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水千庐合，汾桥万国从”，盛唐诗人王昌龄面对晋阳城繁华开放的壮观景象，曾经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其实，何止是唐朝，当我们把太原放在中华文明5000年的历史背景之下，廓清蒙在太原身体上的历史尘埃，就会发现古老的太原，其实就是一个充满生机、开放多元、豪侠刚健的名城。独特的地理环境，加之民族大融合的熏陶、频繁的战争锤炼，使太原成为中国古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交流的大熔炉。
太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开放的历史
自古以来，太原就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错，汉民族与游牧民族交往的枢纽与舞台。每当中原王朝强盛时，农业区域便向北发展，影响和接纳靠近中原的游牧民族，促使其接受先进的农业文化，化牧为犁。统治者出于缓和民族矛盾的考虑，有意识地将部分游牧民族迁入汉民族农业区，使大批少数民族融合进华夏族大家庭中来，太原成为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中原适宜的气候与丰富的物产，总是吸引着游牧于北方大漠的少数民族，当中央政权衰落时，分界线以北的游牧民族便乘机南下，建立政权。这时，太原又成为其南下途中首当其冲的桥头堡。太原自古以来就处于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相碰撞的接合地带。这种历史定位决定了它不可能封闭，而是积极地开放和主动地接受。
从夏商周开始，太原地区始终是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往要地。太原地区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4次大的民族融合。春秋战国时期汉民族向北开拓扩张时，与活动于太原地区的戎狄几经战争与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匈奴等5个主要游牧民族的交往；隋唐五代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以及宋元时期与辽、金、西夏、蒙古等的入侵与统治。为了巩固统治，缓和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占据太原的政权在征服战争之后，往往采取民族和解、民族共存的政策。到元代末期，太原地区的各民族大致已经完成融合，汉胡之间的界限，特别是文化上差异渐少，生活习性趋同。出身异族的军阀不仅名字汉化，甚至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
太原处于北方畜牧文化与黄河流域农耕文化接壤过渡地带，这种经济地理环境，决定了自古以来，太原地区就兼具畜牧经济与农耕经济形态，具备相对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积累了较为发达的物质生产技术与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粮食与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基地。而北方游牧民族自古逐水草而居，一直依靠商业贸易、战争掠夺解决其日常必需品的消费。这种差异性导致汉民族与游牧民族很久就在山西，特别是在太原地区展开贸易。两汉时期，太原商业贸易主要是盐铁及其它日用品，太原等地的粮食也经汾河漕运长安。两汉与匈奴时有战争，但双方的商业贸易也较频繁，多在边关进行，称为“关市”。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奢侈的生活及国家求取财富的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促进商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西晋时，一些官僚贵族还亲自经商。当时，商人地位有很大提高，商业异常活跃，贸易异常繁荣，太原逐渐成为当时北方的贸易中心城市。在北齐，太原城内已经出现了依靠租赁店铺而获取利润的人。太原也是各地物资集散、珍宝荟萃之地，大量的畜产品、美酒及金银珠宝在此交易。除国内贸易外，太原地区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往来也很频繁。北齐时，中亚、西亚人出于逐利的需要，成群结队，络绎而来，在太原等地进行贸易。政府还设立专门供西方商人开展贸易的场所，大大便利了来华外商的生活和商务活动，促进了中外贸易的发展。隋唐时，以太原为中心的交通也非常发达，向西南可通长安，再西出则为古丝绸之路，向南可通洛阳，东出井陉关可通北京、辽宁、朝鲜、日本，极大地便利了太原与各地的贸易与联系。宋元时期，太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贸易往来增加，成为南北货物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明清崛起的以太原地区为主要活动基础的山西商人，辗转万里，纵横欧亚，开中国内地开放之先河。
