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家族文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一、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如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他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到乔致庸时代，乔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其家规主要是：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续弦。第五代映字辈，乔映霞先后续弦杨、刘氏，与刘氏离婚后，一直未娶。乔映霄娶妻马氏，夫妻感情笃深，后马氏被匪徒绑票，营救不及，惨遭毒手，终生未娶。乔映奎妻子只生有女天男，当时社会是男权至上，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法，按乔映奎的身份，讨个姨太太接续香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慑于家规，映奎未敢如此，只能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乔在中堂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均热情相帮。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有的佣人还代主人受刑蹲监。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天旱无雨，由于邻村张庄与乔家堡共用一个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后次序发生矛盾，引发了两村人大规模的械斗。乔映霞时正年轻好胜，提了一支毛瑟枪出来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摆摆威风吓唬一下张庄人，不想枪法不精，当场竟使一人重伤毙命。县官闻报，认为是巴结乔氏之机会，径奔乔府谒见。县官此举惹恼了张庄村民，认为县官偏袒，纠合群众，直奔乔府，县官自知理缺，怕激起民变，赶快乘轿而走，群众投石块砸县官之轿，县官仓皇回衙，无法向乔家讨好，只好照章办事，拘传凶手。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事，正当乔氏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时，有一仆挺身而出，说：“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难岂能坐视，打架时吾也在场，就说人是俺打死，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偿，也算跟主人一场”。乔映霞一听，有人愿代主受刑，急忙率晚辈下跪，说道：“平日没看错你，真是好样儿的。你既有此心，就有劳你了。衙门上下我们花钱打点，保你受不了苦，尽量买个监候就好办了。设若不行，身后事自要妥贴安排，请你放心。”就这样，此仆果然代主服刑，乔氏对其家百般照顾，盖了一宅院，买了几十亩地。过了几年，恰遇光绪帝、慈禧后驾崩，大赦天下，竟由死刑减等，最后被保释出狱。乔家子弟对于家规基本能够执行，但在后期也有个别例外未能执行的。例如在不准吸毒上，就有个别子弟未能做到。映字辈乔映南，生性聪颖，文学修养较深，可惜娶妻太谷曹氏是个大烟鬼，耳濡目染，致映南也染上了吸毒。曹氏去世后，续弦太谷张氏，也是个烟鬼，致映南子女也染上了吸毒恶习，六位女儿中四个吸毒，独子仅活19岁。乔家析产后，映南因吸毒破落潦倒，变卖家产，终至不支，于1939年去世。不过，总的来说，乔氏子弟均能恪守祖训，因而其后裔有成就者多。据了解，映字辈以下的人字辈20人中，有大学生12名，其中双博士一人、硕士三人，有两人留美，其余亦是中学毕业。他们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从居住地看，他们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数在辽宁、海口等地。
二、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后，仍然弃官经商。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三、为家族买官留爵提高社会地位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四、婚姻多不幸
清人纪昀说：“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各晋商商号也规定：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在山西有许多有关年轻商人外出与妻子分别的民谣：
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
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
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
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又如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民谣云：
悔不该嫁给买卖郎，
丢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还是庄稼汉，
一年四季常作伴。
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清人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多例关于晋商常年外出引发的男女之事。如晋籍李甲，婚后外出经商，又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家中不得李甲踪迹，遂传为死。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其舅又携家外出经商，商舶南北，岁无定居，李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妻死。靳乙谋为甲娶妇。会妇舅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以后尚可归里。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众为媒合，遂成其事。结婚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霄分私语，乃始了然。甲怒其末得实据而遽嫁，具诟且殴。合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汝之再娶，妇亡之实据乎？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又有张一科，携其妻就食塞外，佣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一科妻厌薄之，辞谇使去。一科曰：“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坚不可。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妻亦反詈言：“彼非爱我，眠我色也。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资于我。此而不遣，留之何为？”一科益愤，竟抽刀杀妻，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又有一人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忽有西商招至肆，赠50金。怪其太厚，固诘其由。西商密语云：“我与尔妇最相眠，尔不知也。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故里。”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
