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土文化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
内容提要:本文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后土文化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从充满智慧的中国古代名著《易经》、《河图》、《洛书》、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后来的“理学”家的大量著作中都能找到后土文化的脉络,指出我国古代哲学既渊源于后土文化,又发展成熟于后土文化。
《辞海》释“在古代,中国、印先从《易经》说起
度、希腊产生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自发的辩证法,我们将之称为古代哲学”。一提中国古代哲学,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中国古典哲学名著《易经》和与之相关连的《河图》、《洛书》,自然而然地会想到统治了我国两千余年年的儒学。但经探索它们的来源, 无不出自既是中国原始人类聚集的场所,又是古代帝王尧舜活动和建都之地——古河东地区;研究其文化内涵,皆源于积淀了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古文化层的华夏始祖诞生地——汾阴脽,也就是后土文化的发源地。
先从《易经》说起
我们知道,孔子著《诗》、《书》、订《礼》、《乐》,作《春秋》，然后传述《易》,儒家将《易经》冠为六经之首。战国时代的儒、道、墨等诸子百家以及唐宋以后儒、道、佛各家的学术思想也无不渊源于《易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那么,被称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的《易经》是怎样来的呢?据《辞海》释:“相传系伏羲作画、文王作辞。”这就是说，这部书，最早是由伏羲“画”出来的。由此可见，《易经》最早出自伏羲之手。那么伏羲又系何人?乃后土娘娘之配昊天大帝也。传说当时有一位地皇——后土女娲，她独来独往,非常孤单,后来天皇伏羲从天而降(这也就是历史传说中母系氏族早于父系氏族的根由),天皇为男,地皇为女,两者交媾,女娲怀孕,到分娩时,选择最为僻静安全、温暖宜人的河中之洲——汾阴脽上,完成十分庄严的生育使命。女娲见脽上土地肥沃,可生长万物,心想用黄土抟男捏女,让他们也男女交媾,生出更多的人。于是女娲就在汾阴脽上,如《风俗通义》中所描写的那样,用泥水和泥造人。这样,后土女娲就成为先民奉祀、尊崇的创世女神,抟土造人的神话也就成为中民华历族史文化中最丽美人动的富有幻想色彩的。传说和伏羲女娲是对夫妻,是他和土后生活在汾阴脽上先造了人，而后又相互合作与斗地与斗,形成了土后文化。既此如, 那么,由他作“画”而成经的《易经》与土后文化的关系不就很清楚了吗?
从《河图》、《洛书》来看
《易经·系辞》中云:“河出图, 洛出书,圣人则之。”意思是黄河出了“图”，洛水出了“书”, “圣人”以此作卦。《辞海》释：“古代儒家传说，谓伏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二都是天授神物。”汉儒孔安国注为“‘河图’即‘八卦’，‘洛书’即‘洪范九畴’。《尚书·顽命》中有“河图在东序”句,汉人对这句的理解是,龙马载图出了黄河,伏羲“遂则以其画八卦,谓之河图”。《礼记·礼运》中有“河出马图”句,唐代孔颖达疏注为: “伏羲氏有天下，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以画八卦。”《论语·子罕》中说:“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这些权威性著作一再提到,河图洛书是八卦之源。那么“河图在东序”,“龙马载图出黄河东”,这个“黄河东”究竟在哪儿?就在既是中国原始人类聚集的场所又是古代帝王尧舜禹活动和建都之地——古河东地区。具体一点讲,在古河东地区的哪一块土地上?据《荣河县志·卷十二》载：“龙马负图处,世传旧城南十里河岸上为马龙负图处。上设马白神庙。” 又载“白马神庙在北赵村北, 距新城三十五里,世传为龙马负图处。”“白马渡, 在旧县城十里,元尚书范国英因用而兵设。”由此可见,“河图”出自古河东地区的汾阴脽上无疑,自然也与后土文化分不开。
从奠定“理学”
基础的文中子说起
儒学渊源于《易经》,又是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正统文化。它的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即孔孟的原始儒学、汉董仲舒的神学儒学、宋朝朱熹的理学学儒。但从神学儒学到理学儒学的转变过程中, 其理学基础的奠定人却是生于河汾岸畔讲学于古河东的万荣县通化村人王通,谥号文中子。他续六经于故里,讲学于河汾,时称“河汾门下”。他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其基本立足点为儒学,提出“夫无者,统元气焉”,认为
“天是元气组成的自然之天……”著作有《中说》,亦称文中子。三晋文化研究会运城分会会长刘之光说,“隋代当时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王通就是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在当时和历史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人们都说王通是王夫子,他和孔孟一脉相承,人们均以贤目之。在隋唐两代,孔子的学说有了很大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应归于王通,他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著名现代学者王宝山说：“王通在两千多年的儒学发展史中,的确是一个关键人物。他生在隋朝,其所处的时代,天人感应的神学儒学已渐趋没落,儒学统治地位急待巩固。王通为了弘扬儒学,毅然摆脱神学桎梏,另辟途径,倡三教于一说,授佛入儒,提出了‘理’这个概念,为儒学由天命论发展到天理论,为创立‘理学’迈出了第一步,他是推陈出新的思想家。”中国梨园协会会长、志学研究员李尤白先生称王通是“高山共仰,道垂人寰的鸿哲大儒”。说他“体仿《春秋》著有《元经》,例依《论语》而成《中说》,是我国历史上十大思想家之一。他的‘河汾之学’培养出的股肱之臣给‘贞观盛世’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他的‘三教合一’思想是首倡统一多种矛盾的‘政教观’。”可见,他首倡“三教合一”,是古代哲学史上理学基础的奠定人。不论是他发展的儒学、还是他生活之地的厚重的文化,都离不开后土文化的发源地——汾阴脽上,当然这更离不开后土文化的直接影响。
