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传奇的霸主

 
　　寻访精神霸

　　寻访地理晋文公墓，在绛县东北8公里下村侧，墓高40米，圆形，周长200米，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墓主晋文公（前697-前628），春秋时晋国国君，名重耳，晋献公之子。被迫在外逃亡19年后归国即位，励精图治，使晋国成为实力强大的霸主。

　　故事：天降大任于重耳

　　周国的小国王和弟弟在一起玩，开了一个“桐叶封弟”的小玩笑，大臣说“君无戏言”，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就这样产生了。

　　当周平王被迫东迁。在晋侯、卫侯、郑伯的护送下狼狈到达洛邑后，西周政治组织中的金字塔结构就不存在了。周天子屹立于塔尖，代天行令。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再任命卿大夫，卿大夫再养活诸多士的相互依存的“食物链”已经是明日黄花。

　　周平王东迁以后，强盛不再，周王室已无力控制天下诸侯。于是，诸侯各自为政的局面开始形成。孟子对此有一著名的论断，那就是“春秋无义战”。断言“春秋无义战”，主要是孟子以为地位相等的诸侯列国之间，在政治上根本就不存在着相互“征讨”的合法性理由。

　　春秋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无君子之仪的时代。这是一个表现和演义的时代。

　　而晋文公就在这个年代，在乱世中站起，从狼烟里走出。用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十几年的风霜雪雨的苦难经历为镜，演绎出一代荣华不忘忧劳兴国，励精图治的仁君典范。

　　晋文公，姓姬，名重耳，晋献公第二子。

　　重耳是一个胸无大志的人。

　　他的父亲献公算是一个英雄人物，为晋国开疆辟域，只是到年老的时候就开始糊涂了，宠爱妃子骊姬，他听信骊姬的谗言，打算让骊姬所生幼子奚齐继位，逼死了太子申生。骊姬为了确保奚齐继位，逼得重耳和夷吾只得躲回自己的封地蒲州（今永济附近）和屈城（今乡宁、吉县附近）。献公派宦臣勃革是带兵追杀重耳。但是他逃走了。

　　于是，重耳和他的流亡政府一躲就是19年。虽然重耳并没有什么志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他拥有公子的身份。这个高贵的血统让他在流亡的过程中受到周边王国的礼遇。同时他能够听从劝告、宽厚待人、仁义知礼，这让他的随从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他们先逃亡到狄国，重耳在那里娶了国君的女儿，如果不是晋国发生了内乱，这个故事恐怕就要在这里结束了。

　　献公死后，晋国的小国君奚齐被人刺杀，国内和国外两股势力迎送重耳回国任新君主，但被他以君父新丧，不能就任的理由拒绝了，于是王位继承落在了他弟弟夷吾的身上。夷吾是一个残暴无情的人，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刺杀重耳，以绝后患。于是重耳被迫再次出逃，在这次逃亡的路上，他经历了许多苦难，也游历了许多国家，加上夷吾的残暴无道，让他树立了复国的信念，他积极地接触当时的强国，获得他们的支持，并用心学习他们的治国用兵之道。

　　重耳终于在公元前636年回到晋国，是为晋文公。公元前636年一前628年在位。

　　他43岁起逃难，至即位时已62岁了，算起来，在外邦颠沛流离了整整19年。长时期的流亡生活，使得重耳和他手下的那帮大臣，既磨炼了意志，又开阔了眼界，更在政治才能上有了很大的提高。重耳做了国君以后，汲取各国经验，整顿国内政治，安抚人心，晋国很快便强盛起来了。后来和当时的霸主楚国在城濮进行了一场争霸之战，一举击溃楚军，而获得霸主地位。

　　霸业：一切皆非偶然

　　在重耳的一生里，有两个重要的女人，一是季隗，二是齐姜。

　　季隗是狄国的公主，和重耳生活了十二年。夷吾派人刺杀重耳的时候，重耳匆匆逃离狄国，临行时候告诉季隗希望能抚养好孩子，等自己回来，并且说25年后如果回不来，就让季隗改嫁。对于季隗来说，自然不舍得他离开，但出口的话语却让人吃惊，她不但安慰重耳好男儿志在四方，又说道25年之后，自己已经是行将就木，还嫁什么人。言外之意就是我会抚养好孩子，也会等你回来。言语之中必定饱含着深情款款，而你又怎能说这番深情款款不是被另外一番深情款款印证着，如果重耳在婚后12年里，不是真诚地对待季隗，季隗岂能如此待他？

　　重耳辗转逃到齐国，齐桓公将宗室之女齐姜嫁给他，重耳觉得过得很开心，就不再想回国争位的事了。住了5年，跟着他的家臣们不乐意了，赵衰、咎犯等在大桑树下谋划如何挟持重耳离开，却不巧被在桑树上的采桑女偷听到了。采桑女回去后告诉了主人齐姜，齐姜担心采桑女四处乱说，就把她杀了，并劝重耳回国争位，替一直跟随着自己的臣子想想，重耳在外奔波了十多年，好不容易找了个安乐窝，如何肯听。于是齐姜和赵衰、咎犯把重耳灌醉后强行带离了齐国。

　　清何所写《齐姜醉遣晋公子赋》中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就是由这一段有趣的史实而来。不过重耳那时已五十多岁了，远非少年，也难怪他不愿再漂泊，幸亏齐姜深明大义，否则后来名垂青史的晋文公又从何而来呢。

　　可以说两次重耳的离开，奔忙复国大计，都是身边的女子为他下了决心，然而“不工一事，不眠一榻”，从两个女子的深明大义中，不难看出，重耳这个人的齐家之术，并不是那么糊涂。