在方志中还记载了许多晋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经商，苦守一生的悲惨事例。如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殁，薛闻讣恸，不欲生。弟媳劝慰说：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清代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一岁，遂日机杼为生。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榇来归，朝夕啼哭。孤子三岁而殁，取侄为子，亦殁。苦节终生如一日。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昙尝植愧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或问其故：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后抚孤成立，寿八十五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榇既归，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临汾县孙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氏年二十三岁，子仪二岁，家贫无依，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终。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七十六岁。翼城崔氏，张宝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闻讣一痛几绝，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觅地自缢。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40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氏誓不改适，苦节40年。翼城马氏，牛应龙妻，应龙商殁于秦，氏誓不再适。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四岁，氏扰之。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氏年十九，比夫柩归里，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氏年二十二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二十九年卒。
晋商在选择妻子的标准上，以贤德为首，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外出经商。如祁县富商乔氏始祖乔贵发，当年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年已30多岁。他如果在包头结婚很容易，包头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选。但是他想：如果在包头结婚后祖宗坟头无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为好。其次，他考虑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个本分、贤慧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乔贵发发迹后，恰巧有一个带一小男孩的年轻程寡妇借住在他的旧居，原来此女年轻时曾与乔贵发有些恋情，借住乔氏旧居后便常去乔氏祖坟代为祭祀，算是对借住房的还报之意。乔贵发见到此女，心想若娶个千金小姐，不仅需雇人侍候，还担心赚回钱来被她挥霍掉。如果娶了这个小寡妇，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于是便决定与程氏结婚，结果富商娶了个小寡妇。可见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讲实际与精明之处。
当然，一般来说晋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虑要门当户对。如祁县乔氏在成为富商大族后，其子弟多与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景字辈乔景僖妻曹氏为富商女，景俨委赵氏为太谷同知赵某女。映字辈乔映霄妻马氏为富商女，乔映奎妻为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乔映辉续弦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璜妻马氏为富商马某女，乔映寰妻常氏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庚妻阎氏为大德通票号经理阎维藩女，乔映南妻曹氏为太谷富商曹氏女。乔氏之女也多嫁富商。如乔是仪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俨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书法家赵铁山等。
但是，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并不因为有了钱就美满。如祁县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不久杨氏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主。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髁骨断裂，终成跛脚。民国10年2月28日《民国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氏的婚姻内情：乔刘二人是1917年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之间的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并未嫁林，而是嫁给了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财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五、民宅建筑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摘自《晋商经营文化》，张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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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茶文化