从向唯物主义思想转化
的中继人薛夫子来看
由于隋代哲学家一一万荣县的王通摆脱神学的桎梏,提出了“理”这个概念,为儒学从“天命论”发展到“天理论”,为创立“理学”奠定了基础,所以到南宋,朱熹集理学大成，倾毕生精力,以理教观点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作注，这部巨著称曰《四书集注》,其书开始与五经并行,后竟压倒五经,以至各级科举考试都以四书观点为准绳。至明代,又一理学家脱颖而出。他,出生于河汾岸畔的万荣县里望乡平原村、既在宫中任官又两次于故三讲学14年之久、在明代哲学史上创立了“河东派”、死后被明穆宗下诏“从祀于孔庙”的薛瑄,人称薛夫子。他的哲学思想在明代影响很深,他创立的河东学派在明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他的河东派学术经弟子吕泾野传到朝鲜后,朝鲜国王曾下诏“为式国中，即把薛瑄的学术思想作为规范在朝鲜流行,他修正了当时的理学权威朱熹的“理在气先”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哲学思想中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正如《辞海》中说“薛瑄 （1389-1646），明学者,学宗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提出‘天地万物,惟性之一字括尽’,赞同性即理说,但认为‘理只在气中,决不可分先后’,修正了朱熹‘理在气先’的说法。”从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向王夫之的唯物主义思想转化中,薛瑄是起了中继作用的关键人物。而薛瑄的观点提出,正是受到了出生地后土文化的影响,在他河汾讲学,创建河东派时形成的,这又从侧面证明了后土文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作用。
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的《河洛经世》书说起
尽管薛瑄的哲学思想已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辩证法的成分,尽管他常常教导求学者要读书明理,并用所学的知识作为行为的准则,去认真实践,且他又被后人称为“实践之儒”,但他仍未摆脱“说理”的圈子,终归没有一部理学与实际相结合的著作问世,到了清初,生于明崇祯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九年的荣河人郭嶷然以其独到的见解,写出了《河洛经世》。清代儒学训导张芙萼评论说：“自河洛见于《易经》,而孔安国、刘歆、关子明、邵雍诸儒曾略言之而未尽,至朱子(即宋代大理学家朱熹)著《易学启蒙》其义始大明。然皆第就数以明大道,未尝即理以推之人事也。”郭嶷然之书“顺生逆克之义近而推之于穷理慎独,以及五性五事五伦,固莫非修身齐家之要道;远而推之于封建、井田、学校,以及礼乐兵刑,又无非治国平天下之经论”。正因为此书的价值之大,清朝年间,修志人李殿荧费尽周折,到太原文献委员会找到书稿,将此书收人荣河县志时叙曰“郭公嶷然,予邑之先进隐君子也。攻程朱学,身体力行,不求闻达,尤邃于《易》。于河洛阴阳顺逆之理,能探其原,深知图书乃夫地之文章,自然之理数。虽经纬变化演进无穷,而五居其中,四象相综,四维相错,上下升降,左右循环,体用互根,周流无间。天地之化育,人事之交接,政治之得失,国家之盛衰,鲜有逃此盈虚消长之外也。遂著有《河洛经世》一书,参故引证俾读者明其义而惕于中,实发前人所未发,道古人所未道” (载于《荣河县志》二十四卷)。细究该书中的辩证观点和所画的“河图顺生,洛书逆克”图以及所表达的数字,既与现时所有卦书上的观点和数字相同,又同七八年安徽省出土的双古堆西汉之女阴侯墓中的汉文帝十五年时的文物——“太乙九宫占盘”上的五行属性排列和数字相当,并且破天荒地给人们指出了实用价值规则。可见其既上承先古又接现时,既依先贤之道又与实践结合,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价值无比的处世哲学大作。
从 “后土祠”的
建筑方位和风格来看
从后土祠的建筑方位和建筑风格上看是根据 “河图洛书”和八卦的规
则而建的。不管从山门左右的“左青龙右白虎”图案看,还是从“品字台”的文化内涵来看;不管从整个祠的大门开处和道路指向看,还是从秋风楼的通道看,不管从秋风楼顶层拱形所呈的八卦方位看;还是从上面那个倒垂的“福”字的位置看;不管从柱础石刻的内容看,还是从楹联的用语和哲理看,全部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内容。
综上所述,《易经》首先出自曾生活在脽上的昊天大帝伏羲之手,伏羲作画为《易》的根据又是脽上的“龙马负图”;吃黄河水长大的土文化熏陶的佼佼学子既奠定了“理学”基础,又修正了易学大师的唯心观点;尔后荣河人郭翁又有既依先贤之道又有独到见解的处世哲学大作《河洛经世》书;后土祠还是依据八卦的规则所建,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哲学既渊于后土文化,又发展成熟于后土文化。
(《后土文化渊薮》) 杨国桢 薛文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