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丰富旋律优美的潞安大鼓

 
　　也称潞安鼓书，清朝末年源于长治，现在流行于长治、长子、屯留、壶关、潞城等县。相传为卖唱艺人高福树首创。演唱以钢板击节，甩腔后以敲平鼓过门，时称 “干板腔”。后来，加上三弦伴奏。

    传说长篇潞安大鼓书目有 《打登州》、《破孟州》、《燕王扫北》、《巧联珠》、《巧奇缘》等。小书段有《偷吃糕》等。

    说唱艺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主要活动在农村，各种民俗事象是说唱艺术得以生存的基本依托。以前，在民间说唱队伍中，大多数曲种的艺人主要是盲人或半盲人。用人少、行动方便是说唱艺术生存的有利条件，演出形式简单是说唱艺术生存的重要条件，它不需要任何特殊的外部条件，因此活动比较频繁。千百年来，说书艺人用群众熟悉的地方语言、地方音调，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说唱着当地人们喜闻乐听的故事。

    ■潞安大鼓的源与流

    长治素有“曲艺之乡”之称，早在宋代境内就有说唱艺人演出。潞安大鼓是我省的主要曲种之一，它产生于清乾隆年间，又称“潞安老调”，因流行于古潞安府（今长治市）一带而得名。乾隆年间，在吸取当地梆子腔、落子腔、民间音乐等素材之精华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演唱形式—— 潞安大鼓。如今的潞安鼓书板式丰富、旋律优美动听、韵味独特，成为我省和中国北方地区的主要曲种之一。

    早期的潞安大鼓表演者主要是盲艺人，游走四方，说唱乞食，糊口谋生。旧时，潞安大鼓的说唱艺人多为盲艺人，而且多为单独活动，经常受到欺凌，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清乾隆三年（1738年），驰名于上党一带的鼓书艺人路占元、董祥五，召集了潞安府八县133名艺人，成立了较为严密的行会组织“盲子队”，后易名“三皇总会”，路占元和董祥五分别任正副会长 （也称掌教），按师承体系和地域分布成立了七个分会，分别由较有威望的老艺人任掌教，群众称其为“瞎官”，并制订了相关的行规以规范本行业艺人的言行。如：“一不可扰行乱利，二不要行恨行人。三不可错行纰路，四不可仗瞽行凶，五不可私传流星，六不可盗物藏身，七不可爱财见小，八不可背师忘情，九不可不走正路，十不可无浅无深”。每年他们要举行一定的活动，其中有一项是进行献艺比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说唱技艺的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同时该组织对盲艺人的生存权利起到了保护作用。

    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潞安大鼓艺人身残志坚，自发组织和成立了“盲人曲艺宣传队”，自觉宣传抗日思想，表现了自身艺术的独特价值和民间艺人的爱国情怀。潞安大鼓综合了戏曲演唱和击板说书两种形式的优点，是以各种民间乐器演奏为烘托，来表达人物丰富思想内容和大型史实情节的独特艺术形式，它的丰富内容和基本特征及其传承经历，在其他民间文化中比较罕见。潞安大鼓演出不受场地和道具限制，易编易排，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引导群众具有较强的实用价值。    

    ■潞安大鼓的艺术特色    

    潞安大鼓演唱初期以缸片、瓦片或钢板击节，无弦乐器伴奏，形成了似说似唱的干板腔和过门短等特点。演出形式早期多为一人或两人，一人演出时，演唱者一手自击书鼓，另一手操另一件击节乐器。两人演出时，一人击鼓说唱，另一人击节。演唱时，鼓多用在前奏或间奏处花打，当时均无丝弦乐器伴奏。演出时站唱、坐唱均有，也有站坐相间演唱。1930年左右，高福树始在长治一带以一手击鼓、一手拍板，两脚打锣、拍 演唱，其徒弟以老胡胡伴奏。而同期的张银娥、李鼠孩等却是自弹三弦，由他人击鼓板和老胡胡伴奏演唱，这两种演唱方式各具特色，同时赢得了听众的喜爱，随即风靡上党。近现代以来，鼓书中逐渐加入了丝弦乐器伴奏，20世纪40年代，在伴奏中又增加了二胡、板胡、低胡等弦乐，并配入打击乐器，演唱形式和乐器伴奏又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乐器又增加了唢呐、笙管等，打击乐器去掉了书鼓，改用堂鼓。

    潞安大鼓唱腔优美，最大的特点是间奏短，宜于叙事，说唱性强，因此，它最适宜登台演唱，伴奏与唱腔的配合，有着“唱时不奏，奏时不唱”的特点，每句唱腔之后，常接一个过门，节奏明快，气氛热烈。潞安大鼓的演出形式随意性强，可一人说，也可伴舞，还可以小品的形式表演，演出阵容可大可小。潞安大鼓板式丰富，旋律优美动听，土色土香，韵味独特。潞安大鼓的过门短，伸缩性强，既适合小范围内的堂会演唱，也适合在大舞台上表演。    