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人衷千说：“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其方法是：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这种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操作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不过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形状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齐、节省原料的效果。不过仍属于手工作业范畴。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据海外资料称：“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洋人利用机器生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威胁。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商业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国。恰克图从雍正年间辟为国际商埠后，到道光时已有茶庄一百家左右，皆为晋商经营，其中著名的晋商商号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乾隆以来中俄茶叶贸易日盛。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达279900俄磅，合 250多万斤，道光以后，贸易数额又大增。从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销往俄国的茶叶平均为8071880俄磅，合700多万斤，几乎全是晋商经销。威丰初年中俄茶叶贸易额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每年销给俄国的茶叶达15万箱，有 900多万斤。这时，晋商对俄贸易尚保持着很大优势，具有贸易的主动权。可惜好景不常，由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天津通商权、低税率与内地采购土货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权，使俄商运茶成本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权被夺，生机顿减。尽管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衰退的过程中，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也取得过较好效果，但终究因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到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单方面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使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终。
尽管晋商的茶叶贸易，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但他们对于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与加工制造红茶，供应华北、西北人民饮用，并使红茶饮誉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俄人记述道：中国红茶的贸易，使“涅而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条（以红茶为原料）。（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不喝茶就不去上工。午饭后必须有茶。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而且“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对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晋商与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喝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外销，使俄国与西亚、东欧国家人民之嗜茶风气与日俱增，“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与东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或饮食结构，使东方文化进一步‘西渐’”（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运销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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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会馆文化
一、晋商会馆的产生与发展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有人说：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入清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名商埠集镇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有所发展。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药材、曲酒等各种物资汇集此镇贸易、储存、转运，形成一个物资贸易中心。当时仅从事南北货物过往成交的过载行就有48家，故有“拉不完的赊旗店，填不满的北舞渡（位于赊旗镇东北的一个水运码头）”之说，赊旗店迅速发展为“北走汴路，南船北马，总集百货”的繁华巨镇。而在赊旗店最活跃、最有势力的商人就是山西商人。他们最早来到赊旗店从事茶叶、绸缎、刺绣、木材、食盐、布匹等商品的南北转运，其中茶叶为晋商经营的最大宗商品。请人衷干《茶市杂咏》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此处“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就是指由江西河口（今铅山县）运至河南赊旗店，再由此北运关外。山西茶商采买福建武夷山或湖南、湖北等地茶叶后，由水陆两路运抵汉口，由汉水至襄阳，转唐河北上达赊旗店，再改陆路，由马匹驮运北上过平顶山、洛阳，渡黄河，入山西，经晋城、长治、祁县，到太原、大同，再经张家口或归化（呼和浩特），用骆驼，穿越戈壁沙漠，运至库伦（乌兰巴托）、恰克图与俄蒙商进行贸易。赊旗店正是这条“茶叶商路”上的一个重要中转站。于是，山西商人为了适应贸易的需要，首先在赊旗店创建了晋商会馆。由上可见，晋商会馆在各城镇商埠的建立，是经商活动的需要。
随着经商活动的扩展，会馆的建立又有所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晋商除在京师设立了许多会馆外，又先后在天津、山东聊城、馆陶恩县、东阿、济南、上海、江苏扬州、江苏南京、江苏苏州、江苏盛泽大馆圩、江苏盛泽西杨圩、江苏镇江、湖北汉口、湖北锺祥、湖北当阳、湖北郧西、湖北随州、湖北江陵、湖北公安、湖北沙市、浙江杭州、河南浙川、河南舜阳、河南洛阳、河南开封、河南赊旗、广东佛山、广东广州、湖南长沙、湖南湘潭、广西南宁、青海西宁、新疆巴里坤、安徽芜湖、安徽涡阳、吉林、沈阳、重庆、四川成都、四川灌县、福建福州、内蒙多伦诺尔等地设有会馆，清代晋商会馆几乎遍布全国各行省、商埠。
