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时计宜的谋略

    审时计宜而取胜，是晋商在复杂多变的商务或金融市场活动中，经营取胜的一个谋略，即在详细、周密地深入察看时势变化的情况下，决定采取适当的进退取胜的办法或措施。

    (一)顺应时势，开创票号经营之先河
   
    晋商第一家票号——平遥日昇昌票号，是于清道光四年(1824年)正式挂牌营业的，首任日昇昌票号大掌柜的是平遥洪堡村人雷履泰，财东是平遥县西达蒲村人李箴视。
   
    明、清以来，中国流通货币以银两为主，辅以铜钱。明、清时，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康乾盛世”，社会稳定，经济空前繁荣，商业、手工业更是兴盛空前。当时在商业领域，已有了晋商、徽商、龙游商、江右商、洞庭商、福建商、广东商、山东商、宁波商、陕西商十大商帮之说。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与大量的产品物流。这时，中国各地各行各业之间的物流结算通行银两。如果在不同地域之间结算的话，运送现银就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有人作过计算，若每年兑汇1.2亿两纹银，如果全部装鞘运，每鞘装银1000两，要装12万鞘，每匹马驮2鞘，需马6万匹。从这例计算中不难看出，运送现银耗费的物力、财力、人力和畜力，那是相当惊人的。另外，在运送现银的过程中，还有路途的劳累和气候变化的艰辛，再加上途中盗匪不时出没与袭击等不可测的风险。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唤着更为轻快、便捷、安全的金融流通方式的出现。这是当时全国的大局，金融流通中的客观背景。
 
    另外，再从微观的实际情况看，当时日昇昌票号的前身是西裕成颜料行，经理就是雷履泰。西裕成在北京设有分庄。当时，在北京经商的平遥、祁县、介休、太谷的商人不少。每到年关，经常有本县或临近县的生意人商议提出，由平遥西裕成分庄从北京为他们往老家捎些银钱——他们把银两交给北京西裕成分庄，然后写信，由平遥西裕成总号付给银两。这种方法便利、安全、信用可靠，所以逐渐来求两地拨兑银两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小部分汇费。   
 
    精明过人的雷履泰，从宏观背景到微观现实中，审时计宜，以鹰隼般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山西商号遍全国，全国各商号都有运送现银的问题。考虑到，异地拨兑，票据作凭，收取汇费，办法简便，安全可靠，若要创设专营字号，盈利可想而知。主意拿定，雷履泰立即征得东家李箴视的同意与支持，以霹雳般迅速运作，精心设计，快速将西裕成颜料庄改组为专营票号业，定号名为“日昇昌”(像旭日东升般昌盛)，并在平遥西大街隆重挂牌开业。雷履泰想大事，谋大业，志向高远，放眼全国，快速推进。他紧紧抓住战机，选派了一批精明强干、诚实可靠的伙友，带上号印和开办经费，分赴北京、天津、济南、西安、开封、成都、汉口、重庆、长沙、厦门、广州、桂林、南昌、苏州、上海、扬州、昆明、贵阳等各大商埠城市，如法炮制，广设分号，占领市场。实践证明，开办票号，异地汇兑，手续简便，信用可靠，利润空间很大，又易被商界和其它行业接受，发展潜力宽广。日昇昌票号在全国各地挂牌营业后，顾主益门，生意兴隆，经年发展，获利颇丰。
   
    日昇昌票号创办后的近十年间，仿办成风，晋商各东家及长江各埠之茶庄、典当行、绸缎庄、布庄、皮货行等，凡具备财力者，群起仿办票号。山西出现了平遥帮、祁县帮、太谷帮三帮票号鼎立的局面。江南出现了南帮票号。到2O世纪初，山西票号已经遍布全国，分号触角还伸向了海外的日本、朝鲜等地。山西票号称雄华夏百余年，促进了全国商品物资的交流，加快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进程，款项可称“汇通天下”，很快成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票号的存在，为山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理财人才。@pages@
 
