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岸两度挂帅 孙中山曾在广州三建政权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孙中山大元帅府旧址。

原文标题：珠岸两度挂帅广州三建政权

“英雄作事无它，只坚忍一心，能成世界能成我；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满目，半哭苍生半哭公。”1925年，孙中山先生病逝，时人作挽联寄哀思。直至生命中最后的七年，孙中山依然为革命奔走，屡败屡战，坚忍一心。坐落在广州珠江南岸的大元帅府，其间两度成为孙中山晚年的革命大本营。

这两栋前身为水泥厂的黄色建筑虽只占弹丸之地，却是历史风云际会所在，见证了护法运动的挫败、民主革命的策源。组织北伐，改组国民党，确立国共合作，筹建黄埔军校、广东大学……这些载入史册的决定均在此地实施。

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之际，我们重访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他的丰富遗产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

专题撰文/广州日报记者方晴

专题摄影/广州日报记者廖雪明

1917年：一次护法任大元帅

广州市珠江南岸，矗立着两栋黄色的三层大楼和一座庄严的门楼，门楼上书“大元帅府”四个大字，临江而立，威风凛凛。这里便是依托大元帅府旧址建设的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三个月后被迫让位于袁世凯。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段祺瑞把持北京政府，但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召开国会。由孙中山一手打造的民主共和之路严重受阻。

《临时约法》是1912年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时所制定的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如听任《临时约法》废弃，“则数十年革命事业的成绩，固全被推翻，而将来国家根本之宪法，亦无从制定，国本动摇，大乱不已。”

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一部分北伐海军南下广州，在如今烈士陵园内的广东省议会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与北洋军阀对峙的护法军政府，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帷幕。1917年9月1日，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

建府“河南” 士敏土厂

穿过帅府门楼和一段麻石板铺就的路面，便进入到府内官邸的北楼和南楼。两座大楼均为三层券拱的外廊式建筑，朱门白拱，黄墙青檐，既有浓郁的欧式建筑风情，又融合了岭南骑楼的风格。在成为帅府前，这里曾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士敏土厂（士敏土是英文“水泥”的音译）。士敏土厂办公楼为何会被孙中山相中，两度成为大元帅府？

大元帅府纪念馆副馆长朱晓秋道出了来龙去脉：始建于1907年的官办广东士敏土厂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产物，是当时全国第二、南方最大的水泥厂，帅府现存南北楼两栋建筑就是士敏土厂的办公楼。

孙中山最终将府址选在士敏土厂办公楼，一是安全，河南（今海珠区）由支持孙中山的李福林所控制，珠江有服从孙中山的海军军舰停泊；二是便利，帅府距城区仅一江之隔，正门面对石涌口码头，孙中山出入皆以船代步。

军阀排挤护法失败

护法军政府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孙中山却面临重重困难：滇、桂军阀的专横跋扈、各为其谋，让孙中山陷入了孤军奋战的困境，矛盾激化时甚至酿成武装冲突，孙中山曾两次计划炮击督军署；另一方面，财政竭蹶，让孙中山苦心支撑的军政府内部也发生了动摇。

“有军才有权”，在滇、桂军阀的威逼下，孙中山逐渐认识到这一残酷现实。1917年12月初，经历3个多月的艰难交涉，他终于建立起一支约有8000人的军队，但因不能驻在广州，只能“护法援闽”，史称“援闽粤军”。

1918年4月10日，在桂系、滇系和政学系的操纵下，国会非常会议通过改组军政府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把军政府大元帅制改为总裁合议制，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使他无立足之地，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愤怒至极的孙中山于5月辞去海陆军大元帅离开广州。他在辞职通电中痛斥南北军阀：“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1922年：二次护法壮志未酬

1920年秋，援闽粤军陈炯明部下邓仲元、何贯中等将领平叛桂系军阀莫新荣，收复广州。1920年底，孙中山重回广州。1921年5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设总统府于广州观音山麓。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华民国政府进行了征讨桂系军阀、北伐等军事活动。但陈炯明不愿支持孙中山武力北伐、统一中国的主张，于1922年6月16日发动武装叛乱，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虽幸免于难，但在8月被迫再次离开广东。第二次护法运动又以失败告终。

在离粤赴沪的英国军舰上，孙中山回首数十年革命生涯，先是四处奔波大声疾呼的革命先行者，后意气风发就任临时大总统，再成为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共和捍卫者。而眼前，“天下为公”壮志未酬，军阀乱世民不聊生。他要捍卫共和的根基，要坚持民权的理念，不惜以一人之志与混世之污浊抗衡。

1923年：重建帅府国民革命

1922年8月，孙中山因陈炯明“六一六兵变”离粤，在反思失败的原因后他认为，革命必须有所“凭借”；而“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1923年2月，孙中山在驱逐陈炯明叛军后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就任大元帅，帅府大本营再次设于广东士敏土厂。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也是最重要的一次。