　　而他的治国之术，取军以严、取民以信，在纷繁乱世中使晋国很快取得了霸主地位。

　　晋国大将魏仇和颠颉，因为曾经跟随重耳流亡，平素就居功自傲。

　　攻打下曹国的时候，由于当年重耳出逃到这里时，僖负羁曾给过他帮助。于是，文公传令说要好好保护僖负羁，如有人敢于侵犯他家里的一草一木，定斩不饶。魏仇和颠颌由于嫉妒，并且怕此人被重耳封官赐爵他们之上，就趁乱放了一把火将僖负羁烧死，以除后患。

　　重耳听说后，于是马上惩治纵火犯魏仇和颠颌。赵衰求情：“魏、颠二将，都是我国的老臣，有19年从亡奔走的功劳，这次伐卫破曹，又立新功，可以赦免。”

　　重耳驳斥道：“身为大将，带头违犯军令，不从严惩处，国家又怎能治理好？”后来重耳将颠颌斩首示众，同时还革了魏仇右军统帅的职务。

　　从此，晋军将士遵纪守法，勇敢善战，成为当时诸侯各国的劲旅之一，晋国更加强盛，文公威名更加传播了。

　　当年周襄王曾把原地封给了重耳。晋文公收复封地的时候，驻在原城的周朝卿士原伯贯传出谣言，说晋君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城中百姓，都信以为真，誓死不降晋侯。当晋军来到城下，原城四门紧闭，不能进去。文公命令士兵只等三日，三日内不开城门，立刻解围退兵。可是，到了第三天晚间，城里就有人跑出来说：“我们已探听到真实情况，晋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准备明天开门献城。”文公说：“我命令只等三日，明早自当离去。”

　　到第四天黎明，文公就率领大队人马离城回国。这时，城里居民纷纷出城，追赶晋军，一直追了三十多里。周朝卿士原伯贯也亲自作书，愿意投靠文公。在这种情况下，文公命令大队人马，就地驻扎。自己只带着几个近臣，返回原城，接受了百姓的欢迎，并以周朝的大礼接见了原伯贯。至此，原城百姓归顺了晋国。

　　在晋国历史上，晋文公虽只在位8年，但他的政绩最为突出。他的霸业只是政绩的一部分，他的主要政绩是通过国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为晋国以后的繁荣富强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法令，并确定了会盟制度，不仅使晋国由甸服偏侯发展为雄踞中原的超级大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当时的局面，把诸侯间的征战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

　　寻访：晋时古墓安在

　　在今绛县与曲沃交界的安屿镇的下村，有几个绵延如山的土丘，是传说中的晋文公的墓葬，属绛县。从此往西走十余里，便是曲沃。

　　去的时候正值春夏交接之际，青草茵茵，杨柳轻拂，展眼间绿色葱茏一片，风光正美。墓前有一通石碑，是乾隆十五年立的，上书“晋文公墓”，墓的左近有一尊文公的塑像，意气风发，恰似在指点江山，挥起万丈的豪情，人一近此处，陡然增添了许多肃穆，就连过往的风，也仿佛在一瞬间激烈。

　　《左传》云：文公卒，将殡于曲沃。墓葬虽在绛县，却也在曲沃左近，想来并非虚假。记者就此采访山西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的田建文先生的时候，田先生确定地说，经考古发掘后发现这几所墓是汉朝的墓葬。而《左传》中记录的“曲沃”却是现在的闻喜，史据《嘉靖曲沃县志》：汉武帝元鼎三年，东巡至曲沃县，闻破南越喜，特更名为闻喜县。当时将现在的曲沃和闻喜做了一个置换，所以大致可以表明这里的墓葬充其量是后人传说而成的文公“衣冠冢”。真正的文公墓，也应该在绛县，在靠近闻喜的一边。

　　然而，即使作为“衣冠冢”，这里依然隐约地包含着一种王者之气，仿佛文公就在这里的地下沉睡了千百年。只是惜乎少人观瞻！而晋文公重耳，却一直鲜活在当地民众的心中，不单单是他在春秋时刻做了霸主，挥戈千里的风流，而是他身上的传说和故事，也是我们所能受教的典范。

　　对于晋文公的一生，人们注意到的，往往是开头和结果，从外出逃亡的灾祸，到成为霸王的荣耀显赫，让人感叹的是命运的沧海桑田的巨变。

　　然而，我们却忽视了过程这个巨大的环节。过程是漫长的，实实在在的，局外人可以从旁说大话，评头品足，而过程之中的冷暖甘苦，酸甜苦辣，欢乐忧伤，寂寞彷徨，惟有当事人自己知道，惟有当事人才有深入骨髓、刻骨铭心的体验。旁观者可以理解，却没有体验，而理解和体验则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两桩事情。无论从哪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等量齐观。

　　在这个过程之中，忍耐是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字眼儿。

　　坎坷、折磨、挫折、不幸、苦难、痛苦、孤独、绝望、屈辱、失败、恐惧等等，我们可以承受可以忍耐吗？我们能忍耐多久，如果这一切都应邀而来，我们是否会在19年里一一地承受和忍耐。

　　重耳由一个贪图享乐、养尊处优的贵族公子，到后来成为春秋时代显赫一时的霸主，几乎可以说全凭了他在国外流亡19年的经历中所遭受的磨难。

　　如果做个历史假想，重耳一开始就成为一国的国君，是不合适的。那时候他不过是一个眼界短浅的贵族公子，如果顺利地登上王位，估计也会作为一个碌碌无为的君主，被淹没在历史青卷中。正是他的流亡过程使他逐渐成长为一个坚强的君主，在流亡过程中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逐渐拥有了一代霸主的风范。■
 
本文作者：边治国，摘自《山西晚报》
 
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