军。蔡死后由罗佩金继任，戴勘为省长。因戴是进步党员，段祺瑞任戴为四川督军兼省长。在督军团作乱时，四川军人驱逐戴勘，北京政府却任周道刚为川督，继改任刘存厚。孙中山回粤护法，派杨庶堪等人入川，策动四川军人响应护法。四川新旧军人联合滇军于一九一八年二月驱逐刘存厚川军，推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庶堪为四川省长，改编新旧川军为六个师两个混成旅。因熊、杨不合，杨派军人卢师谛等联合滇军倒熊，熊于一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退出成都。熊与刘湘、刘存厚联合，于九月八日克复成都。熊于是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声明辞职，推刘湘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刘湘等通电宣布自治。旋川军二战，于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二日改推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十二月二日四川省议会选刘成勋为省长。一九二三年七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熊于十月十六日攻下重庆。但旧川军刘湘、刘存厚、杨森都受北洋军阀役使，合力攻熊，熊于一九二四年退入黔边铜仁。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北伐军川、滇、黔联军前敌总可令。

　　九、反对联省自治派赵恒惕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在粤成立军政府后，南北两府相持数年，而南北两方内部，又有争夺政权和地盘的混战。因此，章太炎（炳麟）及一部分国会议员褚辅成、殷汝骊等倡联省自治之说，主张各省自定宪法，实行自治，再由自治各省联合组织，以免大军阀盘踞中央，酿成循环战争。各省小军阀及欲割据一省称王的人，都表示赞同。一九二○年九月，章太炎等到达昆明，鼓吹联治。褚辅成等于十一月六日在北京成立各省自治联合会。而五四运动右翼胡适，亦在《努力周报》上鼓吹联省自治。

　　湖南督军谭延闿于十一月二日宣布湖南自治，于同月二十三日被其师长赵恒惕驱逐，赵自为湖南总司令，林文字为省长。一九二一年一月八日，四川刘湘通电宣布自治。二十八日，贵州卢焘通电实行自治。四月七日广东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赵恒惕通电反对。八月十一日赵恒惕通电主张各省制宪，他聘请王正廷、李剑农、黄士衡等七人起草省宪法，于十二月十一日交全省公民总投票表决通过，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公布，旋当选为湖南省长。陈炯明为反对孙中山北伐，亦主张联省自治，曾于一九二一年派代表邓伯伟与赵恒惕勾结，拒绝孙中山假道湖南北伐。孙中山主张革命的统一，反对割据的联省自治，因此与联省自治派展开斗争。云南军阀唐继尧，于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通电主张联省自治，与赵恒惕、陈炯明相呼应。一九二三年七月六日湖南蔡钜猷在湘西独立，派刘钦彝、田镇藩、周朝武分三路进攻赵恒惕。七月二十六日，孙中山派建设部长谭延闿回湘，任谭为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于八月六日到衡阳就职，与蔡钜猷合力攻赵，赵恒惕于八月十九日组护宪军自任总指挥，派唐生智、贺耀组、刘鉶、叶开鑫、陈渠珍、唐荣阳、杨源濬七人为七路司令抗谭。谭部朱耀华旅于九月一日攻占长沙，赵退醴陵，乞援吴佩孚，吴派马济率北军援湘，谭部于十一月十四日退出湘境。谭此次入湘，虽未能打倒赵恒惕，但将湘军鲁涤平一师及谢国光、吴剑学、陈嘉佑各旅带到广东，其时正值陈炯明军进攻广州，湘军于十一月十八日赶到广州击退陈军。赵恒惕经此一役，便揭开联省自治假面具，投降吴佩孚，接受由吴佩争派来的督促修改省宪的代表符定一，于年底修改省宪法，以适应吴佩孚武力统一的要求。一直到大革命的前夕，才被其部下唐生智所驱逐。

