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罚问题，是人事管理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兴衰。因此，晋商无论是经营商号，还是经营票号，各家在其人事管理中，都十分重视对员工伙友的赏罚。他们奖勤罚懒，励优惩劣，赏罚严明。对有功者赏，加薪加身股，提拔重用;对不肖之徒罚，减薪减身股，直至开除出号，就事论人。不讲亲疏，爱憎分明，决不姑息。
晋商的赏罚理念是：鼓舞贤者，惩罚不肖，让贤能者奋起，使不肖者退下。晋商就是在这种赏罚理念的指导下严格进行人事管理的。
晋商在铺章号规中对赏罚有明确的规定。例如，复字号的号规中规定：职工做事出色，立刻破格提升，到账期加顶身股。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程度，或开除，或抹身股;如系赚劳金者，则减其劳金。倘顶有身股的掌柜违章犯规，随时可以降股停职。又如，大德通票号号规中规定:各码头勿论票贷、货务，虽以结利痞账定功过，原以激励人才起见，容之其间，大有分别，总以实事求是。果尔本处多利，他方未受其害者为功。倘有只顾自己结利，不虑别路受害者，殊乖通盘筹划，大公至正之意。此等办法，自有公论，兄等善自酌量，勿谓将来赏罚轻重不公也。赌钱之风，坏品失节，乱规误事，皆由于此。不管平时过节，铺里铺外，老少人等，一概不准，犯者出铺。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不须节外生枝，囤积货物，买空卖空。倘有一弊，必咎不宽。现下在号人位，无论与东家以及伙友等有何亲故，务必以公论公，不准徇情庇护。如有瞻徇情面，不肯举发者，则以共同隐匿论过。兹议此后各庄首领，正己率属，一秉大公，以除积习而防流弊，慎勿再藉厚道名目，彼此分润，而致玷操守。四年合账，依照旧章，惟每到二年，分功过励优惩劣一次。伙等果能遵行，不难破格起擢，倘有不循号规，与此反对者，则勿谓号中之待人薄也。
从上述号规对赏罚的具体规定不难着出，晋商从企业规制的角度，严格执行赏罚制。晋商在其商务活动的数百年间，一贯到底，始终如一地用赏罚严明的办法，兴利除弊，励优惩劣，鼓舞着大批的优秀人才，敬业尽职，使生意兴隆,事业兴旺发达。@pages@
李宏龄在其所著《同舟忠告》中，有一段关于赏罚的精彩论述。他说:“人才之兴，全凭鼓舞。若赏罚之际不能允洽，则贤能无由奋起，而不肖者则反得夤缘而进，成败所关，岂浅鲜哉!”他把赏罚的意义讲得非常明确。
晋商各商号或票号对某职工的奖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而:一是破格提升重用，安排相当的职位。一是加薪加身股，有的连届连加，对特殊成绩者连届双加。届是指每个账期，一般是三年或四年一个账期。一届账期增加一厘身股，或一届账期增加二厘身股。加身股是一笔很大的奖金。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讲:“在前清票号全胜的年头，以总号经理来论，每届四年一股(十厘)红账，可分一万六千到二万两白银，则平均每年可得四五千两银。”
据((山西票号史料》记述:宋聚奎在蔚泰厚票号30余年，初顶人力股时，只一厘，因他“为人精明强干，胆识出众，外庄结帮，结利超群，因而连账双加。至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算账，年才四十八岁，人股已达九厘，位至副经理”。宋聚奎受到的奖赏是连账双加，也就是每个账期增加身股二厘。按上述账期分红来算，宋聚奎每个账期就等于得奖金3000多两白银。但这是个静数，而他得到的是个动数，以后每届账期都要分利得奖的，那这个奖金数就更大了。按现代的说法，宋聚奎得到的是一笔巨额奖金。
据黄鉴晖《以稳健著称的票号经理高钰》一文讲，高钰因家道中落，改孺就商。于同治七年(1868年)进大德通票号，先后做学徒、伙友、分号经理。由于才华出众，40岁那年，即在光绪十九年(1893年)当了总经理。按各票号总经理的身股额来看，高钰应是身股一俸(十厘)。按一般票号规定，顶身股要在工作后的三个账期以后才能顶上身股。三个账期为12年。这样算来，高钰从顶身股一厘算起，顶到一俸全股(十厘)，几乎是连账连加。这也说明，因高钰的才华出众，工作有成效，大德通给予了高钰既破格提升，又连账连加身股的奖励。
再从介休蔚泰厚票号的东家侯荫昌聘用毛鸿翙任总经理来看，毛鸿翙从日昇昌到蔚泰厚任总经理时，顶身股是一俸(十厘)。毛鸿翙任蔚泰厚总经理后，全力以赴，锐意经营，发挥了才干，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把蔚泰厚票号经营成可与日昇昌匹敌的著名票号，后来，又帮助财东侯荫昌把绸布庄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四个商号先后改组为票号，号称“蔚字五联号”，并调兵遣将加强力量，使蔚字五联号业务蒸蒸日上，兴旺发达。侯财东为了表彰他对侯家票号事业的贡献，又为毛鸿翙在新泰厚票号顶了一个身股(十厘)。一个总经理连顶两个全份身股，这在晋商票号界实属罕见。
由于晋商在数百年间始终贯彻了人事管理中的赏罚制度，赏罚严明，执行有力，让贤能者奋进，使不肖之徒退下。所以，晋商人才辈出，舞弊者寥寥，事业兴旺，结利丰盈。（自张辉《晋商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