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谈之六：孙中山先生论中国统一的方式

“向来主张和平统一”，必要时“势不能不藉武力”

　　面对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的复杂局面，孙中山先生突出表现为竭诚谋求和平统一，提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基于“天下为公”的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孙中山先生为换取“民国统一，永无僭乱”，竟委曲求全让位给袁世凯；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公开提出“南北分治”时，中山先生又接受袁的邀请上北京与袁“共商国是”（一月之内会晤13次），开启南北和谈；此后10多年，为推动讨论和平统一问题，中山先生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建议召开和平会议”、随时“准备同接受我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赞同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等等。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北京直系政府，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并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中山先生不顾个人安危，11月10日毅然决定抱病北上，并发表宣言，接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正式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此后4个月，中山先生遗嘱还谆谆告诫“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其弥留之际仍在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这样“尽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的艰难过程中，中山先生并非完全反对使用武力。他1912年首次北上议和时，专门向参议院提交了为应变议和失败而不得不作战的方案；1924年二次北上议和前，已创办黄埔军校以期培养能承担统一中国大任的军事人才；1913年、1915年，先后针对袁世凯制造“宋教仁血案”、筹备“洪宪帝制”，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1917年、1921年，更针对北洋政府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针对军阀割据造成国家四分五裂，两次发动“护法运动”；1921年还针对军阀弄权“非法解散国会”的北京政府，在广州推动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并作为非常大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

　　值得指出，中山先生关于实现国家统一“和”与“战”的思想，是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而“与时俱进”的。为推翻使中国“国不成国”的清朝封建帝制，中山先生主张武装革命“恢复中华”，并直接、间接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待草创共和、建立民国后，为解决南北对峙的问题，又力倡以和平而非以武力实现统一。其所以如此，一是担心统一“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于专制”，二是认为“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但是，事实正如其自己所言，“文喜共和告成，战争可息，慨然辞总统职，以政权让袁世凯，而自尽力于铁路事业。不谓知人不明，民国遂此多事，帝制议起，舆论哗然；虽洪宪旋覆，而余孽尚存。军阀专擅，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为何会这样？中山先生自我反省：“这个病根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譬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督军团造反同割据的联省自治，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国便不能统一。”于是，中山先生又曾想以广东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先“统一西南”，再“统一中国”。经陈炯明叛变而撤退上海，1923年驱逐陈炯明再于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中山先生深感军力的作用。其间得到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中山先生认识到“俄国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之故也。”由此，中山先生终于明确提出，要组建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积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58岁生日的第二天启程北上议和时，专门视察其手创的黄埔军校，表示其所倡三民主义，能望实行的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次日又表示，为实现“本党主义”，一方面“我们北上，在政治思想做功夫”，一方面“北伐当然积极进行，长驱直捣鄂苏”。

　　综上所述，为“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中山先生既为采取和平的方式“竭志尽诚”——包括1912年“以政权让袁世凯”谋“共和造成”、1924年“以放弃（南方）地盘”（北上）谋“开国民会议”，以及在这两者之间还曾主张过的“以笔阐发共和真理，冀达民治之统一”“用文治去感化各省”来“统一中国”“期以四派（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诸省）相周旋”来“图统一之效果”“以裁兵为第一步”得“真正之和平统一”等；又能在必要时断然诉诸武力——包括先后发动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和1921年两次“护法运动”，1922年北伐开始；还能致力文、武结合——提出“以舆论做后援，以武力做基础”“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如此种种，实际上已一定程度体现了在统一方式上和、战两手的有机结合。虽因历史局限效果不彰，但屡败仍屡战、愈挫而愈奋，志存高远，令人感佩。（华庆）

“向来主张和平统一”，必要时“势不能不藉武力”

