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诺思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共同决定经济绩效。这是因为，观念意识构建了人们理解周围世界的主观框架，含有规范性的内容，它能用来解释世界是什么和指导人们应该做什么。
在纵横明、清商界的五百年中，晋商把商人的伦理道德和经济效益有机地融合起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仅靠谋略权变制胜，还靠诚信开路，以义制利，用信义折服天下人。在晋商分号“遍天下”的商业活动和交易之中，尚无政府的商业立法进行外部的法律调节。在国家商法处于“真空”状态之下，道德理念、文化传统等社会意识便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对晋商的行为起着决定性的规范作用。他们的经营活动同传统文化所提供的道德理念和经营价值观密不可分。在传统文化的孕育下，饱受儒家“仁义、礼、智、信”浸润的明、清晋商，以其智慧,从儒学中体味出了相当精到的经商秘诀。在此基础上融入了道家、法家的众多学说思想，形成了自己诸多的经商理念。在他们的经商实践中既体现出“无为”而治的道家和信赏必罚的法家管理智慧和谋略，也体现了信义、忍让、大度、宽容、厚道等儒家的思想。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组成，而传统文化作为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属于非正式约束的范畴。从历史发展来看，在明确的国家政策法规设立之前，人们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靠作为非正式约束的传统道德来维持的。因此，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沉淀，在晋商的经营活动中兼有伦理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双重作用。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晋商在数百年间把信用看得高于一切，并以诚信笃实、义孚天下的形象，称雄大江南北。他们认为“诚招天下客”，“信纳万家财”，诚信不欺是经商长久取胜的基本因素，信是处世立业的基础，是人际关系的美德，“言而信”、“言必信”是经商者必须遵循的准则。“经营信为本，买卖礼当先”，“童叟无欺，诚信为本”等商谚，都是经商重信的经验总结，并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深知，只有讲信用，重诺言，不欺不诈，人们才愿与之交易，一旦信用丧失，必然招致失败。在晋商看来，经商虽以盈利为目的，但凡事又以道德信义为标准，经商活动虽是“陶朱事业”，但须有“管鲍之风”。对待顾客、商家，无论大小，都应以诚相待，销售商品绝不缺斤短两，如发现货质低劣，宁肯赔钱也绝不抛售。
商业盈利靠商品的质量和服务来取得，永保信誉，才能成功。诚信不欺，利以义制是晋商经营活动中严格遵循的理念。明代晋商王文显就经商信誉教育其子时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故虽利而不污。”晋商对关公宗教般的信仰，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关公是诚信忠义的化身，是道德、伦理、人格、价值观念等方面最优秀的典范。关公的言必忠信、行必笃敬的品格，可以作为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和伦理道德的脊柱。这样，在晋商中洁身自好就成为一种风尚，很少听到有人舞弊不信之事。若有人一旦失足，遂为同行所不齿，乡里所鄙，亲人所指，失去营生，就业无门，再无颜回归故土。故不信即自毙，人人戒之。
山西商人认为“勤以致富、俭以养廉”。故而在创业时克勤克俭、节衣缩食、虽富不奢。各家商号为保持基业历久不衰，都十分重视本号勤俭经商的传统教育，让众人居安而思危。同时，把信誉第一、“不欺”为上的职业道德观“根植”于脑海、体现于行动。当新顾客不了解大盛魁经营作风、怀疑鞋底以草纸代布时，伙友便当众用刀将鞋底砍为两段，以示真伪;当乔家复盛油坊的伙友图谋厚利往油中掺假被发觉后，自然严惩不贷，掌柜还派人火速将货调回，另行换装;当“七七事变”日寇入侵，天津危急，市井大乱时，各商家都携资载货四处亡命，而山西银号却在张贴通告，敦请存款户速来兑现结算……
勤俭、“不欺”、视信誉为生命，使晋商赢得了“良贾”美誉。既不瞻前顾后、又不左顾右盼，一意沿着自己选定的经商轨迹前进。如此执著追求，焉能不富?
急功近利、投机取巧为商家大忌。如此经营，可能奏效于一时，历久则难以“长寿”。为此，晋商在“角逐”甚烈的商界着实用足了手段，千方百计，通过各种途径打天下、创声誉。仅以响应商品经济召唤、先于票号破“土”而出的山西银铺、钱铺和钱庄来看即可略知一二。
明、清时代中国币制混乱。制钱、银元、银两并行不悖，比价波动无常，元宝、银锭、大条、碎银的质量、重量各不相同，行使诸多不便。于是，钱庄的前身——钱铺、银铺(亦称银楼、炉房、银局)便应运而生，专营货币兑换、签发钱帖(即钱票)和存放款业务。清时的北京强手如林，“京城内外，钱铺不下千余家”，近前门、哈德门一带就有二十余家，最大者首推位于东四牌楼的恒利、恒和、恒源、恒兴等四家联号。以内务府外账房自居的“四大恒”财大气粗、声势显赫。北京各银铺、钱铺买卖金银、制钱，出据银票、钱票以及存款放款均惟其马首是瞻。然而，晋商举办的“泰原钱铺”却不畏强手，以信誉为本，登台“打擂”。逐渐由小到大、发展成与“四大恒”分庭抗礼、共执牛耳的著名钱铺。
“泰原钱铺”本为西华门南长街一所破庙内的小布行。掌柜见“四大恒”等经营钱业获利丰厚，遂“改弦易辙”，向步军统领衙门交纳纹银五百两，领了个钱幌子悬于庙外。为了树立信誉，“泰原钱铺”每出一张银票，必根据银票面额包起等量现银封存于土窖库中。某年，一位旗人将现银十万两存于铺内，追至六年后提款时，当初存银竟原封未动，“完璧归赵”。“泰原”此法可谓笨拙，但用心良苦。字号信誉由此昭彰于世，存款者蜂拥而至，应接不暇，大有超越“四大恒”之势。
声誉鹊起的“泰原钱铺”与“四大恒”几于并驾。“四大恒”卧榻之侧其能容得他人鼾睡!故而凭借自己所把持的钱市开盘大权，对“泰原钱铺”极尽排挤、倾轧之能事。甚至当“泰原”因“四大恒”管事因故未到而偶开行市时，也遭痛斥，并强令停止。“泰原”对欺行霸市者也不示弱，暗地里陆续积存“四大恒”银票二十万两，某日赶着骡车到“四大恒”兑取银票，声明全部兑现。当时，如出票家兑现稍迟，就算无信用坏了字号，致使“四大恒”一时手忙脚乱，从此不敢轻视“泰原”。“泰原”这才在京扎稳了“营寨”。（自孙建中《诚信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