此时，距离孙中山在广州第一次发动武装起义已过去了28个年头。回顾数十年的革命生涯，孙中山的革命治国思想日臻成熟。他决定放弃“护法”的旗帜，而是成立自己的政权，训练自己的武装。

据朱晓秋介绍，虽然大本营实际控制区域不广，但在孙中山看来，大元帅府是一个国家政权。大元帅大本营既是军事行营，也是具有内政、外交职能的政权机关，在建立初期便下设了总参议、参谋长、秘书处、法制局、审计局、内政局、财政局、建设部、外交部等机构，“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实践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主张。

对内，以孙中山为首的大本营计划引进外资，发展实业，提倡开垦荒地。同时改革吏治、改造社会。在发展教育方面，孙中山从1924年1月27日起，即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便每个星期天在高等师范学校讲演“三民主义”，共达16次。同年5月，大本营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为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亲笔题书训词。对外，大本营于1923年下半年进行了收回粤海关“关余”的斗争，最终迫使列强作出让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罕见的强硬外交。

1924年：国共合作开拓新局

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让孙中山受到革命生涯中最沉重的打击。在反思中，他逐渐意识到国民党的局限，思想和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确立了联俄容共的政策。对国民党的改组酝酿于上海，真正实施则是在孙中山于广州重组大元帅府之后。

10月16日，孙中山召集出席国民党会议的代表共百余人，在大元帅府右侧的大草坪开会，并发表了《过去党务失败之原因》演讲。10月19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汪精卫、张继、戴季陶、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

1924年1月20日~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今文明路中国国民党一大旧址纪念馆）举行。大会所成立的宣言、党务、宣传、章程4个审查委员会，均有共产党员参加。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确立，大元帅大本营也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舞台上。

国民党一大后，国共建立了统一战线，还合作创办了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农讲所第一届学院毕业典礼上，孙中山表示“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以农民为基础。”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是孙中山总结一生经验之后的重要举措。第一次国共合作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国民革命的形式蓬勃发展。

20世纪20年代：父子矢志建设广州

孙中山早年曾多次游历香港和欧美各国，对城市近代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香港读书期间，“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故在考虑中国建设事业时，尤其注重城市发展问题。

1918年离粤居沪期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充分肯定了广州的地位，称它“不仅是中国南部之商业中心，亦为通中国最大之都市，迄于近世，广州实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亚洲之商业中心也。”随后更大胆地、有前瞻性地提出“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口”、“宜居花园式都市”等规划设想，同时设想“新建之广州市，应跨有黄埔与佛山”。

然而，20世纪初期，频繁的战事、动荡的政局，使建设广州、发展经济成为一种奢望。1917年至1925年期间，孙中山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虽然政局尚不稳定，但他建设广州的理想在其长子孙科的积极响应下，逐步得到实践，由此开启广州近代化的先河。

1918年10月，广州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行政机关——市政公所正式成立。1920年底，孙中山再次回粤建立革命政权，此时孙科感到市政公所规划不全，建议另建新制，组织一个现代化都市的市政系统，并连夜草拟了《广州市暂行条例》，确立了城乡分治、市长为一市之代表等原则。12月23日，《条例》正式颁布，开创了近代中国的市政制度先河。《条例》中首创的“公安”、“公用”两局名称，后来广被各市所沿用。

当时，广州因常年处于军阀争夺之中，满目疮痍，经费奇缺。就任市长的孙科筹措市政建设经费，开始筑路浚渠拓宽街道、整治环境建设公园，强化治安整顿风纪和新设学校。

在教育方面，孙科设置的“市民大学”不限学历年龄皆可报名入学，授课者均为名重一时的学者名士，此外还设立了专为聋哑人、盲人开设的学校。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中，广州是第一个由中国人主持规划市政建设并取得成就的大城市。孙氏父子对广州进行的设想、改革和建设，使它逐渐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成为当时的“模范城市”。

万件藏品帅府流芳

随着孙中山1924年离粤北上、1925年病逝，大元帅府也于1925年6月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至此，大元帅大本营正式退出了政治舞台。百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已变身成为连接海峡两岸、世界华人的纽带。据朱晓秋介绍，1998年建馆，2000年开放，馆藏文物从2009年的400多件积累到如今过万件，九成以上的文物来自于捐赠，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帅府名人后代捐赠的珍贵史料。

“出于种种原因，国民党早期人物的研究在两岸都不深入。而大元帅府，恰好见证了这些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最辉煌的时期，见证了从帅府到国府这段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收集这些文物，研究这段历史，展示那个时代，便是大元帅府纪念馆的当今意义。”朱晓秋说。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方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