    (二)政乱时局不受损，稳健善策做生意
 
    著名的祁县乔家大德通票号大掌柜高钰，是位善于审时度势，决断进退，以稳健著称的票号经营家。他在大德通票号做事50年，任大掌柜25年。在任期间，国内正值甲午战争、庚子事变、辛亥革命，还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但他不凡的阅历与文化素养，再加上聪颖敏捷，使其洞察时势详细、周密、深入，决断进退之策高人一筹。1900年，庚子事变之初，高钰为防止战乱损失，事前筹划，除令京、津、鲁等分号撤庄，以及各分号收缩业务外，并将各号现银都调回祁县总号。京、津伙友于8月底全部安全撤回祁县。是年8月，当八国联军攻陷京师，西太后挟光绪帝出逃西安，路经祁县时，高钰事先与随驾大臣桂月亭书信频繁，得知西太后到达太原、祁县的具体时间，便与县太爷商定，将西太后的下栩公馆设在大德通票号内，在下榻时又慷慨捐银1O万两(在太原时曾借给银30万两)，备两宫西行之用。由于高钰审时计宜，撤庄、撤人、调现及时，对两宫西行筹划得当，既减少了票号的损失，又赢得了官场的赏识。山此，“大德通”三字更是声名远扬，业务有所发展，盈利倍增。仅大德通一号，1908年账期分红，就盖利74万多两，每股分红17000两，分红额是空前绝后的。
 
    宣统二年(1910年)，清廷任命瑞徵为湖广总督。瑞徵由原江苏太松道，升江西按察使，后赣苏互调，又由江西改任江苏布政使。瑞徵与大德通票号素有往来。高钰通过各分号的报告，深知其人无能。当“清朝命瑞徵制两湖，公(高钰)觉清室无人，事必大变，故毅然决然，预作保守主义，力还外贷，以减架本，而实行收敛”。当时，多数人认为，高钰的做法与求利之道相悖，殊不知他的独到之见，是为了防乱避害。高钰的收敛之策施行完毕，辛亥革命即时发生。其他票号却犹然做梦，毫无准备，遭受损失严重，故多纷纷搁浅倒闭。惟大德通票号则处之泰然，伙友平静，无人逃跑，号内秩序井然，东家巨款支撑，信用支付照常，从而号基巩固。大德通票号能够屹然而立，实由高钰防患于未然，布置得法，而定不拔之基业。@pages@
 
   （三）审时而退守，不钻钱眼子
 
    祁县渠东家渠源浈，一生财运亨通，经商理财料事如神，决断进退出乎常人。渠源浈是渠家第十七代传人，人称“旺财主”，是经营茶庄的大户，亦是“三晋源”商号的大财东。渠源浈在“源”字辈四兄弟中出类拔萃。他经商理财，不管世事怎样沉浮，总是稳操胜券。
    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渠源浈投资白银30万两，入股平遥城内的“百川通”票号。该号是渠家三堂合股开办的。百川通资本雄厚，信誉卓著，承揽官家汇兑业务较多。据说，一些满族旗人也看上了百川通，遂将3000万两白银存入该号，并声称只要保住银根，利息分文不取。百川通因此大走红运。据《晋商盛衰记》载:“平帮之百川通，原本银10万两，作为10股，人力股20股，共分30股，而四年结账，每股获利2.23万两，共获利66万余两。”据估算，百川通在其经营的59年中，约可得红利600余万两自银。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账期，每股分红利近3万两银子，是百川通历史上分利最多的一年。
 
    就在百川通这届账期分红之后，渠源浈断然决然地将其股本全部抽了回去。他的这一举动，一时使商界哗然，连许多“明智之士”都感到大惑不解。但就在渠源浈抽回股本后不几年，百川通票号的生意已日渐不振了。渠源浈对这件事的说法是:买卖有挣必有赔，今天挣得多，明天赔得亦多。百川通的资本大多是满族旗人的，用别人的钱去挣钱，终究不保险。旗人有权有势，时间一长，见没挣钱，能不耍赖?发财总得有个够，挣到一定时候就应知足撤手。对这件事，祁县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旺财主，有眼力，经商不钻钱眼子。”
 
    梁源浈的撤股举动，决非偶然，是他审时度势、敏锐详察的必然结果。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两宫逃居西安，政局不稳，朝廷根基已大大动摇。晋商多家票号纷纷搁浅倒闭。这一切，对于料事如神的渠源浈来说，是情理中的事，及时撤股，是他默察形势后所采取的退守谋略。（自张辉《晋商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