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 与后土文化之研究方向

内容提要:本文高屋建瓴,精辟地论述了“扬德”与 “精神”、资源与品牌、观念与提法之间的关系,指出了在经济全球化的宏观趋势面前,如何根据后土文化研究的方向,进一步弘扬中华文化的历史性课题。

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已是世界经济的客观趋势,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为世人所关注。面对这样的机遇和挑战,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如何在继承发扬自身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加焕发勃勃生机,无疑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特别是学术、文化界以及关心中华文化的国际友人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基于此,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后土文化之研究方向如何确立,也成了一个必然的新的命题。

我们特别欣喜地看到,山西运城市各界有识之士,尤其是万荣县的主要领导,对后土文化之钟爱,对后土文化研究之深入,是很难得的，也是很鲜见的。当地政府把一种文化现象上升为一种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战略方针,应当说这是一个独特的发展思路。本人有幸参与了其中的一些活动,引发了一点思考,爰书其要愿与诸同仁共研之。

“扬德”与“精神”

道德、精神是世界两大文明成果之一精神文明的范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多元性世俗文化。儒家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由于它强调仁政、礼治、稳定、重礼、重义、重教,是一种社会性很强的人文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性表现于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及其它地区文化的交融共生,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共存,以及儒家与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的竞争共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些特性,无不从后土文化那里找到其衍生、发展的依据。

颂扬后土美德 光大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既是一个主体范畴,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精神是民族历史主体所具各的,是在民族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中存在并且长期发挥作用的主体精神;民族精神是在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民族精神以民族的文化精神为表现。天下为公、忧国忧民、厚德载物、和而不同、勤劳节俭、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草命传统精神,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和开拓创新精神等当代文化精神是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进步的精神力量,是建设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而聪明智慧、勇敢无畏、勤劳刻苦、开拓进取,热爱和平、维护正义,泽被万物、造福人类、无私奉献、忍辱负重、懿德垂范、漠视名利的伟大“女娲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成为鼓舞世世代代中华儿女自强不息、永远前进的伟大精神财富(孟繁仁:《中华之母女娲文萃》)。

“华夏民族从后土女娲时代开始,已经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自觉。我们不妨就称它为‘女娲精神。’……其精神传统主要表现在:坚韧顽强的进取精神、宽厚博大的仁和精神、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 (李思义：《重新找回后土女娲的历史地位》)。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仅文化的民族性不可能消失,而且民族主义思潮会长期存在,有时甚至会大大强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文化不会全球化,更不会‘一体化’,民族主义依然存在……”(中山大学李宗桂：《经济全球化与民族文化建设》)。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脊梁。实践经验证明,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民族素质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几者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价值指向和标志,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建设,民族精神的现代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要科学地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光大民族精神,就必须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继承与创新,这就是我们颂扬后土圣母美德的深刻意义所在。

弘扬中华土德 重塑人文精神

《易》曰:“地势神,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华民族在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华土德文化,即“容纳万物而不弃,承载万物而不怨,孕育万物而不取”。中华土德文化也集中体现了儒教文化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人文精神的内涵。中国人文精神就是孔子的“仁学精神 ”,是人与人之间,乃至国家间、民族间、宗教间、文化间的相接相处之道,以及人类与动植物、人类与自然的普通和谐之道。“仁”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内核,而中华土德的核心是“仁”。此不仅是协和万邦、民族共存、文化交流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智慧。

信息化、网络化、知识经济的降临;跨国贸易和投资、通讯、运输、旅游业的蓬勃兴起;文化、体育、娱乐活动的举行等,完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外在面貌。自然的隔绝被彻底打破,世界更加一体化,“地球村”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人类物质和精神的基本需要没有改变,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欲望无止境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伴随一体化过程,贫国富国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的

依附性加深、加重,有的已被抛到了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的边缘,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有更加强化的趋势。对利益的追逐,使不同宗教、不同族群、不同国家之间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行为模式等的差异、对立日益尖锐化。缺乏相互理解、体谅,成见、隔膜、歧视、敌对、仇恨与历史积怨难以化解。动乱、冲突、战争、恐怖主义活动不断。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弱肉强食的残酷现实,依然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

    面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文明与文明的矛盾和冲突,是继续选择利己主义还是选择共生主义的问题,使人们开始回望东方,重新评价儒学的地位和“仁”学的主张。也同时仰视中华土德的伟大,进而敬慕中华后土圣母的崇高品德。

