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抚晋

　　1882年1月3日至1884年5月22日（清光绪七年一月十四日——十年四月二十八日）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山西地处内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使山西的境况己雪上加霜。张之洞上任伊始给清政府的《整饬治理折》称“历年以来晋省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物力空匮，人才艰难，上司政出多门，属吏愍不畏法，民习颓惰以蹙其生，士气衰微而废其学，军律日即荡弛，吏胥敢于为奸”，到了非表里兼治不可的地步。

　　此前张之洞并没有任过什么要职。但他“遇事敢为大言”，成为当时“清流派”的重要成员。19世纪70年代，中国边疆危机爆发。在有关边防、海防以及对俄和战的争论中，张之洞多次上书，要求加强边防并对俄采取强硬态度。1879年11月（光绪五年十月）清政府议和代表崇厚擅自与俄签订丧权辱国的《里瓦基亚和约》，激起朝野共愤。张之洞上书提出“治使臣罪”、废约，尤其提出与俄人争商务等几项要求，显示出他在政治上的精明干练。与此同时，他的许多思想，如重商、军事和疆防等也逐步形成，这些都成为他以后抚晋的指导思想。

　　1882年1月，张之洞抵达太原，开始视事。在一个给清廷的奏折中，张之洞表达了他的施政思想。他认为定国安邦的关键是国之元气、民之元气和官之元气的充沛。他还谈及晋事要务20事，诸如养民、课吏、理财、兴利、善俗、图强等。而养民中诸事如责垦荒、清善后、省差役、除累粮、储仓谷、禁罂粟等又为诸事之最要紧者。张之洞在山西的几年经营，也确实依此展开。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农业是经济的命脉，土地又是农业的根本。山西农业自古以来就受到土地问题的困扰，北部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南部土地肥沃却地狭人稠。自明代以来，山西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据统计，明代洪武年间，山西人均地亩为10．28亩，到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山西人均耕地仅3．95亩。1876年到1878年间的“丁戊奇荒”使全省近80%的州县受灾，全省约1／3左右的人口死亡。幸免于难者也多流离失所，大量土地被闲置。灾后，为督垦荒地，前任巡抚卫荣光曾派人查勘闲置情况，计共有新荒土地 22076顷。其实仍有大量的荒地被隐瞒，数字并不准确。按照前任巡抚的规定，从1880年（光绪六年）开始，有主荒地要求在3年内、无主荒地要求在4年内必须耕种。而在此3年或4年间，政府免征课税，蠲免期一过则开始科征。但大灾之后的农民缺乏劳动生产的能力，加上政府赈恤不足，农民买不起种子、耕牛，致使许多农民宁可弃地不种也不愿意为赋税所累。张之洞抚晋的第二年（光绪八年），恰是开始对有主荒地科征的那一年。经过张之洞查勘，发现仍有一万余顷荒地被闲置，若加紧催征只能使农民更多地离开土地。 1882年7月（光绪八年六月）张之洞上书要求再次蠲免未垦荒地的科征，对耕种“实在无力者，禀明酌给中种之资”，以督促其耕种。

 　清初的“摊丁入亩”废除了人头税，使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束缚大大地减轻。做为科征依据的鱼鳞册能使农民小块土地以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避免被大户侵蚀。但山西一向缺少详细登记田主及土地数量的鱼鳞册，致使征收“过割不清，展转移易，或耕无粮之地，或纳无地之粮”，“灾荒过后，迷乱益多”。

　　土地所有权的模糊不清，势必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清丈土地，并以契约的形式将土地固定下来，成了“豁除累粮”的有效办法。1882年6月，张之洞上奏要求暂免一年的田屋契税，以彻底澄清土地所有权。

　　山西吏治败坏已久。各种官场陋规陋习繁多。张之洞认为“治晋之道，议者皆以培养元气”，而官民之元气则在“官项无亏累”，“上司无诛求”上。张之洞将省差役、清善后做为课吏、理财的重要措施。这里“差役”的实质，按张之洞的说法是指“非役民力也，乃敛民财也”的做法。当时各地按大小摊派差役钱，大县摊派钱5——6万缗，小县也要达到几千乃至上万不等。差役钱摊派的对象是车马牲畜，重税之下，外省脚夫不敢入晋，本地车马不敢出县境，致使境内货物流通受阻。为此，张之洞派人到各地州县制定差役章程，裁撤各种陋规，改各州县差役局为清徭局。命令属下在每月底用清徭局的名义，将本月支用过的车马数目公开，以接受监督。

　　按照晚清官场陋习，上司用度不足往往靠下属公费馈赠。前署理巡抚葆亨任职期间冀宁道道员王定安为巴结上司巧立名目，将私人馈赠更名为公费，使这种风气更加严重，张之洞对此深恶痛绝，上任之初就裁汰了属下解送抚署的公费银19550余两，藩库津贴银 6000余两，并酌情减免各州县公费馈赠。经过这次改革，全省可节约白银78916两。

