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见证蒙汉情深

元代墓碑正面拓片

绘图/王伟宾

马秃塔儿墓冢

     □本报记者赵慎珠张建新

     平顶山市湛河区东南部的沙河之滨，有一座绿意盎然的圆形小山丘，名叫荆山。在荆山南坡，绿树丛中，有一个与山同名的村落——荆山村。

     那里的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周边村庄的人们没什么两样。如果不是荆山顶部那座元代贵族墓冢，谁都无法将眼前淳朴的村民，同蒙古族联系在一起。

     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却生活在中原腹地，早已适应了中原的劳作方式和生活习俗；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蒙古族，却并不懂得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他们念念不忘的故乡有两个，一个在河南中南部的平原地带，一个在广袤的蒙古草原。

    700年岁月匆匆，他们在河南生根繁衍，和当地百姓通婚交融，血脉相连。

    ◎独特习俗

    7月4日，荆山村。已近小暑，烈日炎炎，蝉鸣不绝，村子街巷少有行人。

    68岁的村党支部书记、蒙古族人马德强，正在家里以民族习俗招待远方来的客人。

    宴席上，马德强把满杯酒双手敬到客人面前，然后将戴着一枚银戒指的右手无名指，浸入酒杯，蘸酒后，弹地、弹天、弹向客人，再把无名指点在自己和被敬者的额头上，双手合掌，表达祝福。客人也重复一次相同的动作，将酒一饮而尽。

    这个风俗的形成有多种说法。其中之一，相传源于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一段经历。蒙古乞颜部首领也速该在一次归途中，参加塔塔尔人的宴会，被人趁机在酒中下了毒。也速该中毒临死前，嘱咐儿子成吉思汗不忘报仇，也交待儿子不能没有防人之心。

    成吉思汗完成了父亲的嘱托，也让后代养成了独特的饮酒习惯，他们戴上一枚银戒指，是为了验毒，提醒自己时刻处于戒备状态。

    时刻处于戒备状态的习俗，还有蒙古族的“秘葬”。《蒙古秘史》一书记载，蒙古族葬礼简单，刳木为棺，墓地保密，埋入地下，不起坟冢，不设标记。

    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在《草木子》一书中记录，元朝皇帝下葬时，通常会掘出一道深沟埋葬死者，然后驱使千万马匹，踏平原地，杀骆驼以血祭奠，再派千名骑兵守护，等到第二年春草繁盛，葬地和周边的草地融为一体时，才撤帐离开。

    公元1245年出使蒙古的意大利罗马教廷使节普兰诺·加宾尼，在他的《出使蒙古记》一书中，也有过相似的描述：“他们秘密地到空旷地方去，在那里他们把草和地上的一切东西移开，挖一个大坑，在这个坑的边缘，他们挖一个地下墓穴。放入死者后，他们把墓穴前面的大坑填平，把草仍然覆盖在上面，恢复原来的样子。”

    蒙古族秘葬后，地面了无痕迹，连成吉思汗究竟下葬在何处，也成了历史之谜。虽然有无数人去苦苦探寻，还是无功而返。元代15位皇帝陵墓和贵族墓址的具体地点，同样鲜为人知。

    正因为如此，留存在荆山之上的那座元代贵族马秃塔儿墓，成为全国较为少见、中原地区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蒙古族墓葬之一。

    ◎迁徙中原

    或许，那是一个冬日的黄昏，古道之上，胡琴幽幽，10多辆马车缓缓而行，荡起一路风尘。

    车队的主人，是年过五旬的马秃塔儿。按照13世纪波斯历史学家志费尼在《世界征服史》一书中的考证，马秃塔儿是成吉思汗的五世孙，在忽必烈问鼎中原建立帝国时，立下过赫赫战功。他深受倚重，被任命为蒙古侍卫亲军千户，正三品昭勇大将军，守卫大都（今北京）。

    元成宗执政后，马秃塔儿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厌倦了宫廷争斗，无心为官，便上书辞官，获准后解甲归田。那时，他的眷属都在范阳（今河北定兴县），离京城太近，容易受到反元起义的威胁。他的两个弟弟西汗杰儿、宣帖木儿相继在南阳任职，都居住在昆阳（今叶县），他想和他们团聚，就带着20多口家眷，举家南迁，定居在昆阳北的荆山脚下。

    与其他执政中原的蒙古贵族不同，马秃塔儿十分重视与当地汉族居民保持良好的关系，坚决反对蒙古族人欺负汉人。

    周作人在《谈龙集·序言》一文中，引用《越谚》卷上的一首元初歌谣，反映蒙古贵族强行占有汉人初夜权的野蛮之事。马秃塔儿规定，汉族人新婚，由汉族人闹房三日，夜不熄灯，禁止蒙古族人的侵扰。

    清康熙《叶县志·山川》记载，大元至元丁亥年（公元1287年），叶境大旱，禾苗干枯，百姓焦急。马秃塔儿带着随从，徒步到荆山以南的河山上，祈雨建庙，旱情很快缓解。此后每逢干旱，他都前往祈祷，据称多次应验，一时传为美谈。清同治《叶县志·山川》也记载山上的白龙井与白龙庙的故事，“白龙井，遇旱祷雨，常得甘霖，井侧有庙，元范阳侯秃塔儿所建也。”