    ■文化内涵丰富    

    潞安大鼓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一方面是它的音乐和语言富有地方特色，亲切生动；另一方面，它的表演形式灵活，不受场地等条件限制。它通过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表达人们的愿望和要求，反映人民的爱憎和疾苦。

    当地群众一般称曲艺为“说书”，称说书艺人为“先生”。在民间，农家的各种事情，往往需要有说唱的参加。如祭祀、还愿、祝寿以及各种喜庆活动都要有一定的仪式。在这些活动中，村民喜欢请“先生”说唱助兴。做生日祝寿、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祈福还愿时曲艺也被用来作为习俗的仪式手段与依托。所寄托和表现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娱乐消遣与审美需求，更是一种崇尚神圣的社会理想和生命意识的特殊表达。

    潞安大鼓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艺人。其中最为著名的有20世纪初的魏银洞、赵文旺，20世纪20至30年代人称“铁嘴”的高福树和人称“琉璃嘴”的张银娥，20世纪50至80年代人称 “钢口”的于书田。1960年前后，又涌现出焦天保、王长胜、师爱玉（女）、崔嫦娟（女）等一批新的受群众喜爱的艺人。潞安大鼓在师承关系上，曾以“晋、旭、文、武、冠、兴、长、福、德、利”为序排辈，这种排辈究始于何人，又何人终结，无考证。但投师学艺树立文约却延续到1945年解放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艺人传艺一般均在晚年收徒，还多为一师一徒，并有“各教各的徒，各说各的书”之说。

    而今长治县有十余个业余曲艺演唱队经常奔波在晋东南各县区，形成了空前的群众性文娱活动，培养出了数十个主唱演员，如今长治各县区不少村镇，每逢庙会或庆典节日，不是唱戏，便是说书，有的村除唱戏外还要邀一班或几班曲艺队演唱，有的村平时有过满月、祝寿等个人活动，也要请曲艺队助兴，一唱便是三四天，甚至更多。潞安鼓书成为当地人民群众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形式。

    潞安大鼓的各类节目，承载了当地人的生活理想、认识愿望和情感趣味，是当地民众精神风貌与心理特征的审美映射。其中包含着大量的社会伦理与生活知识。不仅是娱乐和消遣的手段，同时具有教化和认识的功能。节目中蕴含的思想内容和主题倾向，又是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鲜活材料，集中折射着当地人非常鲜明的文化心理。不仅是当地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和审美手段，而且是当地人明辨是非、增长知识和通理教化的重要精神滋养。千百年来，它一直承担着丰富当地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使命，是当地百姓心灵生活的重要依托。    

    ■代表人物傅怀珠    

    潞安大鼓在全国造成一定影响还是1986年以后的事，这和当地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业余曲艺家——傅怀珠有关。

    “山西人，爱吃醋，家家有个醋葫芦，葫芦有情传佳话，唱一段潞安大鼓书。”他用这样朴朴素素的语言拉开了《醋为媒》的序幕。1986年，《醋为媒》在全国曲艺大赛中荣获创作、表演、音乐设计、音乐伴奏四项奖，也让潞安大鼓这一乡土曲种在我国曲坛名声大振。1987年，《拙老婆》在全国曲艺作品评奖中再次夺得金杯奖；1990年，《九月九》在“长治杯”全国曲艺大赛中一举夺魁。《九月九》是一篇诗情洋溢的作品，在这个爱情悲剧中，以三月三（订亲）、六月六（离情）、九月九（绝情）三个阶段为主线，情感上大喜大悲，情节上大起大落，给人以震撼心灵的巨大冲击力。人们在悲与喜的强烈反差中，情感受到撞击，心灵受到震撼，从而大彻大悟，得到反思。读来如诗，唱来如歌。如在反映一对有情人未成眷属的爱情悲剧时写道：“年年有个九月九，分醉霜林红叶稠，瑟瑟秋山萧萧雨，枝头疑是泪花流。”如在写两位主人公自幼相处的情景时写道：“上学去，赤足过河手牵手；回家来，石板上写字头碰头。”用简练的语言形象地勾画出两个农村青年男女少时的情趣。又如：“夜绒绒，风幽幽，人间有情风也柔，月牙儿含笑下山去，唯闻小河汩汩流。”以无情逝去的小河，反衬多情的风月。1992年，《小城变奏曲》在全国“建设之光”文艺大赛中又获头奖。

    以上作品均出自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业余曲艺作家傅怀珠之手，他是农民的儿子，作品中渗透着农民的理想、情感、趣味，他的唱词独具特色，明朗、隽永、风趣、幽默。为此，中国曲协于1992年5月在长治举办了“傅怀珠曲艺作品研讨会”。正是有了以他为代表的曲艺人的不断努力，才使得潞安大鼓这一乡土曲种在我国曲坛名声大振。

    潞安大鼓是我国北方曲坛的主要曲种之一，是北方鼓书艺术中历史比较悠久而较为古老的一种。传统书目积累数量较多，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十分深广的艺术影响力，是我省优秀的民间文化，它的传承和发展将对丰富我国的曲艺事业，繁荣我省地方群众文化起到促进作用。潞安大鼓作为我省唯一的曲艺项目入选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