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遇是事物转折的契机和枢纽，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之。能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住机遇，巧妙、有效地利用好机遇，是经营者的洞察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以及综合知识水平的集中体现。机遇对人是平等的，人人都会有机遇，就看你能否抓住机遇，能否抓准机遇。谁抓住了绝好的机遇，就抓住了成功有利条件。明、清时的山西商人，他们具有远见卓识，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历史赐予的几次关键机遇，敢闯善为，不畏艰辛，勇于开拓，努力奋斗，锲而不舍，取得了成功，兴起于商界和金融界，最终成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大商帮劲旅。
抓住河东盐的产销机遇，发展壮大了自己，形成了山西最早的盐商群体 “晋商的经营理念”一节所述，河东盐是产于运城地区的安邑、解州间25公里长的一个天然盐区。河东历史悠久，但河东盐的生产与销售都归官方经营。随着盐池的生产发展，官卖制度已不适应生产与消费的需求。北宋雍熙三年(986年)，官府实行盐引制度，令商人纳课领引，贩卖官盐。这时一些山西商人抓住了这个机会，参与了河东盐的运销，出现了最早运销河东盐的山西盐商。由于官办池盐的生产，盐丁的生产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造成了官盐经常不敷配运的局面。明王朝建立以后，为了维持财政的需要，于正德年间后期(1518一1521年)允许部分商人自备工本参与盐池生产。此时，又有一部分商人抓住机遇，自备工本参与了河东盐的生产。这时候，河东盐从生产到运销都有了山西商人参与，初步形成了河东盐商群体。同时，也出现了拥有十余万两或四五万两银的盐商大户。清顺治六年( 1649年)后，河东盐的生产全部实行了“畦归商种”的政策，废除了官办制和盐丁制。山西商人又抓住了这个机遇，投资经营河东盐的生产。运城、安邑及其他地方的富室大户积极投资，从事河东盐的生产，到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据《山西通志·盐法》载:从事河东盐经营的晋商有513名。
抓住“开中法“机遇，到边镇输粮换引，形成了集粮盐于一身的晋商群体 明洪武兰年( 1370年)，明廷为解决北部边疆各边关镇守军马的粮草和装备需要，推行了“开中法”政策。明王朝建立政权后，北部的瓦刺、鞑靼以及东北地区的奴儿干都司等还经常侵扰，朱元璋一方面“广积粮，高筑墙”；一方面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九个边防重镇。此九镇史称九边，驻扎有863000余军士和342000余马匹，供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难题。明廷推行“开中法”政策后，晋商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依靠临近北边的地理优势和长久以来与北边少数民族贸易的传统优势，捷足先登。一批批山西商人接踵而至，或屯田，或输运，向边镇各仓输纳粮草换取盐引，集粮盐商于一身，从中获取了优厚的利润。明代有大小引之分，一般大引为200公斤，小引为I00公斤。明人顾炎武说，“永乐中，令商于各边纳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淮盐一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明人胡松说，“夫一引白得银六钱，积而千引，则可坐致六百金，万引则可得六千金”(《明经世文编》卷246，胡松《陈愚忠效末议以保万世治安事》)。不过，在实行中，中盐定例累有增减，但总是有利于盐商的发展。报中换引，其利甚大，当然商人乐于做。据《明经世文编》卷447 中说:“赖召买引，投济军需，岁有常额。往时，召集山西商人，乐认淮浙两盐，输粮于各堡仓给引，前去江南投司，领盐发卖。盐法疏通，边商获利，二百年来，未闻壅滞。”因大同、宣府、偏头关是山西商人活跃的边关，这三个边镇纳粮中盐，主要是淮浙、长芦、河东三种盐，因而山西除有原河东盐商外，明代又兴起了两淮盐商和长芦盐商。
明中叶，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在开中纳粮中出现的一些弊端，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变法，将开中纳粟改为开中纳银，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即以交纳银两换取贩卖食盐的盐引。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结果，使边商的大量积粟无法获得盐引。山西边商遇时而驾，紧紧抓住折色制的转机，及时转变经营盐业的方针，利用手中的资本，一部分商人迅速迁居扬州，大量以银换引，在以引销盐的过程中，进而向全国各大市场进军，由边商转为内商。两淮盐商聚集扬州，嘉靖时“西北商贾在扬州者数百人”。其中代州冯氏，太原阎氏，平阳亢氏，蒲州张氏等，都是山西人侨居扬州的大盐商。
从上述例证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山西商人正是及时、准确、巧妙地紧紧抓住历史赐予的机遇(当然不仅仅是这几次，比如，明隆庆五年抓住通关互市的机遇，大批商人涌向北边关市场，进行蒙汉贸易。清道光初年，抓住金融流通领域的大转折机遇，经办票号业，迅速占领了全国市场，解决了运送现银的沉重负担，实现了更为轻便快捷的金融流通，加速了各行各业的异地结算和资本周转，促进了经济发展，并领导了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进而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敢闯善为，发展了自己，打开了局而，获得了巨大成功，进而使山西商帮势力得到史无前例的发展壮大，成为明、清商帮中的一大劲旅。（自张辉《晋商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