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槐后裔转迁内蒙、东北、新疆等祖国大地
洪洞古大槐树处迁出的民众及其后裔，几百年来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迁居全国各地以及海外者实在难于统计。诚如有的人说：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大槐树迁民后裔这话似乎不假。本书后面的一些章节中曾有一族转迁几省几十个县的个体迁民记载。但有重要意义的还是开发内、蒙、东北、新疆等大群体的转迁，这次迁民大凋查中内蒙东北曾来信稿数十件，也简略的涉及到这一问题。
内蒙古民族历来是一个传统的游牧民族，特别是清朝统一中国后，严厉禁止。蒙汉民族接触，禁止汉人到内蒙垦种和盖房屋，也禁止蒙人人关，实行严密的封闭政策。以便束缚蒙人忠于清朝皇室。但历史的发展双方人民都在打破这种禁锢，先是由汉人进入内蒙从事商业、手工业、农业等活动。特别是帝俄势力侵入后，清廷中主张开放变法的人士和广大民众对此非常关怀。1887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张开放垦种，t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奏请改变蒙古策略，科尔沁群王棍楚克提出四点主张，第四条主张“择地开垦，以筹生计”，1902年清朝政府还制定了蒙古开荒地章程，许可放荒招垦，并派大臣督办开垦事务。各地设立垦务局、办荒局、垦务公司、农务公司等，奖励汉人到内蒙古开荒地，于是汉人便蜂涌进入内蒙古各地特别是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汉民族纷纷转迁于内蒙古。实际上汉民族不顾清朝严厉制止，早已成批成批到内蒙开垦耕种，单是1712年就有十余万山东民众去内蒙垦荒。
汉民族去内蒙垦荒大体有三条路，一路从山西边境至归化，山西人所谓走西口。一路从河北各口至喀喇沁郡深入哲里木盟等地，这一路以河北山东人具多。三路是山东人渡海转到哲里木盟等地，他们迁入内蒙后，自成村落繁衍子孙，有些单身汉不顾清朝法律制裁，娶蒙古妇女为妻生儿育女成了蒙汉混合家庭，或汉人加蒙籍。1688年一位法国传教士杜赫德途经归化一带看见许多汉人在造石土房，从事耕种土地。1719年康熙皇帝去热河见到“沿途麦苗盈盈野”。到了19世纪初，仁宗实录也记载“开荒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局面。
自清末内蒙古开发后，更有大批的汉民进入内蒙，一些蒙古人在汉民族的影响下，也部分的舍弃了游牧生活方式转向定居或半定居半农半牧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由于汉人在内蒙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几十个新的城市，几十种手工业生产种类。
上述情况，虽然没有明确古槐后裔进入内蒙开发的统计，但此次迁民调查中也有不少在内蒙的古槐后裔来稿。在山西、河北、山东大批的汉人进入内蒙，其中大批古槐后裔同时进入内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东北是洪洞迁民后裔又一重要转迁地区，明朝时南满地区曾为山东布政司管辖，在这次迁民大调查中曾有人来信，说他们明朝时就迁往东北的。特别是清朝进入关内后，满族人大部分入关，关内空虚，“满人故乡之地，殆成无人之境”，清后期．曾多次订出开发吉林等地章程，召民垦种，大批大批的山东人迁往东北，俗称串关东。笔者曾向一位祖先原籍山东清初迁入东北的朋友了解过一些情况，他说东北人有百分之七十是山东人转迁去的。近年有人考证张学良之祖辈就是山西迁民从山东迁入东北的。这次迁民大调查中东北地区来信稿数十封，还有的和满族结婚，在当地成家。从黑龙江地名来历看，一部分是满语地名一部分是蒙语地名，还有很多地名以汉族姓氏命名，如李家屯、王家屯、三门于家，大赵家等等，这些地方是开发占草的迁民姓氏命名的村庄。
在明代迁民后的几百年里，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古槐后裔转迁祖国各地。如明朝时对云贵用兵，左宗棠开发西北，吴三桂领兵为王，多为北方健儿，后又有蒋介石退兵台湾，有的家族移居外邦，他们之中不乏有大批的古槐后裔。
解放后由于政府号召支农支边。山东、河南、河北等省古槐后裔，大批大批的去新疆、青海、东北落户者不少。此次迁民调查来稿中可见一斑。加之北方干部南下东进西征以及人事变动，那里有华人那里就有古槐后裔这的确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