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求富益货”是山西人走向商途的理论根据的话，那么，“以商致财，用财守本”则是山西人重商崇商思想观念的根据，或者称做山西人从商理念的指导思想。
明、清时期，在山西，“求富”崇商的观念深入人心，养儿去经商成为家家户户的第一夙愿。农村少妇哼唱小儿催眠曲时唱道:“我妹娃蛋，我娃娃亲，我娃娃大了走关东。深蓝布，佛头青，虾米海菜吃不清。”这首摇篮曲生动地说明，当时人们对从商做买卖的向往是多么的强烈，连哄小孩睡觉都不忘走关东。在“朝廷贱商”的社会背景下，在“士农工商”的排列中，商为末。山西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经商做买卖要比走仕途做官强得多。山西商谚云:“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驻个茶票庄。”对儿孙们提出的学习榜样是:“人养好儿子，只要有三个，大子雷履泰(雷为日昇昌票号大掌柜)，次子毛鸿翙(毛为口昇昌票号协理、二掌柜)，三子无出息，也是程大佩(程为日昇昌票号内事、三掌拒)。”这三个人都是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的主要领导成员。从上述列举的一些商谚俗语中，不难看出，山西人望子为商的思想观念是多么深入人心。要求富，去经商，在民间已是蔚然成风。清代山西巡抚刘于义于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九日上奏朝廷的奏折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才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的朱批谕竹是:“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人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肤所悉知。”这就是说，当时山西人的思思观念是，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去读书应试走仕途。这种思想观念，连雍正皇帝都了如指掌。可见山西人当时求商崇商之风浓于一切，经商成为立业之首。
山西人求富崇商的思想观念何以如此根深蒂固，如此强烈地深人人心呢?这要从山西的自然环境、区域经济和“商贾之利倍于农”的源头说起。
自古以来，山西人生活的本土，就是南则土狭人满，北则天寒地瘠的黄土高原。自然环境和区域经济条件都比较差。咸丰《汾阳县志》(卷十)记载:晋省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岁之年入，不过秫麦谷豆。此外，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山西地处内陆，海拔较高，地形崎岖，岭谷相间。农业耕地以旱地为主，水地面积很少。山西自然灾害较多，由于气温、降水季节变化大，所以风雨雹霜冻害频繁。春季短促多风沙，常干早；夏季多涝灾；冬季寒冷干燥。年平均降水量不足500毫米，是“十年九旱”之地。明代，山西平均四年一次全省性旱灾，最长一次连续十一年大早，局部旱灾更是经常不断。客观的自然情况是:北部，则天寒地瘠，“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则土狭人满，供给不足。就是中部地区沿汾河两岸，虽有少量的沃土，但所产“不能给半，岁岁之食不能得，不得不贸迁有无，取给他乡”。在这样的自然生存条件和区域经济背景下，山西人在本土上谋求生计实为不易，但又不甘贫困潦倒，忍饥挨饿，艰难度日。怎么办?只能“逼上梁山”，把目光投向了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走上远走他乡闯天下谋生计的经商之路。试图通过艰辛从商，闯出一条摆脱贫困、勤劳致富的康庄大道。
“商贾之利倍于农”的历史现实，诱使山西人重商崇商的思想观念浓重成风。山西历史上有经商的传统，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从商致富的先人。早在春秋时期，晋国为了运销他国的剩余产品，曾采取“轻关、易运、通商、宽衣”等政策，以至晋南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文侯的老师段于木，原本是“晋之大驵”(“驵”为马匹交易的经纪人)。隋唐时期，山西文水人武士镬是个大木材商人，早年“与邑人许文宝以鬻材为事，常聚材木数万茎……因至大富”。李渊晋阳起兵，曾得到武士镬财力上的支持，后来，武士镬累官至礼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其女就是著名的女皇武则天。宋代并州阳曲人张永德是经营茶叶的大商人，“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张永德财大气粗，宋太祖娶孝明皇启时，他“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结果，“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辽金时期，晋南的解州、绛州人多贩盐致富。这里列举的只是古代山西人经商致富的儿个例子。@pages@
历史上山西经商致富的家族们，他们“走远方，积金钱，夸耀闾里，外则车骑，入则广厦，交接缙绅”，是多么的气派，何等的荣光，谁人不羡!