晋商会馆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大量建立新会馆上，而且更表现在会馆宏伟的建筑规模上。如开封的山陕会馆，由清乾隆年间山西旅汴客商集资兴建。道光时，陕商加入，易名山陕会馆。1933年甘肃商加入，又易名山陕甘会馆。该会馆建筑巍峨壮丽，布局严谨、装饰华丽，尤以砖雕、石雕、木雕精美绝伦，堪称“三绝”。会馆前有雕砖砌成的照壁，上嵌“二龙戏珠”、“八仙过海”及人物、山水、花卉、鸟兽等大大小小透空砖雕图画，尤其一对小巧玲班的算盘和帐簿，显露出会馆浓郁的商业气氛。照壁两边有掖门，在右为钟鼓楼。顺甬道北向有牌楼，飞檐相错，斗拱互交。牌楼后有正殿、配殿，均用琉璃瓦覆盖，翠碧辉煌。殿楼内外浮雕、透雕。造型生动优美，堪称清代雕刻艺术精品。馆内关帝庙有关羽的雕刻比比皆是，如钟楼上有“关公斩蔡阳”的木雕，牌楼有“关羽封金”、“脱离曹营”、“过五关斩六将”等雕刻。牌楼下部抱鼓石有“狄仁杰登山望母”、“薛仁贵汾河湾夫妻相会”等雕刻。山西商人把乡土题材融于建筑艺术之中，使人触景生情，亲切异常。洛阳的山陕会馆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前后，道光时曾修缮。殿宇房间计有“中正殿五间、关圣帝君拜殿五间、殿前牌坊一座，对面舞楼五间、照壁一座、东西门楼四间、配殿东西各三楹，官厅各三间，香火僧住屋四院、山门三间，修廊二十间”。整个建筑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其建筑形式是以中轴线为基准，左右对称，布局严谨，层次分明。殿堂采取台阶式上升的整体建筑结构，为我国传统的宫殿式建筑，集建筑、雕刻、绘画、陶瓷工艺为一体。正殿为九脊单檐，采取半拱挑脊、檐牙高啄，钩心斗角、雕梁画栋、鸟荦翼飞，镇脊兽有飞龙、麒麟、虎、狮、怪兽、马、牛、羊、鸡、狗，造型逼真，栩栩如生。殿顶四角，塑有韩信、庞涓、子都、罗成四将，传说以其四将虎威，驱赶妖魔鬼怪。这些人兽花卉造型，全为浮雕石刻，铺以绿釉筒瓦，涂以彩色绿釉，屋顶罩泥达尺余。最令人惊叹的是檐下木雕，亭台楼阁，禽兽花卉，龙凤呈祥，麒麟送子等，上百件木雕，各有特色，精细之极。琉璃照壁为会馆中一绝，洛阳人称其为九龙壁，实为一座多彩釉陶和雕砖相结合垒砌而成的群体造型。照壁主体高七米，宽13.2米，基座高五米，其中心为二龙戏珠，八仙卫护，整个照壁自上至下各种形态的龙23条。基座上精美砖雕13幅，有人物、花卉、禽兽。在会馆正中院内，屹亡着一对雄伟的石狮，狮身高2．2米，基座1．2米，雄狮掌下玩一绣球，雌狮掌了抚一幼狮，二狮对视，引人入胜，基座四周，亦刻有各种动物，更供托出狮是国兽之王，一呼百应，一行百从之威武神态。洛阳的潞泽会馆，为清乾隆九年（1744）山西潞安府（今长治）和泽州府（今晋城）商人捐资而建。其馆舍重楼飞檐，气势宏伟。院内两对石狮，姿态威武，栩栩如生。南阳地区赊旗镇的山陕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会馆占地5467平方米。会馆在兴建过程中，“运巨材于楚北，访名匠于天下”，烧制琉璃瓦的瓷土，用骡马从山西驮来。整个建筑分前中后三个院落，位于中轴线上的建筑有照壁、悬鉴楼、石碑坊、大拜殿；两侧有铁旗杆、石狮、辕门、马厩、钟楼鼓楼、厢房、药王殿、马王殿、配殿、道坊院等。最先看到的是最南端的琉璃照壁，门仿照北京九龙壁建造，高20米、宽13米，照壁全部用彩釉陶瓷砌成，远看色彩炫目，金翠垂辉，近看金花吐佩，玉凤衔接，二龙戏珠，鱼跳龙门。上有金阙银鸾，下有琼花玉萼。正中横书“义冠古今”，光彩夺目。两侧对联“经壁辉煌媲美富，羹墙瞻仰对英灵”；“浩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与琉璃照壁浑然一体的会馆前院，竖有铁木旗杆各一，木旗杆毁于战火，石座尚存；铁杆旗凌空而起，高达25米，五万余斤，上置铁铸仙鹤欲展翅高翔，下有巨龙盘绕，栩栩如生，两侧东西辕门，底层为出入会馆通道，上层有城垛建筑，可攻可守，带有城堡特色。从琉璃照壁北行，就是气势磅磅的悬鉴楼，也称戏楼，高30米，东西宽18米，分上中下三层，檐飞对拱，层层叠叠，环楼上下都有石雕木刻，雕工精细，生动逼真。在雄伟中见玲珑剔透，给人以巧夺天工的感受。楼后面北是戏台，由三根大方石柱把巨大的三层戏楼凌空擎起。与悬鉴楼左右陪衬的建筑物是钟鼓二楼。钟楼在东侧悬大钟一鼎，钟高五尺，重二千余斤，鸣时十里有声，人称“聚将钟”，亦称金钟报晓。鼓楼在西侧，悬大鼓一面，相传大鼓一击，山摇地动，人称“助威鼓”，惜原鼓已失。钟鼓两楼皆是两层起架，八角腾空，各用16根木柱支撑，顶盖琉璃，闪闪发光。登高远眺，令人赏心悦目，留连忘返。沿悬鉴楼北行，跨过在殿前三米高月台上的三座石牌坊，便是大拜殿，此为全馆主体建筑，由大殿和拜殿两部分组成。殿高34米，东西宽23米，南北长40米，庄严华丽，富丽堂皇。殿内雕梁画栋，彩霞灿烂，30多块匾额金光闪闪，熠熠生辉，名人书法刻于壁间，争相媲美。堂殿檐下大型彩色木雕，展示了《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历史故事和传说的图案，人物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殿门左右置有《十八学士朝瀛洲》，《渔樵耕读》两座巨型石雕，刻画得花果繁茂，亭台流水，学仕赶渡，渔樵忙碌，形态生动，神情逼真。大拜殿两侧各有一座配殿，东侧名药王殿，奉祀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西侧为马王殿，反映了商人对交通运输的重视。大拜殿后为春秋楼，楼高36米，南北长39米，东西宽28米，巍然挺立，威武壮观，惜楼被战火焚毁。苏州的全晋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进入前厅两侧各有一座专为迎客奏乐而建的亭阁式吹鼓楼，楼内各塑六尊吹鼓手，各持乐器，似有阵阵鼓乐从楼中飘出回荡。明式戏台是会馆建筑精华所在，戏台高出地面二米许，三面临空，飞檐高翘，戏台顶部采用半球形内旋式穹窿顶，在米红色的底壁上有 324只黑色蝙蝠和 306颗金黄式云头，由下向上斜行成列，相依相绕18圈最终汇集到顶部的紫铜镜上，其建筑不仅十分精美，并运用声学原理起到了聚音作用。多伦诺尔位于内蒙古高原南端，今属锡林浩特市管辖，是内蒙和内蒙和河北、山西的交通要冲，也是旅蒙晋商活动较早的地方。这儿不仅是牧畜及野兽皮毛集散地，而且盛产木材、鱼、碱等。乾隆十年（1745），旅蒙晋商在此修建了“山西会馆”（原名关帝庙）。会馆总面积5200余平方米，院分三进，大殿四座，附跨殿六座，还有排楼、山门、配门、戏台、钟鼓楼、神彖殿等建筑物共计95间房屋。正门俗称“过马殿”，两头石雕雄狮矗立，东西各配有碑房一间。穿过正门为大戏台，戏台前两根圆柱雕刻彩画奇丽。戏台对面为两座“过殿”，过殿两侧配有对称长廊。穿过过殿为正殿，内塑关羽手捋胡须像，左周仓横刀，右关平持剑。会馆两侧分别有跨院三进，房舍供和尚居住。院内假山池沼，小榭凉亭映在花木丛中，两座钟鼓楼，小巧玲珑，环境甚是幽静。（《晋商史料与研究》）
晋商会馆的发展，还表现在严格的管理制度上。在晋商会馆中大多有值年首人秉公办事，他们轮流换班，均须协力举善，勿得徇情。又设有司事、住持、夫役及香工等管理会馆事务。据《汉口山陕会馆志》载，会馆管理条规定有13条，其内容主要是：
（1）所有收支帐簿、房屋、家具、菜园、地基、应用人役，总归值年经营差委。
（2）会馆宜保持清洁卫生，平素日期不准闲人入内游览。
（3）不准外帮借馆演戏，如有徇情私借情事，从重议罚。
（4）馆内灯彩家具一概不准出借，如违者议罚。
（5）晚间十点锁门，如遇宴会灯戏十二点为止，除水龙数患外不得任意启闭出入，如违者立驱出馆。
（6）会馆重地灯火最宜小心，嗣后我各帮字号如遇在馆做会演戏，客散戏终主人务将庙院戏台一应灯烛亲查熄灭始准回号以昭慎重，如违议罚。
（7）馆内不论粗细货物，概不准在内晾晒，以昭肃敬。
（8）本馆司事、住持人等内不难留客过宿，在外不准支取银钱货物，自议之后倘私留客宿私赊货物一经知觉，逐出会馆，决不宽贷。
（9）水龙有备无患，倘有不测，一时出馆夫投人等酒资一切照章施行。
（10）供奉香火、长年神灯，乃住持应办之事，俟后逐日长香，务要敬谨供奉，每逢会期奉香献酒，自必住持侍奉，年节三天，僧人间有贪闲假手他人，殊属不恭，自议之后，住持二人轮流执香在殿侍候以昭诚敬。
（11）凡选用馆丁务要小心谨慎，能干办事者充之，不得轻举滥进。馆之内外门巷每日打扫洁净，馆之社产市屋务听值年者调拨，催取租息不致稍懈。馆内不许容留闲人饮酒戏耍，致生事端。馆外街巷不许收荒摆摊赌储。馆役不得徇情容隐不报。如敢不守馆规，徇私偷懒，即行斥革。
（12）大会值年，从前十帮轮流，位年二号会办。今增汇业，每年四号。以祀产渐增，馆务紊繁。每年以四月初八日揭清所存银两，一切祭器祭物文契公文下首务期明悉周详毋延。
（13）招僧住持原为供奉香火，每日长香神灯，务要敬谨供奉，殿宇香案每日打扫．会期朔望倍加诚敬洒扫洁净在殿伺候，以便士商恭谒，平日不得随便出外游玩。
二、晋商会馆的功能
一、联络乡谊。晋商会馆的一些碑刻，记载有设立会馆之目的。如在北京的山西临襄会馆，康熙五十七年（1718）《修建临襄会馆碑记》称：“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考，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又在北京的山西浮山会馆《重修浮山会馆碑》载：“建祠立馆，固由前人之缔造，而兴废补缺，尤赖后人之经营，天下事大抵然也。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商贾辐辏之区，不设公所，则观光贸易者，行旅甫至，不免有宿栈假馆之繁，即仕宦坐商，欲会同而联乡谊，亦未免参商卯酉矣，此会馆之设所由来也”。又在北京的山西临汾会馆《重修临汾会馆碑记》载：“北京为首善之区，商旅辐辏之地。会馆之设由来久矣。揆前人创造之初心，非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法意良美，至是多也”（《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可见，会馆是“联乡情于异地”，“叙桑梓之乐”的同乡人活动场所。