    元大德（公元1297年—1307年）末年，马秃塔儿病逝在荆山的家中。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他被追封为“范阳郡侯”，朝廷按照汉人习俗，派五品官员督建墓石、神道碑、翁仲（石人）、华表等，赐进士杨德民书写碑文。

    记者出荆山村北，步行数十米，就到达了荆山山顶。只见高岗之上，墓冢累累，参差错落，荒草萋萋，拇指一般粗的荆条盘根错节，墓群里布满元、明、清三代的墓碑和石刻。其中最大的一座墓冢中，长眠着马秃塔儿，墓向为西北—东南，冢呈圆形，穹隆顶。墓前的三通碑，分别是元至正年间、清乾隆年间和上世纪80年代所立。

    元代墓碑正面，四列竖排大字：“大元，故宣武将军，右翊蒙古侍卫亲军千户，可赠昭勇大将军，佥书枢密院事，上轻车都尉，追封范阳郡侯，秃塔儿。”墓碑背面文：“正南至正顶坟茔四百四十步，松柏千百株有余。”

     墓前两根华表石柱，是清乾隆年间复制的，每柱顶有一尊石狮，刻有对联：“凤落金梧，五里荆山埋玉树；鹤归瑶岛，千年华表集仙灵。”

     马秃塔儿在此，他的后辈族人先后来“陪伴”，逐渐形成一个40余亩的家族墓群。

    广西师范大学杨匡和博士考证说，马秃塔儿的墓地距离故居大约是440步，碑文透露出的主要信息，是一系列元代职官名称、碑主、碑文书写者、督修官、立碑时间和一些历史事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民族来源角度、民俗学角度、人物传记角度，对荆山村的马氏蒙古族展开研究，他们所征引的、最重要的碑刻历史文献，就是马秃塔儿墓地的几通碑文。

    ◎蒙汉交融

    记者在荆山村走访，偶尔能看到高颧骨、浓眉阔脸、带有蒙古族人相貌特征的村民，一些人家里，悬挂着成吉思汗画像。问他们是否知道自己的民族特征，村民笑了，多少有些茫然。

    一本厚厚的《马氏家乘》，记载了马秃塔儿之后，马氏家族人丁繁衍的故事。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给这本书有过评价：“是蒙古族落居中原、繁衍生息的宝贵资料。”

    作为整理人之一，马德强翻看家谱，细说从前。

    元朝末年，烽烟四起，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手下大将徐达攻克通州城，攻占元大都，元代随之覆灭。

    中原大地的汉族人一片沸腾，蒙古族的马秃塔儿五六世孙，深感大难临头，他们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掩碑逃离，躲过险关。

    马秃塔儿的子孙，以先祖所在的蒙古部落“哈麻（音）赤”部落中的“麻”（音）为姓，给自己改姓为“马”。

    终究是故土难离。明成祖朱棣时期，民族矛盾日渐缓和，原来四处隐匿的马秃塔儿七世孙，开始公开身份，回迁荆山村，为祖先修坟立碑，与汉族通婚，重建家园。

    汉族人教他们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修房盖屋；他们教汉人骑马、摔跤、射箭。马氏后裔习武修文，礼教传家，培养出几位当地有名的大儒。在马秃塔儿的墓地，有两通清代石碑，镌刻着清乾隆皇帝诰封马氏后人马盛麟、马周的圣旨。

    《叶县志》记载，清代沙河多次改道，荆山村隔壁的胡庄村，因为地势较低，数次被淹，村民在马氏族人的帮助下，到荆山上躲避洪水，洪水过后，马氏族人捐出粮食衣物，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平顶山湛河区委宣传部长张德民介绍，新中国成立后，荆山村与附近的胡庄村、卫寨村合为一个荆山行政村。官方统计表明，荆山村蒙古族人口，从上世纪50年代的400多人，增加到现在的1300多人。

     1995年，著名蒙古族演员斯琴高娃来平顶山参加全国第二届曲艺节。其间，她来到马秃塔儿墓前祭拜，她一点点擦拭墓冢穹顶的尘埃，潸然泪下。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任崇岳在《中原移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到，元代政令统一，尤其是四通八达的驿站，把山水迢迢、素无来往的各族百姓联系到了一起，那时迁入中原的蒙古、畏兀儿、回回等少数民族，至少在30万人左右。他们通过更改姓氏、通婚的方式，与汉民族融合，并逐渐改变生活习惯，认同儒家文化，最终形成了中原地区民族融合的繁盛局面。

     时光悠悠，世事变迁。生活在中原腹地荆山村的蒙古族同胞，在中原文化的滋养下，早已与当地人融为一体，成为民族大团结的一个缩影。1987年，荆山村被河南省人民政府评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今天的荆山村，家家院落干净整洁，房前屋后树影婆娑，逐水草而居的马背生活，早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他们耕读传家，春种秋收，看炊烟袅袅，听鸡鸣犬吠，一粥一饭，祥和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