太原历史上对外开放的文化特点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历史赋予了太原这样开放互动的历史品格。这种历史品格又塑造了太原人卓尔不群的文化秉性。
战国时期的赵国初以晋阳为都城，经过四世的东征西伐和纵横捭阖之后，拥有了广阔疆域。为了适应赵国参与战国列强间政治、军事、外交角逐，称霸中原的需要，赵国先后将国都从地处山西腹地、赵国西北之隅的晋阳迁到中牟又迁到邯郸，实现了政治中心的战略转移。此后，赵国逐渐称霸战国七雄。南北朝时期的北齐，尽管以晋阳为事实上的首都，但始终以邺为首都，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反而是当北齐统治者沉溺于晋阳的锦绣繁华，终日享受，不思进取时，招至北齐政权的灭亡。隋末，李渊父子坐镇太原，并没有被太原的繁华所陶醉，而是胸怀天下，韬光养晦，静等时局之变，终于拥兵而起，走出太原，一举夺得天下，开盛唐之百年基业。五代十国中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以太原为根据地，进行割据后，才南下定都于洛阳、开封。实际上是太原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斗争。因为走出去了，斗争的结果往往以山西割据的胜利而告终。
太原人自古就有改革创新的精神。在政治方面，包括太原在内的三晋大地很早就是革新的热土。春秋时期，在领土扩张与势力的角逐中，晋国较早冲破了西周礼制的束缚，封建因素最早从晋国萌芽。普遍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宗法制度的解体，在晋国早在春秋中期就开始解体了。这是对旧体制的一种“革命”，表现在国君承袭中支庶对正嫡的替代；公族日益衰落，而与国君少有联系的卿族一跃而成为活跃于晋国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争战中，只有少讲宗法世袭，多讲才能贤德者方能取胜。如赵盾、赵无恤皆为外族妾、婢所生，按周礼宗法制度是不能继承爵位的，但是他们恰恰成为爵位的坚定继承者。赵国也是中国变法革新的发源地之一。赵国崇尚法制，土地私有制、郡县制、实物租税制度以及军功赐爵代替世卿世禄制等封建因素都较早地出现于三晋大地。经济制度上，早在春秋晚期，晋国六卿中的赵氏已经废除井田制。改用240步的大亩制，适应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秦后来吸收了赵氏改革的经验，并进一步加以发展，为秦国物质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在与戎狄的较量与交往中，在军事上实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推动了整个中原骑射的发展，标志着我国进入了骑战时代，是中国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以少数民族入主太原的北齐在汉族制度上大胆变革，在制度上多有建树。北齐的祭祀、婚嫁、饮食、朝会等方面的礼仪制度多为唐人继承与采纳。北齐在吸收汉服的基础上对胡服进行了大胆的革新。当时流行的上衣下裤的服制是中国服饰史上的一次重大的革新，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中唐时期在诗坛上掀起的革新运动，其主题是将《诗经》同唐代现实主义的一次融汇。太原诗人白居易是这场革新的主将。明清活跃在太原地区的晋商，一改中国商人徘徊于国内贸易的局面，开辟通达俄罗斯的万里商路。其在商业贸易运作中，创立的种种新的管理制度，科学性、严密性，不亚于当代的跨国公司。其对贸易交往中诚信的大力推崇，为当今商业发展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建立的中国最早的金融组织———票号，更是适应了明清经济发展的创造性的金融组织，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叹为观止的篇章。
太原自古就有兼收并蓄的胸怀。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夏商时期，太原地区与四周文化的交往就很明显。太谷白燕遗址四五期文化中有许多因素与二里头或二里岗早期文化的因素相同，同时也受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及鄂尔多斯文化的影响，在太原南郊出土的春秋赵卿墓，其中有不少青铜器物兼具中原文化和草原文化的特点。在太原近年来陆续出土的北齐墓中发现了大量壁画，画中具有浓郁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节奏明快、多姿多彩的西域乐舞从北魏就开始涌向中原。史书记载，北齐胡乐盛行，后主高纬“唯赏胡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末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特别是在虞弘墓中，发现了高鼻深目虬髯的古代西域甚至是波斯人以及反映其生活习俗的石雕，显示了隋代太原人对西域等异域文化的认同与欣赏。公元三世纪以后，大批中亚粟特人由于商业上的原因和本民族受到突厥、大食等势力侵袭，向东迁移，在中原不少地方随处而居，形成聚落，这些聚落由胡人集团的政教大首领、“萨保”主持，太原成为当时中原地区为数不多的几个接受并流行袄教的城市之一。北朝隋唐时著籍太原的粟特人数量相当多，从史料上可以看出的就有翟娑摩诃、翟突娑父子及安师、康达、康武通、何氏、安孝臣，他们的祖先是西域昭武九姓。他们有的入仕北魏、北齐、隋唐各级军政机构，有的一直以商业民族的形象活跃在古代太原社会，以后都逐渐融入了太原本地。隋唐时期，太原人也积极接受来自西域的各种风俗习惯。据《南部新书》记载，唐太宗“收马乳蒲桃种于苑，并得酒注，仍自损益之，造酒成绿色，芳香酷烈，味皆醍醐，长安始识其味也。”由此，“葡萄美酒”盛传于唐人之口，甚至于传到了河东太原。当时，当地也出产一种名为“燕姬葡萄酒”的美酒。