二、会聚公议之地。会馆是明清晋商“叙语之地，正可坐论一堂以谋商业之公益”。在北京的临襄会馆碑记称：“燕都自古即为天下重镇，迄元明清三代继续为京师，四方人士皆归焉。而各省经商者亦皆基本于此，历年既久，遂各筹同乡会聚公议之地。”北京的《河东会馆碑记》称：“每公会，在京同人远近咸集，拜祷之余，继以燕会”（《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会馆是异地同乡商人会聚公议之地，所议内容包括商务、行规、会馆事务、祭祖演戏等。
三、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的利益。如山西在北京建有河东烟行会馆，乾隆时由于“易州烟庄牙侩为好，行中不通交易者几乎经年”（《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后来依靠会馆力量与牙行交涉“卒获胜利”。山西在北京营销桐油的商人，则通过会馆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于是在山西颜料会馆立碑为记。洛阳的潞泽会馆《老数目志碑》，则记载了嘉庆十几年（1814）潞泽会馆以商团名义，向当地税收部门交涉减少梭布税收的事情，此案历时一年，潞泽商人胜诉。又有晋省商人在京开设纸张颜料、干果、烟行各号等，夙敦乡谊，共守成规。光绪八年（1882）十二月，有牙行六吉、六合、广豫三店，突兴讹赖之举，凡各行由津办买运京之货，每件欲打用银二钱。众行未依，伊即在宛平县将晋商纸行星记、洪吉、源吉、敬记四号先行控告。光绪九年（1883）四月，有晋商干果行之永顺义、颜料行之全升李、烟行之德泰厚等，在大兴县将牙行呈控。五月内，经大、宛两公会讯断结，谕令纸张众行等各守旧章，并不准牙行妄生枝节，须颁发告示，各持为凭。凡我同人，无不实深感激。”自今以往，倘牙行再生事端，或崇文门税务另行讹诈，除私事不理外，凡涉同行公事，一行出首，众行俱宜帮助资力，不可藉端推诿，致失和气。使相友相助，不起半点之风波。同泽同胞，永固万年之生业”（《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可见，会馆在维护同乡或同行商人利益上，发挥了一定作用。
四、会馆内设市。据《山志临襄会馆为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宽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日本学者仁林田升在1942年曾向北京油酒醋酱业同业公会常务董事张攀曾（山西临汾人）作过采访。其有关油市记录摘抄如下：
问：会馆与油币关系？
答：会馆同时是油市场地。
间：油市开业时间？
答；新历双日上午8到10时。
问：卖何种油？
答：香油、花生油、豆油、麻油、芝麻酱。
问：货从何处来？
答：从山西来。芝麻则从安徽、山东、北京、湖北、奉天来。
问；油市肇始于何时？
答：康熙时。
由上可知，这种会馆内没油市的形式，一直从康熙时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
五、公议行现之地。会馆是公议行规监督执行场所。如河南舞阳北舞渡晋商杂货行于乾隆五十年（1785）公议杂货行规并在会馆立碑为记。兹将行现摘录部分如下：
买货不得论堆，必要逐宗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合外分伙计，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沿路会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落下货本月内不得跌价，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假冒名姓留客，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结帐不得私让分文，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在人家店内勾引客买货，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不得在栈房门口树立招牌，只写某店栈房，如违者罚银五十两。
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俱有齐备，如有违者不许开行。
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俱要饭钱。
大清乾隆五十年岁次乙己九月十七日
阖镇杂货行同立
又道光八年（1828）在北京的颜料会馆制定行规称；“前因行中往来交易。秤砝之说，多有扰古。因此公立行评四杆，俱以交准，彼时来置银砝。后来人心屡有不顾，因而公议，新置银砝四块，每块重五十两分，派四城公用。日后行中交易，银价俱以新置银公砝直兑，决无异说。今因行中前有旧规，相油一事议定。外来之油，诚献行庙香资钱三钱，以备神前供用。立规之后，大家悦均。近来。人心狡猾，广有买卖之油，不以实数报行。倘有无耻之辈，不遵行规，缺价少卖，隐藏篓数，异日诸号查出，甘心受罚，神前献戏一台，酒席全备，不得异说。如若不允，改以狡猾，自有合行公论。倘然稽查不出，愧心乱规，神灵监察不佑。警之，戒之”。
六、祭祀神灵之地。在异地经商的同乡在精神上需要有神灵的保护，这也是他们建立会馆目的之一，因此在会馆内供奉他们所崇拜信仰的神灵，定期祭祀是会馆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有许多会馆是在先建神灵庙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在北京的山西颜料会馆最先为关圣、玄坛、财神、真武大帝、葛、梅二仙庙宇，后来扩展为会馆。洛阳的潞泽会馆，最初为关帝庙。南京的山西会馆，先是乾隆年间把颜料坊的关帝庙作为办公地址，后将附近民房购买予以扩大，最后成为山两会馆。晋商会馆祭祀之神灵最普遍的是关羽，因关羽是山西人，以义行天下，最受乡人崇敬，成为晋商之精神偶像。河南舞阳北舞渡山西会馆有一块《创建戏楼碑记》说出了山西商人敬奉关羽的原因，原碑记称（《文史研究》总第26期）：
山左有孔子道德高于万山，世人重其文也，然有文以为之经，必有武以为之纬。惟我关羽生于山右，仕于汉朝，功略盖天地，神武冠三军，尤可称秉烛达旦，大节垂于史册，淘足媲美孔子，躬当武夫子称，护国佑民，由中达外，至今普天有血气者，莫不尊亲，三晋商贾贸易□□上者夙托神庇无往不利，思仰答于万一弗□祀像以表诚前（以下字不清）
雍正八年十月中浣
除关羽外。就是财神及行业诸神。下面是北京的临襄会馆祭祀条规：
正月初二日，祭财神。
三月十五日，恭祭玄坛圣诞。
五月十三日，恭祭关帝圣诞。
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恭祭马王圣诞、火帝圣诞。
七月初一日，恭祭酱祖、醋姑。
七月二十二日，恭祭财神圣诞。
八月十八日，恭祭酒仙圣诞。
九月十八日，恭祭财神。
十月一日，条神。
每岁阴历年终除夕日，恭祭列位圣神
对于各位神祗殿宇，均修建得十分宏伟。并悬挂着有众商号送的牌匾和对联。下面是汉口山陕会馆中部分神殿对联：
关圣帝：麟经炳千秋浩气弥纶江汉仕商钦宝训
鹤楼高万尺名区辉映晋秦桑梓肃明烟
魁星楼：东郊紫气冲霄汉
北阙文光射斗牛
财神殿：开财之源节财之流悉赖神功为主宰
爵以驭贵禄以驭富多由明德荐馨香
天后宫：圣德齐天颁来五简金函功操海宇
母仪称后睹此波恬浪静福惠苍生
七圣殿：沐阴庥异域皆歇仁且寿
隆祭典乡关水笃晋与秦
文昌殿：一十七世现身说法统智愚贤否悉皈化育
万千百年司禄兴文普山陬海噬咸沐灵光
吕祖阁：点石得先生黄金铺地
飞身来上界宝剑横秋
泰山庙：体大物博祖阳气之发东方
云行雨施不崇朝而通天下
地藏庵：锡仗用当年地狱内超升不少
金仙成此日藏府中最应无边
七、聚岁演戏及各种庆典活动的场所。晋商会馆作为同乡人的组织凡逢年过节时同乡人常常在会馆欢聚一堂，聚酬演戏。有时在商业活动取得重大胜利时，也举办酬神和演戏的活动。凡山西会馆多建有戏台，汉口山陕会馆内就建有正殿、财神殿、七圣殿、文昌殿等四座戏台，河南洛阳的山陕会馆戏台建于清乾隆年间，戏台高25米，下面两侧为出入通道，屋顶为双层歇山斗拱，台宽15米，深六米，戏剧广场宽20米，长35米，可容数千人台下看戏。每逢节日喜庆，会馆礼聘山西梆子戏班来此演戏，锣鼓齐鸣，招来众多观众免费看戏。河南南阳赊旗山陕会馆，悬鉴楼戏自极为壮观。明末清初大书法家傅山手书《悬鉴楼》匾额挂在戏台正中，戏台分三层（是除北京皇宫畅音阁、颐和园、德和阁之外的国内唯一三层戏台）台高 5尺，宽12米，中间有石柱支撑，台顶有双层四座大出檐。后翘屋角的单橹歇山式屋顶，最高处有25米，相当于今日的八层楼高。中间广场可容千人视剧，两侧厢楼以木柱隔成50间厢房，没有 500个席位。整个戏台雄伟宏大，前后营建自嘉庆元年（1796）到道光元年（1821），用了25年的时间。日本学者仁井田升在40年代曾对北京工商会馆进行调查，其所著《北京工商行会》中记述了山西临襄会馆三月十五日油盐合行春季聚岁演戏节目单。