　　面对辛亥革命后南北对峙的复杂局面，孙中山先生突出表现为竭诚谋求和平统一，提出“谋国之道，苟非变出非常，万不得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基于“天下为公”的宗旨，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不久，孙中山先生为换取“民国统一，永无僭乱”，竟委曲求全让位给袁世凯；当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尖锐对立，帝国主义公开提出“南北分治”时，中山先生又接受袁的邀请上北京与袁“共商国是”（一月之内会晤13次），开启南北和谈；此后10多年，为推动讨论和平统一问题，中山先生在各种场合多次表示“建议召开和平会议”、随时“准备同接受我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赞同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等等。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等人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北京直系政府，发出“和平解决国是”通电，并请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计”。中山先生不顾个人安危，11月10日毅然决定抱病北上，并发表宣言，接受当时中国共产党“以国民会议解决国是”的主张，正式提出“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此后4个月，中山先生遗嘱还谆谆告诫“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其弥留之际仍在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

　　在这样“尽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统一之进行”的艰难过程中，中山先生并非完全反对使用武力。他1912年首次北上议和时，专门向参议院提交了为应变议和失败而不得不作战的方案；1924年二次北上议和前，已创办黄埔军校以期培养能承担统一中国大任的军事人才；1913年、1915年，先后针对袁世凯制造“宋教仁血案”、筹备“洪宪帝制”，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1917年、1921年，更针对北洋政府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针对军阀割据造成国家四分五裂，两次发动“护法运动”；1921年还针对军阀弄权“非法解散国会”的北京政府，在广州推动成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并作为非常大总统、以大元帅名义下令北伐。

　　值得指出，中山先生关于实现国家统一“和”与“战”的思想，是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而“与时俱进”的。为推翻使中国“国不成国”的清朝封建帝制，中山先生主张武装革命“恢复中华”，并直接、间接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待草创共和、建立民国后，为解决南北对峙的问题，又力倡以和平而非以武力实现统一。其所以如此，一是担心统一“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于专制”，二是认为“唯以民治为统一方法”，“武力不过辅助民治之不及”。但是，事实正如其自己所言，“文喜共和告成，战争可息，慨然辞总统职，以政权让袁世凯，而自尽力于铁路事业。不谓知人不明，民国遂此多事，帝制议起，舆论哗然；虽洪宪旋覆，而余孽尚存。军阀专擅，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为何会这样？中山先生自我反省：“这个病根在于调和。调和的意思，本来是大公无私，求和平统一的。无奈一般腐败的官僚和军阀，发起反对共和。譬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督军团造反同割据的联省自治，把一个国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国便不能统一。”于是，中山先生又曾想以广东的军事力量为基础，先“统一西南”，再“统一中国”。经陈炯明叛变而撤退上海，1923年驱逐陈炯明再于广州重建大元帅府，中山先生深感军力的作用。其间得到中共和苏俄的帮助，中山先生认识到“俄国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之故也。”由此，中山先生终于明确提出，要组建革命党自己的军队，“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积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58岁生日的第二天启程北上议和时，专门视察其手创的黄埔军校，表示其所倡三民主义，能望实行的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次日又表示，为实现“本党主义”，一方面“我们北上，在政治思想做功夫”，一方面“北伐当然积极进行，长驱直捣鄂苏”。

　　综上所述，为“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中山先生既为采取和平的方式“竭志尽诚”——包括1912年“以政权让袁世凯”谋“共和造成”、1924年“以放弃（南方）地盘”（北上）谋“开国民会议”，以及在这两者之间还曾主张过的“以笔阐发共和真理，冀达民治之统一”“用文治去感化各省”来“统一中国”“期以四派（直系、奉系、皖系、西南护法诸省）相周旋”来“图统一之效果”“以裁兵为第一步”得“真正之和平统一”等；又能在必要时断然诉诸武力——包括先后发动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护国运动”、1917年和1921年两次“护法运动”，1922年北伐开始；还能致力文、武结合——提出“以舆论做后援，以武力做基础”“以广东为模范，统一西南，以西南为模范统一中国”。如此种种，实际上已一定程度体现了在统一方式上和、战两手的有机结合。虽因历史局限效果不彰，但屡败仍屡战、愈挫而愈奋，志存高远，令人感佩。（华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