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之间的差异导致汉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往物质重于文化，贸易多于交流，在太原地区这一过渡区形成了务实的传统。表现在文化上，汉胡民族对各自文化的学习与取舍是比较实用的。如中原先进文化给胡人影响最大的首推儒学。那些曾行于南方的玄学过于深奥玄虚，胡人不易领会，而儒学中的安邦治国思想及纲常伦理大义，既好把握精神实质又适合建立政权的需要，故在太原地区受到推崇。与游牧文化中重实粗旷的社会风气相一致，那些以修福事功又简便易行为特征的净土宗等佛教宗派在北方特别是太原地区大为流行。而道教因为提倡尊君和重视外在的宗教形式，历史上一度被北方胡族统治者奉为国教。诸如此类务实的传统，影响着太原人，形成了太原人注重实用、主张务实的人生观与价值判断。他们大多不是投身政治或苦读圣贤书，求取功名；而是为了自身生存，跋山涉水，从事贸易，或“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投身戎马倥偬之中。
太原在历史上对外开放的原因
太原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开放史。即便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封闭、最保守的时期，太原与外界的交流也不曾中断。此种态势的形成，即有太原自身的因素，更离不开外部宏观背景的影响。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中华文化致力于大一统的努力是太原对外开放的历史背景。自西周起，追求大一统便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孔子著《春秋》，开宗明义即称：“王正月”。《公羊传》释之曰：“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先秦诸子虽然盛行百家争鸣，但对于政治理想，却大都推崇“大一统”。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被推崇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的高度，并逐渐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人们追求和珍惜统一，将统一的时代称作“治世”，而将分裂的时代称作“乱世”。在任何时候，制造分裂的言论和行动都要受到人的唾骂。在历史上，任何一个割据势力都不肯长期偏安一隅，无不殚精竭虑，把统一天下视作最终的归宿。正因中国文化具有追求大一统的内在驱动力，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历史，分裂的时间短，统一的时期长，统一终究是无可抗拒的历史大趋势。中华各民族追求统一的过程，就是融合各民族，开放交流的过程。太原的对外开放正是这一历史洪流中的一支。
自秦汉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中厚德载物的精神追求和“和同为一家”的民族观，是太原对外开放的思想基础。这种以宽厚的态度兼容不同事物的民族观和价值观，为各民族间的融合和吸收外来文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素质和精神基础。入主太原的游牧民族一旦接受了华夏文明，很快便被接纳进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太原历史上几次大的胡汉文化融合，都是这种和同为一家的兼容精神的生动体现。
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游走四方的文化积淀，是太原对外开放的原始动力。历史上，在太原地区与汉民族融合交汇的基本上都是逐水草而居，在辽阔草原上四处游走的游牧民族。马上民族带给太原人的不仅仅是胡服骑射，易冠移礼，在文化性格上也逐渐塑造着太原人尚武游侠的精神、奔走四方的个性。历代太原人普遍追求奔赴边塞、建功立业的宏图壮志。这是太原多边塞诗人，多出游侠，多出豪杰的主要原因。古代太原地区物产丰富，农业手工业发达，周边地区物质财富相对贫乏，因此，自古太原人就有了从经商与贸易中讨生活的人生观。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太原又迎来了与西域文明的大交融，特别是素有“古代世界商贩”的中亚粟特人的络绎而至，带来了异域的物产与风俗习惯，也带来了长途贩运逐利、跋涉交换贸易的文化与价值观，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太原人四处周游、贸易经商的文化性格。
作者：吴国荣 王冰，摘自《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