八、帮助同乡的慈善机构。山西人在外经商者多，昔时交通落后，邮递不畅，在外闯荡，并不一定都能达到预想的彼岸，因各种灾难而在异地客死者不少，会馆则“专寄同乡、同业旅榇，不取寄资，俟购得冢地。再行代为掩埋，以成其善”，“以慰行旅，以安仕客”。一巳旅外之人，“横遭飞灾，同行相助，知单传到，即刻亲来，各怀公愤相救，虽冒危险不辞，始全行友解患扶危之谊。”每当乡人在外发生“疾病疴痒”，会馆便“相倾体恤”，提供钱财、药物。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予以救济，对穷儒寒士也提供方便。同时，晋商会馆均购有义园（又称义地），以为同乡安置施榇。据北京《临襄会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载：“会馆义园置产地之建设，因之以起。意至美，法至善也。”此处即为乡人“停柩厝棺之所”。
三、晋商会馆的性质与价值
首先，晋商会馆是在异地晋籍商人的社会组织。晋商会馆均是由在异地的晋籍商人共议后自筹经费所建立。如在北京的山西盂县会馆，是该县经营氆氇商人共议建立的组织。氆氇是藏族民间手工制作的一种羊毛织品，可作衣服、坐垫、挂毡、地毡之类。又经同仁共议，定出共建会馆集资办法，即每售一匹氆氇交一锭银子，经过九年的积累，到嘉庆二年（1797）终于购置一处民房，经修葺，成为最初的盂县会馆。汉口的山陕会馆，最初为关帝庙，始于顺治年间。康熙二十二年（1685），又在关帝庙的基础上正式创立了山陕会馆。咸丰时因遭兵燹毁坏，同治九年（1870）重修。我们从这次重修费用的筹集，可知会馆的建立完全是商人自行组合。据该会馆志载，修建费用经大众议定，两省字号在汉口作贸易者及过往之货物，均按货平允抽资，具体规定是：
水烟每箱抽厘4分，过载2分。
红花每包抽厘3钱，过载减半。
棉花每包抽厘5分，过载减半。
川丝每包抽厘4钱，过载减半。
白蜡每支抽厘3钱，过载减半。
杂货每价1两抽厘3厘，过载减半。
药材每价1两抽厘3厘，过载减半。
木菜茶桐油每价1两抽厘3厘，过载减半。
各货未经载明者每价1两抽厘3厘，过载减半。
陆陈每价1两抽厘3厘，过载减半。
汇兑银票不论收交何庄出得汇费每千两抽厘2钱。
放银账者每千两挨期抽厘1两活期抽银2两。
红茶每箱抽捐5分。
三九砖茶每篇抽捐1分8厘。
三六砖茶每箱抽捐1分2厘。
二七砖茶每箱抽捐1分2厘。
半斤砖茶每箱抽捐1分2厘。
贡尖茶每包抽捐2分5厘。
千两茶卷抽捐1分2厘。
百两茶每包抽捐1分2厘。
半斤贡尖茶每包抽捐1分2厘。
合茶每串抽捐2厘2毫。
皮包茶每包抽捐2分2厘。
洋淀茶每大箱抽用5分，小箱抽捐3分。
以上集资，经25年共达27万余两，使修缮工程终于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竣工。
其次，会馆的建立必须向首府申请立案，表现了会馆对封建政府的依附性。
再次，如前所述，由于会馆参与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表现了商人与官府的相互依存关系。
复次，政府对会馆纠纷予以调解，如承认会馆财产等，以维护会馆利益。
由上可见，晋商会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中既保存旧的传统又容纳社会变迁，含有行业性质的封建商人社会组织。
晋商会馆的社会价值，可以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体现与传播了地域文化。晋商会馆的建立使三晋地域文化得以与别的地域文化进行交流，产生一种新的地域文化。例如，琉璃瓦是山西的传统产品，在山西的一些庙宇建筑物中经常使用这种琉璃瓦，形成独特的建筑风格，而在河南的山陕会馆建筑物正殿、配殿中均使用这种琉璃瓦来覆盖屋顶，使这一会馆的建筑同时具有晋豫风格。又如在晋商会馆中多建有戏台，逢时过节均要在此演出晋商的家乡戏剧，这种活动不仅对当地戏剧文化产生一定影响，而且使山西戏剧得以吸取异地戏剧文化，这种交流促进了两地戏剧文化的发展。再如晋商会馆均崇奉和祭祀关羽，在晋商会馆的影响了，其他省的会馆也逐渐崇奉关羽，从而推动了有关文化的发展。复如，山西盛产汾酒，其制作技术好，历史悠久，汾酒是晋商会馆中聚餐宴席美酒，汾酒的制作技术也随之传到异地，在山东、甘肃、东北等地，多有晋人仿汾酒用高粱、豆、米为原料制酒，称之谓烧锅。西宁府以青稞酿造之烧酒，即山西商人传以山西杏花村汾酒酿造技术所制，致该地烧酒远近闻名。新疆代酒，也是山西客商传制作技术后所酿，清人祁韵士有诗赞代酒云：“梨花淡白入杯香，十宇帘前下马尝；轰饮不妨争姆战，岂知清绝绍兴良”。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据说也是“清朝山西人经商于茅台镇，依汾酒制法而兴”（《祖国的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可见由于晋商及晋商会馆在异地对山西制酒技术的传播产生了一种新的酒文化。
第二，会馆推动了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如山西商人与陕西南人，他们共同在各商埠建立了许多山陕会馆，形成了山陕南联盟，被人们统称“两商”。有时还有别的地方商人加入山陕联盟，如开封的山陕会馆在光绪年间又有甘肃商人加入，最后形成山陕甘会馆。在四川灌县，先后有山陕、湖广、广东、四川、贵州、江西、福建等七座会馆，这些会馆之间经常进行交流、协调在一些活动中配合行动，人们便把上述会馆统称“七省会馆”。重庆的八省会馆有山西、陕西、广东、浙江、福建、湖广、江西、江南等，后来八省会馆共举年首，协调八省会馆之间的关系并订立了协议，其内容主要是：一、共同确定与修改帮规；二、各帮新提议，须经八省年首同意；三、帮会内发生争执，应由各省会馆内年首协调解决。可见，会馆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各帮商人在彼此交流中走向融合。
摘自《晋商经营文化》，张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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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古籍文物
20世纪30年代，北京琉璃厂文友堂古籍书局摆出了一套方历丁巳本《金瓶梅词话》，一时震动京城。郑振铎、赵万里、孙楷第等许多文人相继去该书店观赏此书，无奈此书定价 800元，这些文人又囊中羞涩，无力购买。后来，这套书被当时的北平图书馆购去才得以保存。据学者们考证，《金瓶梅词话》最早版本是万历庚戍本，借早已亡佚，时人看到文友堂书店摆的这套方历丁巳本就是人们所能见到的唯一的最早刻本了，自然是稀货可居。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词话》就是据此版本印行的，此书价值自不待言。但是，此书又是如何到了文友堂书局的呢？应该说此书和山西商人有关。原来文友堂书局在山西设有分号，专门搜集山西各地所藏旧书。大的是1931年，该书局在山西介休县收购到这部万历丁已本《金瓶梅词话》，收购时给的价很低，贩到北京稀货可居，定价就很高了。山西介休县是清代山西富商云集之地，著名的皇商范氏就是介休县张原村人。范氏家族经商起家后，发展成为一个官商结合的家族，范氏仅毓字辈和清字辈就有20人任官职。在科举方面，有进士二人、举入三人、武举一人、庠生等若干人。又如介休县北贾村富商候氏，人称“侯百万”，其资产达七八百万银两。该族中侯庆来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副榜，后弃儒经商。不难看出，范、侯二家都是儒商结合之家族，丁巳本《金瓶梅词话》原是他两家中一家所保存之书，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范氏，显赫一时，可能性更大。范氏最后被抄家，侯氏最后靠变卖财产过活，最末一代侯崇基冻饿而死。丁巳本《金瓶梅词话》随着其原在家族的衰败而散落民间，最后被文友堂书局购去是很可能的。所以说，此书在山西介休县被发现和购去，并非偶然。
山西富商中不乏有文化教养的人士，他们还是古籍爱好者和收藏家。下面介绍三位：