　　山西善后库款自从1850年后一直未经彻底清查。各种军费以及善后报销“亏罗掩覆，细碎缴绕，为奸蠢窟穴所在”。署理巡抚葆亨和道员王定安乘机渔利，侵吞“丁戊奇荒”后善后款项。1882年9月，张之洞设清源局，清理山西库款，并设定章程，限期完成。 1883年7月库款清查工作完结。根据帐目，张之洞弹劾了葆亨和王定安。为明确职守，他又命清源局续修《晋政辑要》。至此，晋省积30余年800余件纠纷案终得清理。

　　山西鸦片“流毒尤烈”，久为晋省公害。张之洞任山西巡抚不久，在给其友的一封信中，将山西喻为“鬼国”，由此可见当时山西吸毒之甚。当时山西鸦片烟的著名产地为交城，代州（今代县）等20余州县。其他各州县或多或少也有种植，达到“几乎无县无之”的程度。吸毒之风，遍及全省。吸食者从官吏、士民、兵弁到妇人女子；吸食比重，大概乡下居其十之六，城镇居其十之八。鸦片流毒使“人人 赢，家家晏起；怠惰颓靡，毫无朝气；在官者不修其职，食力者不勤其业”。更为严重的是山西因土地贫瘠产粮不足自给，自大面积种植罂粟后，全省粮食贮积更少。“丁戊奇荒”的严重灾难即与此有关。垣曲产烟最多而大灾之后饿死人最多。交城产烟中心粮价最贵。种植鸦片需大量水肥而且极费地力，山西气候干燥，水利设施本来就不够，大面积种植鸦片的结果只能是毒品同农作物争水争肥，对此情况，张之洞在一封奏折中惊呼“数十年晋省危矣！”

　　鉴于鸦片的种种危害，张之洞将禁烟作为除弊重要措施。1883年4月，他命令下属在全省范围内禁烟。并仿照时任直隶（今河北）总督的李鸿章，在全省各地设立戒烟局，聘请医生作戒毒药。先从著名产烟区交城、代州人手，然后将禁烟运动推向全省。

　　张之洞年少时即“究心于经世之务，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是他由清流转向洋务的文化心理基础。早在1880年，他在一系列上书中即谈到商务、实业。然而，张之洞真正地由一个清流派人物转向“洋务派”大员，则正是在山西任上。

　　曾国荃抚晋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专门为山西设计过“洋务”方案。其中包括开矿、兴实业、办学校等措施。但曾国荃并没有接受。张之洞对此却很感兴趣，决定借助李提摩太的指导，尝试举办洋务。1884年5月，张之洞发出《延请洋务人才启》，启中谈到“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本，以兵战为用。”“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但山西地方偏僻，因此愿招各地洋务人才来山西，集思广益，发展洋务。在招徕洋务人才的同时，张之洞也开始具体筹办洋务事业。同月洋务局设立，并委派提调、正佐、委员等洋务官员，先就利用本省洋务人才和各种洋务书籍试办洋务，详细订立章程。为将来办洋务建立厂房方便，张之洞要求设立洋务局机构的地方要地势宽阔，以备将来之用。并随时向天津、上海购买新出版的洋务书籍。为发展实业，洋务局计划从上海购买若干种外国新式织机、农器，运到山西作为洋务局厂的发端。办理洋务的一切费用从河道库提存调用。 1884年春，张之洞又拟在山西开矿炼铁，以供洋务局用，但因中法战事被调两广，铁厂最终不能修建。但张之洞的这种理想最终在湖广任上得以实现。

　　张之洞抚晋二年有余，回顾他在山西所办洋务，除设“洋务局”外，并没有建立一所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工厂，这似乎和张之洞来晋时的初衷不相符。

　　当时山西不乏资本。清代晋商票号极盛一时。山西商人资本之雄厚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动，而且金融影响远达莫斯科等欧洲城市。

　　山西商人富有资本而新任巡抚又倾心洋务，他们的合作一定能够给山西带来近代化的发展。但事与愿违，山西商人对实业似乎无动于衷。1882年2月间，张之洞在给其友人张佩纶的一封信中谈到“晋省局势大有联为一气，口众我寡之势”。“晋省事可办者颇多，唯同志无人”。同年4月，他在另一封信中抱怨说他“偏在一隅，大事都不能闻知”的处境。认为“如蒙朝命洋务亦许与闻”，那么他就不至于“徒为不切题之文章”了。山西顽固势力和地方排外势力太强，使张之洞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另外山西商人眼光太短浅，他们将大量资本用于金融汇兑，丝毫不关心民生工业的发展，致使山西洋务运动成果大打折扣。

　　洋务事业虽不尽如人意，但张之洞的“以商务为本”的重商主义思想却给山西商业带来诸多好处。

　　1882年（光绪八年）泽州府（今晋城）铁货销路不畅。原因是大灾刚过，从事贩铁的商人日益稀少。张之洞认为“通商惠工乃善后诸政中切要之务，但有可兴之利，自应多设方略，广为招徕，况铁货为晋省物产大宗，岂可坐听凋零，失此地利”。他劝令铁工添设锅座，并借发银两给商人，免去利息，鼓励他们从事贩铁业。