　　十、北上讨伐军阀曹锟、吴佩字未成

　　孙中山在沪时，张作霖派代表杨宇霆，段祺瑞派徐树铮，浙督卢永祥派其子卢小嘉到沪谒见孙中山，商定孙、段、张合作办法。由北伐军许、黄等部，会同徐树铮旧部、在福建延平的王永泉旅合攻原为皖系后投直系的闽督李厚基，其后由徐、王协助许、黄回粤讨伐陈炯明。孙中山派孙科偕同卢小嘉至天津与段子段宏业、张子张学良会晤，为孙、段、张三角同盟进一步联系，即世所称“四公子会议”，时为一九二三年十一月。

　　孙中山于一九二三年二月回粤以后，为实践“引咎辞职”及和平统一宣言，仅以大元帅名义办理粤省善后，但曹、吴仍处心积虑与孙中山为敌。三月七日曹锟代表项致中、吴佩孚代表李悼章同赴北京，迫张绍曾内阁任命沈鸿英督粤，张阁终于三月二十日令沈督粤，令孙传芳督闽，并分任叛军陈炯明、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二师长，任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任黄业兴、王定华为粤军旅长，以扰乱广东。以致沈鸿英于四月叛攻广州，陈军于五月进犯博罗、增城。孙中山一面讨伐沈、陈叛军，一面于七月底派谭延闿入湘驱赵，为北伐曹、吴作准备。

　　一九二三年六月，曹、吴授意冯玉祥等，逼走黎元洪。孙中山于六月二十九日发表宣言，谴责直系军阀暴行。一九二三年十月五日，曹锟贿选伪总统告成，孙中山于九日通电全国讨伐曹锟及通缉选曹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一九二四年秋浙江卢永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联合攻打江苏齐燮元。孙中山于九月五日开军事会议，组织北伐军，以谭延闿湘军和樊钟秀豫军为主力，配合原驻韶关的赵成梁滇军集中韶关，取道江西北伐，任谭延闿为北伐军总司令，九月十三日率谭延闿、吴铁城等赴韶关誓师，于九月十八日公布北伐宣言和三道大元帅令，指出北伐以打倒军阀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号召，言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以造成自主独立国家”。嗣因帝国主义唆使买办商团作乱，致北伐延期，浙江卢永祥不久亦败北，故北伐限于文字宣传而已。

　　一九二三年一月，苏俄代表越飞到沪，与孙中山协定四条，孙中山决计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在励行新政策中，遭到党内各种派别的反对。首先是老同志邓泽如、居正、谢持、邹鲁、罩振等，其次是当时任广州机器工会负责人马超俊等和部分国会议员徐清和等。尤其是孙中山的老干部胡汉民、汪兆铭、胡毅生、古应芬、朱卓文等人，他们都是反对或不大赞成三大政策的。孙中山致蒋介石的通信中曾说，以俄为师，汉民、精卫不能降心相从。蒋介石当时也曾不实行孙中山所定军队编制办法和对苏援助枪支分配办法。这些人在孙中山在世时尚不敢反对。但在中山逝世后，林森、居正、邹鲁、谢持、罩振、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等即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所谓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议决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日，中山发表北上宣言，说明“国民革命之目的，在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仍重申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而力主开国民会议为达到反帝和建设独立、自由、统一的国家的目的。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住宅招待新闻记者时，更明白指出“中国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必须“打倒帝国主义”，中国才能统一富强。

　　在中山到达上海之前，英国《字林西报》即著论说孙中山不宜在上海搞政治活动，又《大陆报》于十一月十九日发表“条约神圣”一文，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即在上海记者招待会上申斥他们。他说：“上海是我们中国的领土，我是这儿的主人，……无论什么政治运动，我都可以做。”

　　中山到天津后，段祺瑞发表“外崇国信”的宣言，孙中山对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叶恭绰说：“我将来在国民会议席上要声讨段祺瑞。”他在病中反对善后会议，弥留前又对汪精卫说：“不要被敌人软化。”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他在遗嘱中谆谆以“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和“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勉励其党员继续奋斗。在致苏联遗言中，尤致意于“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工作中，与你们共力合作”。

　　由此可见孙中山晚年与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和魄力。

　　注释：

　　本文系作者范体仁生前根据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周鳌山、民国元年众议院议员李錡以及本人所掌握的材料综合而成。作者曾以《新民国杂志》记者身份出席旁听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者：范体仁，来源：《在中山先生身边的日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