刘笃敬（1848——1920），字缉臣，号筱渠，太平县（今襄汾）南高村人。父刘向经，字训奇，清候补道。刘氏家族各辈在清为官者不下二十人，家私颇富，财源甚广，开设有当铺、商号等，素有“刘百万”之称。笃敬自幼爱读书，本县水秀才，后赴太原乡试中举人，曾三次进京会试，皆落第。笃敬有雄厚的经济为后盾，对兴办实业兴趣颇大，曾创办纺织、电力、矿业等事业。又喜收藏古书、古玩、字画、金石碑帖。在南高村建筑藏书楼一座，内藏图书、钟鼎彝器、名人字画，藏品颇为丰富。
常赞春（1872——1941），字子襄，榆次车辋人。常氏家族原甚贫，后以布商起家致富。至赞春已十四世，赞春与弟旭春才敏勤学，于清光绪二十八年间（1902）在西安同科成举人。赞春对文字音韵学颇有研究，其书法源于碑派，汉篆尤称绝艺。赞春酷爱收藏古籍、碑帖等，曾捐赠县学堂经、史、子、集多种。
赵昌燮（1877——1945），字铁山，太谷县城内田家后人。赵氏祖籍山西交城，明末迁居太谷经商。赵家经商，常有庄客去京、津沪、汉等通都大邑收购名人书画，名贵碑帖。铁山于宣统元年得中府拨贡，曾任吏部文选司和农工商部庶务司主事，在京当六品小京官时，常去琉璃厂逛书店，后谢职回家，终日博览群书，潜心金石书画，书法精湛，被誉为“华北第一笔”。他专爱郑板桥画，曾自刻一章，文曰：“文比板桥多一字，官比板桥少一品”，因板桥名“燮”，比赵少一“昌”字，郑是潍县七品，赵为六品，赵比郑少一品。铁山一生既是书法家，又是藏书家。赵氏是藏书世家，其父赵维周即喜收藏古籍，一生节俭，唯购书毫不吝惜，所以藏书丰富，到铁山时，所收集之书，更多更精，并喜求名人精校善本，其善本书有唐开元《石经》、明版《太平御览》、明汲古阁仿宋陶诗、殷版二十二史、聚珍版善本书多种。
晋商中还有不少人喜欢收藏古玩、文物，如祁县乔家堡富商乔景僖、乔映南父子，就特别酷爱收藏古玩、文物，据说乔氏父子收藏的鼻烟壶就有数十个。还有一件珍贵文物，是用七八十块寿田、青田等名贵玉石，组成由明代著名篆刻家文彭操刀刻制的印章，每块上面刻文一句，合起来是一篇《文昌帝君阴 文》。此物原为清贵族端方之物，端方和乔家素有来往，曾经在乔象住过。后来端方遭暗杀身亡，此物便归乔家。无奈此物归乔所有时就缺一块，乔家常引为憾事。一次，古玩贩商携几件玉器到乔家，乔映南见内中有一块印章，上刻“欲广福田须平心地”几字，正是欲觅之印章，心中大喜却不露声色，反而说：“这些破玩艺儿也拿来，快拿走吧！”贩客连忙说：“不敢，不敢，知道这几件不入尊目，以后我有好的再来孝敬，不过年前手头有些拮据……”映南说：“早说不就完了，谁让咱们是老相识呢！”遂让人从帐房支50银元交给对方，贩客千恩万谢，坚持要把东西留下。乔映南说：“既然你过意不去，就把这块印
章留下让孩子们托个福，我也不白拿，再给你50元，好好过年吧。”古董贩商喜出望外，高兴而去。乔映南得以璧成全篇。不过这套印章后来的下落，却不得而知了。又如太谷县富商曹氏曾收藏有许多珍宝和名人字画，可惜大多在战乱中散失。现存一“金火车钟”，尚保存完好。此物原为法国工艺品，用黄金、钨、白金制成，重42．25公斤。原是清乾隆间法国使节作为贡品献于清朝皇室，据说庚子事变慈禧太后西逃西安时，曾向曹家借过钱，后赏此物。此传可靠性多大，不敢武断，不过曹家有此物，也非一般。曹氏还保存有一幅《清明上河图》，虽非宋人张择端原物，但也是明代著名画家仇瑛所作，价值也不低。曹氏还有一“百寿大屏风，高3．8米，宽5.02米，上镶嵌92块大理石，下部是基石状，上雕浮云，背刻一百个寿字，百寿图字乃清代户部祁隽藻真迹。此外，在祁县文管所现今所藏文物4100余件，其中古字画1000多件，也主要来自山西商界。
有许多山西人还是古董商人。如京师古董商所在的琉璃厂内，就有很多古董商人是山西人。咸丰末年开办的“德宝斋”，创业者李诚甫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今襄汾）人，以善于鉴别法帖、印章、书法而闻名京师，在李氏的经营下，该店资产达10万余银两。“书业堂”是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崔玉峰于同治年间创办。“英古斋”是山西襄汾县人王德凤于同治六年（1867）创办，该店以鉴定和经营鸡血、田黄石等古印章著名。“荣录堂”为山西人刘姓于光绪年间创办，“永宝斋”为山西襄汾县人崔皆平于光绪十年（1884）创办。“奇观阁”是山西人马瑞亭经营。此外，还有襄汾人毛子恒开设的“渊识斋”、襄汾人贾济川开设的“晋秀斋”，临汾人李建平、李欣平开设的“永誉斋”，襄汾人开办的“振寰阁”等。他们分别以善于鉴定和经营古墨、古砚、古印、金石、青铜器等闻名琉璃厂。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宝名斋”，曾以一次事件为后世所知。该店是山西文水县人李钟铭在琉璃厂开设的书铺。《琉璃厂小志》载：琉璃厂一条龙，九间门面是宝名”，堪称最大书铺，但光绪五年（1879）被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告发。张称“该商人捏称工部尚书贺寿慈亲戚，招摇撞骗”，与内外官吏交结往来，包揽户部报销，打点吏部铨补，为京员钻营差使，为外官谋干私书，戴用五品冠服，每有职官引见验放，混入当差官员，出入景运门”等等，后李钟铭被发配天津。由上可知，山西书商与古董商在北京十分活跃，而且有的书商能量很大，竟能“包揽户部报销和打点吏部铨补”。
摘自《晋商经营文化》，张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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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饮食
山西是面食之乡。山西人喜欢吃的面食，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种，诸如剔尖、擦面、拨面、猫儿朵、河捞、拉面、刀削而、拨鱼、揪片、炝锅面、醮面片、拷栳栳、转面、翡翠面、蛋黄面、浇肉面、打卤面、三和面、鸳鸯面等，这些面食的发展与晋商的推动分不开。晋商商号之饮食，一类是商号内部日常用饭，另一类是做生意待客用饭。商号内部吃饭不付伙食费，有大、中、小灶之分。经理吃小灶，伙计、学徒吃中灶、大灶。就大灶伙食标准而言，也高于当时当地中等人家水平。清人刘大鹏说：“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客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错，巨鳖鲜鱼，诸美味也。习俗使然，并无以此为非者”（《退想斋日记》）。做生意待客用饭也有两种：一种是掌柜等有身份人用饭之处。如归化城（呼和浩特）有一种小班馆子就是此等人吃饭之处。小班馆子是一种高级饭店，内有歌女唱曲，这种馆子多设在比较僻静的街巷，光绪时全城有三家，即大召东夹道的“锦福居”，棋盘街（今新生街）的“荣升元”，三官庙街的“旺春园”。锦福居财东是山西太原大葺商贾氏，荣升元的财东是山西祁县人鹿葺牙纪梁诚信。小班馆子每天中午后才开门营业，门面外边用黑布白心书写“包办酒席”、“南北大菜’幌子。凡来的客商均有自备大骡子轿车。每到吃饭时间轿车能停满一条街。三更天以后才由各商号小伙计打上灯笼，把老板接回去。归化城葺客和票号业务获利很多，所以他们不惜花钱搞交际应酬。而一些商号为了向票号贷款，也不惜花重金在小班馆子招待客人。小班馆子按照山西客商的习惯，制作销售晋商喜爱的菜肴糖饼。小班馆子12人一桌，每桌最少需银10两，有时高达20两。小班馆子厨师每月薪金三两银，小费可收十五六两银，所以归化城集中了不少山西的餐饮人才。归化城还有一种大戏馆子，是仅次于小班馆子的饭店。这种饭店一面卖饭，一面唱戏，所以又称戏酒馆子。大戏馆子的营业有季节性，通常冬天开张，因为这时旅外蒙的客商返回归化城，各商号都要请客。像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商号及元盛德、天义德商号。请一次客分好几天吃，每天有五六百人，小班馆子自然摆不下那么多桌子，必须在大一点的场面举行。同时戏班到了冬天，不便远行，便在馆子演出，于是大戏馆子在归化城盛行起来。大戏馆子中设在小东街的“宴美园”，楼上楼下能摆72张方桌，大西街的“同和园”，楼上楼下能摆 120张方桌。每张万桌，正中坐二人，左边二人，为了不妨碍看戏和端盘上菜方便，右边只坐一人，共五人一桌。所吃饭莱分为“四六席”、“改菜席”二种。“四六席”就是四干果、四冷莱、四大碗、六中碗，中碗内有一碗海参，除大米饭、花卷、黄酒外，还有马蹄酥一类的“腰饭”。光绪三十年（1904）后，每桌“四六席”约值银一两多。“改莱席’也是四大碗、六中碗，只把九碗肉菜改为海鲜，添了干贝、鱿鱼等每桌约值银三两。大戏馆子请客，属商界普通应酬，虽大老板吃饭要到“小班馆子”，大戏馆子赴宴的多为小顶生意掌柜、伙计和学徒。大戏馆子除被大商号“包堂”外，平时按桌订座，由饭馆安排好时间，发散请帖。客人来到，由堂倌领到预订桌前入座。有时家眷被邀，但青年妇女不去，多是老太婆带孙儿孙女。女客酒席在楼上，两边垂幔和男座隔开。商人赴宴均穿长袍马褂。当主人到客人面前斟酒时，往往先由山西忻州籍堂倌高喊：“东家给满酒哩，不另啦！”商号青年学徒去大戏馆子吃饭，是商号掌柜让学徒去学习“人恭礼法”，所以他们不敢高声喧哗，更不敢鼓掌叫好，戏场秩序井然有序。据说，光绪时在“宴美园”唱戏的是“吉升戏班”，艺人有十三红、飞来凤、二庆旦、杏娃黑、杏儿生。在“同和园”唱戏的是“长胜戏班”，艺人有千二红、一杆旗、二奴旦、八百黑、二娃娃。这些都是山西北路梆子的名角（《内蒙古文史资料》第18辑）。