　　山西平定、盂县铁货多销往奉天（今辽宁）等省。按清制，铁货不能下海船运。陆路入关费用太高，使山西铁货缺乏竞争力。1884年1月，张之洞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改变成例，山西铁货改由天津人海，得以降低成本。山西潞安府（今长治）产盐多销往陕西。时陕西用兵，对潞盐滥加课征，所谓“总卡完厘，分适各岸，他卡再收”，山西商人困于重复抽厘，踌躇不前。1884年5月，张之洞奏请制定“潞安盐起用预缴陕厘办法”，规定潞盐在山西一次性交纳厘金，去陕途中不再抽厘，给商人贩运方便。

　　中国社会向近代化转轨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山西虽地处内陆，但隔长城和蒙古大漠相望。当时口外七厅（即归化、萨拉齐、和林格尔、托克托、清水河、丰镇、宁远等长城以北地区）属山西管辖。七厅设理事同知管理日常事务，由满族人担任。鉴于蒙古族人民游牧不定的特点，口外七厅不设编户，由于口外寒苦，驿站等公共设施也不完善。理事同知权力有限，不能对口外实行有效管理。

　　1882年8月，张之洞奏请，理事同知官缺应不局限于满人，而应该不分满汉，量才任用。为加强地方政府对口外七厅的管辖，1883年10月，张之洞又奏请改制事宜。将理事同知改为抚民同知，并制定章程，实行“建筑城垣、编定户口、清理田赋、建设学校、变通驿站、添加公费、募练捕兵、议定巡牧”等十二事。

　　洋务派标榜“自强新政”，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练兵。张之洞在“晋省要务”中谈及的图强即指此。早在任巡抚不久前的1882年5月，他就看出“晋军种种恶习殊难尽述”，“整顿营规莫急于此。”1882年10月，他首先编练抚标马步亲军营。1883年2月又开始筹办练军。他在奏折中指出，中俄商路日开而西北边陲未固，海防和边防都宜整顿。“臣欲办山西练军，以备他日推广，不独为巡缉计，不独为一省计”。1884年5月，他又上奏请求改革山西兵制，并奏陈事宜十二条。他提出以前绿营以弓箭取胜，而现在“临敌致胜，守望火器”，因此，火器应推广到各军中。编练新军固然是为了对付国内人民反抗，但仍有震慑外敌的作用。

　　张之洞作为传统儒家思想的继承者还十分注重地方教养和“风化”。他将“善俗”作为晋省要务之一。期，张之洞任职湖北、四川学政时，先后曾主办过经心、尊经等书院。他当然不能容忍山西“士气衰微而废其学”的状况。他曾经参加了光绪八年的山西乡试，针对贡院败破的情况，拨款大加修缮。在诸多的“善俗”事业中，最有意义的是办“义学”。 1884年1月张之洞曾筹划推广义学的办法，计划将义学普及到大村建两所，中村建一所，穷村两村合办一所，零散不成村的合办一所的程度，以谋求地方文教事业的普及。

　　为培养封建人才，1882年张之洞在山西设令德堂，“选通省高材生肆业其中，专治经史古学”。令德堂不囿于一家之学，而是汉宋学并重。书院聘请的教师中，主讲《尚书》的杨深秀精通今文经学，杨秋湄则精通算学、史学、地理学。这些人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为山西培养了一大批“通省人才”，其中不乏俊秀之士。如杨之培从其父杨秋湄学地理，从杨深秀、吴锡钊学算学，而“通中西法”成为令德堂楷模。尤其是书院襄校杨深秀后来积极投身于变法事业，直至献出生命。

　　张之洞在抚晋期间，为适应当时形势，还设立了一些新机构，办理了一些社仓公共事务，山西虽处内陆，英美传教士仍无孔不入地钻了进来，山西地方的民教冲突愈演愈烈。 1882年5月，张之洞设教案局，对逞刁生事的传教士、教徒或撤换或驱逐出境。对安分守已的教堂则给予嘉奖。

　　近代山西灾害频仍。灾荒之年，人民苦不堪言。为生存所迫，许多失去劳动资料的农民只能铤而走险，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笼络百姓，恢复生产，清末“赈济”成为一大政务。为防灾荒，张之洞下令在全省劝办社仓积谷。他认为“救荒不如备荒，官谷不如民谷。”并将推广社仓作为晋省第一要务。

　　此外，在治河、修路、邮政等方面，张之洞也都有所举措。

　　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共两年零5个月，其间，他对山西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弊政，多有革除。由于抚晋时间太短，山西地方势力又太顽固，张之洞对山西苦心经营的结果也只是使山西初得“相安”而未能成为诸省中革新的先锋。

　　1884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结束了抚晋生涯，调任两广总督。

　　摘自《山西历代记事本末》，本文作者：冀满红、周山仁
　　太原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