正是因山西自然环境、经济条件不好，为生计所迫，再加上一些经商致富之人的荣光诱惑，所以山西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求富益货”、“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经商的思想观念。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山西人勇敢地迈开了双脚，不畏艰难险阻，或个人闯荡，或亲朋提携，或乡友引进，走向商途。走西口，闯关东，下江南，出玉门，赴蒙俄，渡东洋，成为当时山西人的时尚用语。由此，掀起了一批又一批、一辈接一辈的闯天下、谋生路的经商浪潮，明、清数百年间，络绎不绝，致富皆在千里或万里之外。当然，背井离乡，谋生在外，“必远父母，别妻子，离乡井，淹岁月，归来无时”。这要有一种自强不息，收闯敢为，不以艰难险附，执着追求的致富精神才能使然，否则不可想象。据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济易，俊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者，其常例也。”乾隆年间《太谷县志》卷三说，太谷县“民多而田少……故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干里，率以为常。土俗殷宫，实由此焉”。嘉庆年间《介休县志》卷四说:“介邑土狭人满，多挟赀走四方。山陬海澨皆有邑人，固繁庶之地也。”《明宪宗实录》卷二六0记载:“吾蒲(州)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以丁授，缘而取给予商计。”乾隆年间《直隶绛州志·艺文》卷十七记载：绛州“在古唐地，旧称土瘠民贫。迄今地狭土燥，民无可耕，俯仰无所资，迫而履险涉遐，负贩贸迁以谋生之计”。
山西人远走他乡外出经商者究竞有多少，迄今还没有据实的资料可以稽考。《清宜宗实录》载:“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南省各处贸易。”蒲州外出经商居民，明代已达男性的十分之九。张四维《条麓堂集》卷二十记载：“吾蒲(水济)介在河曲……计其挟轻资牵车四方者，则十室九空。”许多地方历史文献记载了平阳府、蒲州、汾州、泽州、太原府所辖各县“多商贾”、“重贸易”、“罔事本业”。徐宗亮《龙江述略》卷六中记述:“汉民至(黑龙)江省贸易，以山西为最早，市肆有逾百年者。”“辽东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过半。”咸丰三年(1853年)，在奉天(沈阳)官吏为山西商人扔炮助饷请奖时提出的掌柜名单中，就有太谷、徐沟、祁县、榆次、太原、交城、文水、平遥、介休、太平、盂县、广灵商人130人。这张名单提名的只是每个店铺的大小掌柜们，其中做伙计的山西人，又何止儿倍、十几倍于掌柜们的人数。在“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张家口上谷要地(旧称东口)，凡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予此，贾多山右”。 “所有恰克图贸易(中俄边境地)商民皆晋省人”。“兰州东柜茶商，多山西商人”。“西宁城内布商、杂货商，大多为晋商开办”。在西南打箭炉，“城以内所驻商贾，惟秦、晋两帮最伙”。在新疆巴里坤，“城厢内外，烟户铺面比节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在江南地方，当年康熙皇帝(《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九)巡幸江南后感叹说:“今肤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者，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清人徐继畲说:山西富户，“其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有八九”。《明季北略》记载:“湖北云梦城内多山西贾商。”山西商人，他们“贩绸缎于苏杭，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贩其它杂货于山东周村”，转而又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古等处”。广州、福州等沿海城市自辟为通商口岸后，晋商不畏艰辛，迅速介入其间，垄断了福建武夷茶对英的输出。此后，“又垄断了湖南、湖北茶向西北各省和俄国的输出”。在北京这个商业重镇，山西商人独占鳌头。据统计，整个前门大街80%是山西人所开的商号。山西商人挟资货贩四方，自明代已是“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足迹几半天下”。至清代，山西人经商更是“持筹握算，善臆屡中”“牵车牛，远服贾”。“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车辙马迹遍天下。与此同时，在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以及阿拉伯地区、欧洲、非洲都有山西商人的足迹。据1933年7月l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人之众。据当事者估计，这些返回的山西商人，不及在关外从商的三分之一。又据1920年阎锡山接见从俄国返回的晋商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l万人。
从上述一些有据可查的资料引证可以看出，明、清时代山西人远走他乡，从商闯天下者，为数众多，涉足地域宽广，是一切外域商人所不及，史所罕见的。（自张辉《晋商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