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宝，人参为首，实不为过。这种“人形”的草本植物，至少在六十年代以前，还带着几分神秘色彩。关东老参客们的传奇总能引人遐想，关内民间对其认识甚至涉染迷信，诸如主贵之人方可野外见参；见参之人须大喊“棒槌”，人参才不会“遁形”云云。然而短短几十年功夫，这种尤物便撩起神秘面纱，走进了平民百姓的汤煲里，个中缘由从辽宁新宾的人参采植史中可见一斑。
自沈阳东行一小时，即是中国的“煤都”抚顺市；抚顺又东，一小时车程之后，地势渐高，路两边山岭连绵，油松、落叶松密不透风，车行其间，犹如遨游林海之中。密林的缝隙间，不时闪露出一些草木搭就的棚架，撩开那些遮掩的草帘、地膜，里面长着绿叶的，一行行全是人参。 林海深处即新宾、清源等满族自治县，又东，乃吉林通化县。这里山高林密，气候凉爽，极宜人参生长。据《奉天通志》载，“女真地绕山林，土产人参”，“参以……岗岭所产，称最上品”。所谓岗岭，即今新宾至通化钢山一带。但是，自古以降至建国初，人参下山上市数量极有限。
史载，早在明万历年间，努尔哈赤在新宾建立后金政权之前，女真人即常入深山老林挖参，但其时“限禁甚严，采者例以官参为名”；清代，朝廷恐伤其“龙兴之地，山禁甚严，人参采集数量甚微”。史载，光绪年间，境内每岁出参仅七八公斤；民国及东北沦陷时，因战乱祸患，进山采参者极少；而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山林面积逐年减少，“放山”采参者亦寥若晨星。 山参虽绝，然而新中国的成立却使园参得以复兴。先是，道光、咸丰年间，“改征参税”，民间渐有“移山参营”之举，相传新宾夹河北村光绪时即有“棒槌营”之称，而后因战乱频仍，渐趋衰微。新中国成立后，当地政府即下大力气将此园参园艺发扬光大，并在传统的“志式栽参法”的基础上，试验出“双八条”新技术，园参种植面积因而飞速发展。到一九八五年，新宾园参面积已是一九六五年的三千三百多倍，终使人参“下凡”，走进千家万户。
根据加工方式，人参有不同的称谓。不过，据说人参之加工由清太祖首创。据《满族实录》载，建州女真“卖参与明国，以水浸润，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欲熏熟晒干，诸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熏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这种加工方法，民间流传甚广，今虽引入诸多现代工艺，但多不离熏晒之法。
目前，和多数地区一样，新宾所产人参主要为生晒参、大力参和红参。生晒参以须芦齐全、浆不足或支头较小之鲜参为料，生晒致干而成，多销往浙江、上海等地；大力参也叫“洋参”，以四至六年参龄、体长须短、芦小浆足、皮白无疤之鲜参为料，去参须成棍形煮晒而成，成品挺直、坚实、淡黄色；而红参的主要品种为“边条红参”，均用蒸煮晾晒之法炮制，其体质充实、白胖光滑、须芦齐全、芽包肥大、无疤纹少，是出口外销的主要品种。此外，加工红参的副产品以及以人参为原料的高级补品，诸如人参浆、精、膏、酒等也多销往港澳、东南亚及北美、欧洲列国。
中新社记者 王湛国
辽宁省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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