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昇昌”后院的正中屋檐上的“汇通天下”匾额，所有去过“票号博物馆”的人想必都看到了。导游会告诉你:这是道光皇帝的手笔。你能相信吗?
道光皇帝果真题词了吗?
按照一些资料的介绍，故事是这样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遭受失败，按照中英《南京条约》，中国要赔款两万一千两银子，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列强第一次赔款割地。妄自尊大而内囊空虚的清王朝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一时慌了手脚。根据条约规定，赔款要按期在上海交付。清王朝哪有那么多资金?当时的国家财政是靠各省每年上缴国库税银来维持，两万多两白银的赔款只能向各省摊派，如何按时运到上海也成了难题。雷履泰得知这一消息，就和清廷大员联系，表明“日昇昌”愿意承揽这一汇兑任务。消息传到官廷，道光皇帝和众大臣并不相信“日昇昌”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但时间紧迫，清廷又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就交给“日昇昌”试试吧。没想到“日昇昌”靠各分号运作，按期完成了任务。消息反馈于北京，道光皇帝很吃惊，感叹地说：“好个京都‘日昇昌’，果然能汇通天下!”后来，这句话又由大臣们传递到雷履泰耳朵里。雷履泰想，这是难得宣传票号的机会。皇上金口玉言，这话传出去该有多大的广告效应!于是他不惜重金贿赂清廷官员，帮他请道光帝给“日昇昌”题写“汇通天下”四字金匾，没想到道光帝果然答应了。于是，在北京“日昇昌”分号门额上就悬挂上这块金字匾额。
这段轶事，自然是口口相传，没有什么文字依据。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断倒不是没有可能。这是“日昇昌”票号第一次染指朝廷的汇兑业务，意义非同寻常。从票号事业发展的角度讲，能做皇家的生意，靠官势壮大商势，取得一些商业特权，肯定是省力又赚钱的买卖，何乐而不为呢?从市场运作的规则讲，当然就另当别论了。
不过，这段不见经传的说法，还有许多疑点，甚至是常识性的错误。有中国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南京条约》有一重要规定就是开放五口通商。这五口中的上海，也就是上面说的缴款地实际上还不是国际贸易中心，因为上海当时还没有开埠。1843年11月17日，《南京条约》后上海才正式开埠。更重要的是，据资料记载票号此时还未在上海设庄，怎么可能将各地的赔款银子汇兑过去呢?上海具有海上贸易中心的位置，国际货币清算中心由广州向上海转移的时间是19世纪60年代初，此前，票号在“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中心是苏州，据统计，1872年上海已设立票号的有“日昇昌”、“蔚丰厚”等二十二家，并成立了“山西汇业公所”，但在1843年前后将巨款汇往上海根本就没有可能。
另外，《南京条约》并没有写明交款地点，也不是一次缴清。数量是两万一千两银子，还需要折算。这对于刚刚成立二十多年、和外币未必打过交道的“日昇昌”来说，是否现实也是疑问。对于道光字迹，也需要有研究的书法家做鉴定。所以，“道光题词说”疑问多多，难以当真。但如今蓝底金字的“汇通天下”的金牌匾挂在那里，不论究竟是谁写的字，用它来形容票号的实质和历史功绩，实在是最确切不过了!又何必非弄清当初原委呢?（自赵荣达《金匾背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