晋商家宴红白喜事，比较讲排场，一般家宴“八碗八碟”已是上等酒席。但一些富商还要上三台。所谓三台，就是除了“八碗八碟”外，又有点心、水果、三炒三烩，一共 124种食品。这 124种食品分为三台，分别由鸡、鸭、猪仔各统帅一台，故称三台。普通宴席吃三台，遇有重要人物光临则还要吃“官席”。官席与三台一样，数量也是 124件，但质量档次要高，碟盘摆放也有讲究，每桌菜品必须摆成吉祥字形，并切合坐席者的身份。如新郎新娘坐的桌子，124件莱肴要摆成“龙凤呈祥”四字样。男方迎娶新娘的吃客桌子， 124讲菜肴要摆成“一品当朝”字样。女方陪女送嫁的送客坐的桌子， 124件菜肴要摆成“得胜回朝”字样。宴请女婿的桌子， 124件菜肴要摆成“状元及第”的字样（《晋商巨族二百年》）。山西南部襄汾县丁村有一位咸同年间捐职的丁先登，与其弟丁连登合伙在甘肃宁县、陕西三原、泾阳等地经商致富。曾有赵官保、赵安生父子在丁氏家族中作过厨师、据赵安生回忆，丁氏娶妻嫁女家宴也有规定。娶妻嫁女，男女两家的宴席并不相同。男方一般是“重八席”或“六六席”，女方是“三抬”或“十五圆”。男方用六人为阴，女方用三五为阳，取阴阳相配之意。重八席的菜肴是（以上菜先后为序）：
酒碟：四素四荤，计鹿角、洋粉、发菜、黄莱、头肉、牛肉、鸡块、蒜泥肉。
八小：以羹勺食之，计鱿鱼、江阳珠、葛仙米、蟹肉、薏米莲子、三仙汤、木须肉、捶鸡丸子。
八大：以乌木筷子夹食，计鱼刺、大鱿鱼、海参、鱼肚、芙蓉肉、烧羊肉、酥全鸡、丸子。
这八小八大的最后一道菜都是丸子，取其丸（完）音。同时，丸子即团子、圆子，也就是说“圆圆满满地结束了”。那么，为什么非重八，而不重七重九呢？除上述阴阳相配之意外，还因为七气同音，不利；九为至尊，忌用。因而宴席称谓多三五六八。据说重八，还有取“八珍八元”之意。所谓八珍，按《周礼·天官·膳夫》：“珍用八物”，后世以龙肝、凤髓、豹胎、鲤尾、号炙、猩唇、熊掌、酥酪蝉为八珍。而八元，即古代所谓有才德之士。《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可见，八珍八元指的是人和物，如果连起来，即珍善（真善）也，确实好也。以上解释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也是一说吧。
三抬（以先后为序）：
第一抬；五大碗，寓五登魁首；
第二抬：四冰盘，寓福寿康宁；
第三抬：四面碗，寓四季顺畅。
三抬共13件，又称13花。由于是女家专设的宴席，因而有预祝快婿登科及第的祈愿。
十五圆：这是专供新婿至公家迎娶时，为岳父母行大礼时的用宴，分三个单元上菜，程序为：
第一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第二单元：二大碗、一冰盘、二面碗，计五件；
第三单元：二大碗、一品碗、二面碗，计五件。
合计十五件。这十五件是十五道花色品种各异之菜，而且全用圆形器皿盛放，故名“十五圆”。它取意有二：一为每月十五月儿园，十五团圆，人圆月圆，千里共婵娟；一为连中三元，榜眼探花状元郎，是祝愿女婿早日及第登科金榜题名之意（《平阳民俗丛谭》）。
富商饮食每天山珍海味，但解决不了他们的精神空虚。有位为富商做了一辈子饭的厨师退休后，太谷县拔贡出身的商人并被康有为誉为华北第一笔的书法家赵铁山，曾为这位退休厨师写了副对联，云：
饿了就吃祗淡饭粗茶亦自甘美
困来即睡虽木床草枕都视安静
人常说：吃喝玩乐。晋商很注意吃，形成了晋商饮食文化，推动了饮食业的发展。但仅仅是经商谋利和大吃大喝，却解决不了精神空虚问题，赵铁山的对联正说明了这点。
摘自《晋商经营文化》，张正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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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社火
所谓社火，是旧时在节日扮演的各种杂戏。晋商对于民间社火活动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以山西中部来说，清后期晋中多富商，这一带的社火也十分繁盛，有民谣称：“榆次的架火，太谷的灯，徐沟的铁棍爱煞人”。架火是一种造型社火，在晋中榆次、太谷等县比较盛行。榆次南庄架火与太谷黑山火、排楼火、桌子火最著名。南庄架火起源于民间烟火炮仗，清代已发展到奇异光彩的境界。架火以单桌顶立，共12张桌。寓意一年十二个月，如有闰月则顶13张桌。架火用纸、麻、竹杆等结扎成山石状，彩绘出来，再用各种纸炮、花炮、绣花炮编织成图案，悬挂于桌子的各层，成为集雕塑、绘画、结扎、裱糊、剪纸于一身的综合艺术品。燃放时，点燃走马（即串在铁丝厂的起火），经固定路线，打中架火最下一层，之后逐层燃放，鞭炮齐鸣，礼花喷射，硝烟弥散，五彩缤纷，十分壮观。在架火前，原放一明代刻碑，后毁，但存拓片，人们用拓片制成石碑，立于架火前。在点燃架火前，将此仿制石碑焚烧升大。拓片所载原文是：
大明万历朝仲春上月上元书驰放焰火碑记
为祝天地水三宫三神，祝普天同庆贺新岁之五谷丰登，请免水陆之灾，风雷冰雹之害，降神火之威，压瘴气之滋生焉。
敬此流芳
社以神之体民，以火之望，普之以四面八方，借泰山之势，以火为望，社生灵，持以此山火为延庆。
树立此碑，继世永昌
万历皇朝岁在甲午仲春正月甘四日立
太谷的灯于道光时已颇具盛名，之后从咸丰、同治一直延续下来。太谷的灯与太谷的商业活动有关，商贾的往来，商业的发展使太谷县城有仿效苏、杭、扬三州之风气。太谷灯品种繁多，制作精巧。道光时，太谷富商从广东引进的宫灯形式有八角、六角样式，质地有玻璃、纱、绣缎三种。灯架多是紫檀等硬木制成。灯上装饰有书写的千家诗、唐宋诗词，并绘有花鸟鱼虫、人物山水，庶民百姓则悬挂贴剪纸灯影。灯影俗称走马灯，形状是圆柱体，或纸或纱裱糊，借烛光热力，推动转盘，以隐现各种人物故事和诗词灯趣。在太谷还有一种特殊的绞活龙灯火活动。清嘉道年间，太谷田家后人经商广东，将绞活龙的制作技水引进太谷。活尤长四丈五尺，纸扎龙头，布制龙身，选空旷之地搭龙棚二座，高一丈八，距十八丈，龙棚之间由若干绳索相连，中间悬一圆球，取“二龙戏珠”之意，两龙即系于绳索上，龙身内置灯数盏，龙棚中人力绞动绳索，二龙即可上下左右作飞腾状，地面上则由十数人舞动老龙，上下配合。参加活动者数十人之多。入夜，灯月辉映，锣鼓喧大，鞭炮齐鸣，人声鼎沸。在弥漫的硝烟中，老龙小龙上下腾飞，或二龙戏珠，或双龙拜母，吼声震野，煞是壮观。现在，活龙以电取代蜡烛，用电动代替人绞，可谓锦上添花，更加逼真。在山两沁水县霍家山，也有耍花灯的习俗。据传是该县人在汉口经商，习耍龙灯，传习乡里，相传至今。沁水之龙灯总长约14米，分龙头、龙身、龙尾三部，有火球前导，烟火作效果，总称“二龙戏珠”。其场次舞法有老龙漫游、蛇脱皮、大翻身、盘龙戏珠等，音乐以唢呐为主，锣鼓伴之。巨龙摇头甩尾，翻腾漫游，气势雄伟，舞兴浓处放几把烟火，更有腾云驾雾之势。
徐沟县铁棍，又称抬阁，以幼女着丽衣扮装，缚股于铁棍之上而舞，下以八人或十六人或二十四人抬之。要求所有抬阁人以统一节拍上下起伏，带动阁上演员舞动。又有背棍，又称背阁。背棍由上中下三截构成，有直顶、旁顶、活心等样式，分单人棍、双人棍、三人根，由一壮汉背铁棍，上扛一至三名儿童，他们共同扮演一组戏曲或故事人物，并配以与人物相符的道具。表演时，背棍者根据故事，迈着与角色心理、性格相吻合的步伐，被背者也随之做相应的表情和姿势，构成上下浑然一体的艺术造型。背棍队伍少则五六组，多则百余组。集体跑圆场，表演既是艺术比赛，又是对人的耐力考验，很有一番气势。扮人物的儿童家长视被选上扮演为吉祥，故很愿意自己的子女被选中上背根或铁棍。又有扒棍，以多人抬木架，架上有巨横梁，枕以三四丈之长篙，中与横梁加活动之枢，其篙之尖端在前，以骑鹤童子缚之。其下端在横梁之后，以多人徒手执之。视前方屋上有妇女，则使篙尖之骑鹤童子挥尘近之，杂以谐语。背棍、铁棍不说不唱，只以锣鼓音乐舞蹈动作表演传情，被称为“无言戏曲”、“空中舞蹈”。凡社火活动，富商大贾各大商号均予以经济支持，背棍、铁棍等在富商大贾宅院和商号门前表演时，富商和商号均须付表演者一定数额的酬谢。不难看出，社火中一些项目的引进，活动的开展，也与晋商有着密切关系。
摘自《晋商经营文化》，张正明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