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智斗阎锡山

　　抗日战争时期，薄一波与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为了团结阎锡山抗日，薄一波坚持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以斗争求团结，抗战了八年，智斗了八年。 
　　 
　　“用阎锡山的面袋完全装我们的面” 
　　 
　　1936年11月3日，刚刚出狱的薄一波一行五人到达太原，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等已在火车站迎接。第二天，阎锡山就与薄一波进行了会谈，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 

　　阎锡山要与共产党人薄一波合作，实是形势所迫。 

　　华北事变后，阎锡山经营的山西首当其冲，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直接威胁。他看到降日、迎蒋都会危及他的存在，抗日、拒蒋又没有力量，不得不另外寻找新的暂时的同盟者。阎锡山自己也说：“同共产党搞统一战线，这中间有风险，但是，不跟共产党合作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我只有用共产党的办法，此外即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蒋介石。我是用共产党的办法削弱共产党。”基于上述考虑，阎锡山构思了一个“新策略”：采用共产党的某些进步措施，但在提法上换成“山西语言”；任用一些坚决抗战而又有号召力的、有共产党身份的抗日进步分子，推动山西的救亡工作；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打着山西的旗号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会谈在省政府“东花园”赵戴文的参议室进行，双方共有四个人参加，即阎锡山、赵戴文、梁化之与薄一波。赵曾是薄的老师，梁是薄高小时的同学，都比较熟悉。阎锡山对薄一波也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知道他是真共产党员之后，更是高兴。 

　　双方见面稍事寒暄之后，薄一波就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能回来在阎先生领导下做点事情，很高兴。山西对我有两道通缉令。” 

　　梁化之马上打断了他的话，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不‘通缉’，不就请到了吗?” 

　　薄一波接着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 

　　阎一一表示同意。 

　　赵戴文插了一句：“薄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 

　　薄一波回答：“这点你可以放心，我们保证不发展。”其实，赵戴文的建议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不谋而合。 

　　这“约法三章”十分重要，正如薄一波指出的那样：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会谈结束，阎锡山在自己的手心中写了个“人”字给梁化之看，意思是称赞薄一波是个人才。梁却说，不该答应薄提出的那些条件。阎不以为然，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不懂事，人家就是要把话说在明处，明枪好躲，暗箭难防，这怕什么?就是要用这样的人。 

　　这样，在抗日的总目标下，双方一拍即合。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有公开合法地位的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就建立起来了。 

　　随后，薄一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办牺盟会。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或牺盟)，据说原拟起名为“抗日救国同盟会”，但阎锡山认为“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怕刺激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当局；同时，他还觉得这个口号表现不出自己的特色。当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曾加入孙中山先生建立的同盟会，并在同盟会之下，与李烈钧等人组成了丈夫铁血团。他喜欢这类突出富有牺牲精神的名称，因此主张改为“牺牲救国同盟会”。这是阎的得意之作，后来组建新军，他又坚持要叫“决死队”，也是同样的道理。 

　　牺盟会是1936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的。成立之初，曾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引起了日本侵略军(主要是伪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周围的顽固势力，也乘机出来坚决反对。阎见势头不妙，推诿说：纲领和宣言仅一二发起人之个人意见，未经正式通过。从而使牺盟会一成立，工作就被搁置起来。 

　　薄一波开始工作后，征得阎同意，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成立了新的工作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7名常委中，有6名是共产党员，22名执委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亦占80%以上。但阎锡山仍是会长，梁化之仍是总干事。薄一波排在最后，叫负责人，实际主持工作。牺盟会实际上成为共产党领导的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薄一波称之为“用阎锡山的面袋完全装我们的面”。 

　　牺盟会改组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这一公开的组织形式，训练和派遣特派员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山西全省105个县中，就有70个县的县长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牺盟会极大地推动了三晋大地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对全国的抗战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