资源与品牌

可持续发展战略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这也是二十一世纪的一大成果。进人二十一世纪,它理应进一步得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构成发展的基础是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而这些资本在发展的过程中处于一种难以自拔的境地，这就向新世纪的人文发展提出挑战。

而后土文化的研究也必须迎接这种挑战。不然后土文化的研究就变成了考古研究,不能衍进为当代社会的

先进文化。面对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后土文化宜从开发资源和打造品牌上入手。

女娲作为远古时期母系氏族社会出类拔萃的首领,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黄帝为之建“坛 ”，汉武帝为之修“祠”，宋真宗为之立“碑”。而祭祖圣地山西万荣，也因之恩荣万世,这是极为可贵的资源。目前,万荣县人民政府在财力极端缺乏的情况下,斥巨资恢复后土祠旧貌，又举办“癸未华人祭祖大典”活动，以祈重光昔日的辉煌,这无疑是理智和聪明的选择。

打造黄河岸边的女神和围绕“土”文化做文章,是开发后土文化的“两张牌”。

美国自由女神像是美国人的精神象征,长城、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而中国人的精神象征,若以后土女神为载体其意义是极其深远的。近闻有人策划在山东省东营市的黄河人海口,投资1亿多人民币建造黄河女神像,高度为120米,超过108米的南海观音。这一方面可视为后土文化的延展,另一方面显然是对万荣后土祠的一个挑战。但是如果将这尊巨神(黄河母亲像)与后土圣母结合起来,将黄河入海口与汾黄交汇处结合起来,也是一桩大好事。就会把东营、万荣两地的旅游带动起来。当然,这需要策划、需要努力争取。

所以,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利用资源打造品牌的问题。资源是共享的,品牌却是独有的。比如万荣还有个 “三王故里”,除万荣人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三王”为何人?还要听完解释后方知是谁。如果改为“王勃故里”

,恐怕就变得妇孺皆知了,这就借了唐诗家喻户晓的 “光”。而知唐诗者,何人不晓王勃。诸如此类,将资源优势,变为品牌优势是取得长足发展的有效途径。殊不知,因为祠迁京都,后土圣母也销声匿迹,这既是历史的悲哀,更是最直接的警示。

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推广的《中华故土地图》(2002年春节晚会的节目之一),未到后土祠取土。一方面说明推广者本身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了解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后土文化宣传推广不够。近期搞了几次土地文化笔会,实事做了,但还要想办法造成轰动效应。要将“后土圣土”作为载体,传播后土文化。

观念与提法

在前述内容里指出的一些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了观念问题,这里不妨专门进行一下探讨。

（一）注意学术研究上的两种倾向

1、“与时俱进”的时代意义

一方面我们将优秀传统文化,衍化为旅游文化。将 “后土文化”包装成为旅游产品,进行推广、销售。

另一方面我们将后土文化融人世界文化,以音乐、影视、戏剧、舞蹈、雕塑、绘画等形式,进行国际交流。

再者,发掘寻根文化。使后土文化成为联系全球华人的情感纽带,成为海峡两岸同根共祖的情结。这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2、“引经据典”的佐证意义

在研究“后土文化”中避免就研究而研究的倾向。我们要考证的内容很多,关键是要归纳、提取与世界文化接轨的重大问题。如“脽”地,事实上是后土圣母在汾黄交汇之地,繁衍生息人类之地,但更重要的是这里水草丰茂、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环境优美,给我们提出的是一个人居环境的重要理念。又如后土圣母抟土造人的性文化意义,相对于文学题材而言,“爱情或情爱是永恒的主题”。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只要有人类繁衍 ,就有性文化的存在。国外有“亚当夏娃”,中国有“女娲伏羲”。

(二)注意观念提法上的两种倾向

1、“民族的就是世界的”

我们首先应当肯定后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后土文化不是“山药蛋”,不是土特产。后土文化是开放的文化。要研究关公的民族性(关公一武圣人一异化为“财神”),研究王勃的民族性,后土祠的民族性。孔子已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孔子既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世

界人民的,孔子故里曲阜也就自然成为东方朝圣(孔圣人)之都。所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首先要坚持民族性。

2、“后土文化包含一切文化”

后土文化应该摒弃地方文化观念中的狭隘性。后土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的,我们要把后土文化发展成为大众文化,一种可以与欧陆风情相结合的文化,使跨国公司崇尚的中国最本土的文化。那么后土文化在全球进程中,将会变成最具民族性的民族文化。

鉴于本人对后土文化缺乏研究，更对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问题探讨不深,故文中谬处,恳请方家校正。

（《后土文化》第三期）刘金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