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善商，山西人经商的历史优久。
晋商在明代就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到了清代进入鼎胜时期，成为当时中国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潮商）之首，在当时，晋商富甲天下，毋论商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均称雄一世，声誉空前，“执中国金融之牛耳”。 晋商经营范围很广，商品经营有颜料庄、绸锻庄、茶庄、布庄、盐局、百货等，货币经营有当铺、帐局、钱庄和票号。晋商之所以能够弛骋天下，与他们长期形成的所谓晋商文化有直接关系。
一、艰苦创业。山西商人自明代“西至洮陇，逾张掖、敦煌、穷玉塞、历金城、已转而入巴蜀，沿长江、下吴越、已又涉汾晋、践泾原、迈九河，翱翔长芦之域，足迹几半天下”。至清代，山西商人更是持筹握算，善臆屡中，牵车牛、远服贾，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车辄马迹遍天下。 山西商人不畏千里跋涉之艰难阻险，不畏万里之外乡风、民俗、习性、语言之障碍，不安于本土贫瘠苦寒的生活现状，离亲别子往走四方，为追求功利而积极进取。其志向之高远、胸怀之博大，堪称商界首曲一指的佼佼者。时人赞叹他们甘劳瘁、耐风寒，即使筑城驻兵之处亦建室集资；行营进徼，亦尾随前进，虽锋刃旁舞，人马沸腾之机，未肯裹足。
二、笃守信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山西商人身入财利场而不污，守信耐劳，谨后重义，被誉为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之气。他们重商誉、以诚信取胜，他们经商虽以营利为目的，但凡事以道德信义为根据，故力能“通有无、近悦远来”。其处身主业之道与士无异。
三、崇商观念。自明代起，政府改变了“重农抑商”的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社会舆论也有所转变，自古多商人的山西，变化尤为显著。特别是嘉庆、隆庆后， 山西不少地主 越来越热衷于工商业，一些知识分子也违背“圣贤”教导，弃仕而从商。由于省内经商者多，重商之风也随之浓郁起来，形成一个观念，即∶荣光莫过于经商。所以，晋中有∶“生子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好好写字打算盘，将来住个茶票庄”的谚语，纵使经商者要栉风沐雨，奔波四方，跋涉万里，常年背井离乡，但当地不少女子并不以为然，甘愿以身相许而受多年分离之苦。平遥、祁县、太谷等以商为生者，在许多村庄里占成年男性之半。忻县、定襄、汾阳、孝义、临汾、侯马、永济等县经商者也为数甚多。故当时山西有以商为本之说。
四、严于管理。晋商健全的组织 、严谨的号规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为其它地方的商人望尘莫及。 各商号或票号对可能发生的陋习劣迹，均有成文规定，如宿娼纳妾、酗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外出、擅自开店、投机取巧、蓄私放贷、买空卖空、款借亲友、挪有号款、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均在严禁之列。倘有违者，依规议处，直至开除。号规严格执行。 在用人制度上晋商也有一整套规定。如对学徒的选择，培训及选贤任能、奖惩制度极具特色，经验十分丰富。实施结果，使全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人人勤奋，杜绝了因人用事等弊端，使根基日固。任用分号掌柜，唯贤事举，被选者必须是本号学徒出身，学过业务，头脑清醒，精通本行全部业务，具有吃苦耐劳精神的佼佼者，各具重望。所订的奖惩条例，上下遵守，无人例外。
五、帮团精神。晋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巩固已获得的商业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联结起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形成 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晋帮、西帮）。
除此之外，晋商的诸如善于捕捉商机、善于应变图存、善于与当时政府攀附等一系列因素，与晋商弛骋华夏、名扬四海不无关系。
忆古思今，思绪万千，尽管晋商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有许多地方应该摒弃，但也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后人去借鉴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