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河红枪会到晋南抗日游击队
《中共晋城城郊历史大事记述》记载：(1938年)5月，牺盟晋城县分会在中共晋城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把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西土河抗日游击队员李福儒不仅耐心做通了其父李成忠(富农)实行合理负担的思想，而且还动员其父直接派马车将粮食运往前线，给全县的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工作带了个好头。
李成忠前线送粮，当时是一件轰动晋城的事，有关报刊做过重头报道。所谓“西土河抗日游击队”正名为“晋南抗日游击队”，李福儒也不是一名普通队员，而是游击队大队长。
三村联庄 成立“红枪会”
1938年初，日寇准备侵占晋城，阎系政府闻讯而逃，土匪散兵乘机蜂拥而起，到处搜刮民财，致使村村被抢，户户被劫，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四乡民众无安生之日。晋博公路两旁的犁川、晋庙铺等地先后成立了红枪会、黄枪会等组织，沿着晋豫两省的山口便道，追山、衙道、刘坪一带也成立会道门联庄自卫。济源红枪会、沁阳黄枪会甚至北上发展到沁水、高平等地。
当土河岭老财们东躲西藏、坐卧不宁之际，盘踞在刘坪南大庙的济源尚庄红枪会头目李世平趁机而起，在晋城南部大肆宣扬红枪会的神秘之功，以练功修道、避枪弹、刀枪不入等谬论迷惑群众。西土河村的大财主王作玉家族十来年间就遭到土匪三次抢劫，其中一次还丧失了一条人命。因此，为保护自己和村民的安全及利益，时任村副的王作玉积极出面让东土河、后街、西土河三村联合，均摊费用，聘请李世平充当法师，在东土河大庙(现土河粮站)成立了“土河红枪会”。由西土河富户李成忠、卫广生等任团总，李福儒任队长，卫民、王元庆等任副队长。
土河红枪会成立后，曾与土匪散兵较量过三次。第一次是刚成立不久，河南一股土匪在道宝河抢劫后窜向万杴，被万杴的红枪会围困。红枪会用石头砸得他们东奔西跑，死的死，伤的伤，还活捉了几个。土河红枪会也配合了这次行动，算是首战得胜，壮了胆，长了士气。消息传开，红枪会一时名声大噪。
第二次是农历正月下旬，从沁河西岸的土岭一带窜来国民党53军的散乱逃兵二十余人，逢村就进，进户就抢，被土河红枪会围困在黄龙山的横岭梯下。红枪会居高临下，这些散兵连冲几次都未成功，双方僵持到太阳西斜，又困又饿的残兵败将眼看毫无退路，只好派人谈判，缴枪投降。土河红枪会员押着俘虏，带着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两挺机枪，返回西山岭的歇场时，碰上了尚庄济源红枪会头子李世平一伙。他们从东土河大庙赶来，见到二十多支步枪，两挺机枪和一些弹药，眼馋得要命，硬要归为己有。土河红枪会怎能让步?双方吵嚷、纠缠不休。因土河红枪会拜过李世平为师，最后还是让了步，除留下七支步枪外，剩余的十几支步枪和两挺机枪全被李世平霸占。
第三次是继前两次交战之后，没过几天，晋庙铺的张旬村又遭土匪抢劫，来请土河红枪会去攻打。卫民等人认为远途出战，人地两生，不主张参加。但总团被前两次胜利冲昏头脑，执意出战，结果吃了败仗，还伤亡了几人。
防匪自卫 初遇八路军
3月中旬，一支队伍从黄坦坪过沁河，到漏道底村西南的河滩时，天色已晚，就地宿营过夜。这支队伍的出现被宋泉村的人发现，以为是土匪，连夜向土河红枪会求助。李福儒带领西土河村会员20多人连夜出发，直插漏道底村西庙圪梁的山口上守候。这个地方悬崖陡壁，两山夹一沟，他们立即在此修筑工事，沟崖两边用石头垒成了墙，如果土匪一进沟，就推倒石墙，准备打他们个落花流水。
早饭过后，对方发现这边山上有人戒备，就摆动白毛巾示意。西土河村的红枪会观望了一会儿感到好奇，又等了一会儿，发现对方一直不停地挥摆着白毛巾，这才用同样的方式向对方回号。接着对方走过来三个人与西土河红枪会的人对话交谈。经介绍，他们是八路军晋豫边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从阳城东渡沁河，赴焦作道清铁路沿线发展地方武装，游击作战。这三人分别是王卓如政委、桂承志支队长和陈敬一指导员，他们从口袋里掏出八路军总部公函和八路军臂章。部队领导接着又讲了抗日的形势、任务等革命道理，队员们目睹着眼前的一切，特别是队伍露天宿营、河滩野炊的艰苦场面和亲切的话语、朴素的穿戴、文雅的举止，感到非常亲近。经过相互介绍，知道李福儒等人是牺盟会员，卫民还是土河编村牺盟会秘书，一切顾虑和疑问全部打消，双方队员相互握手问候，李福儒、卫民带领队伍一起向宋泉村走来。
第三支队在宋泉村停下来休息，利用午饭前的时间进行抗日宣传。王卓如政委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演讲，队员们在墙上涂写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并列队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等歌曲。午饭后，司务长与村干部结算饭费9元3角整。村干部说什么也不要，说是老百姓自己送的没办法统计分配，司务长不依，部队首长又出面做工作，村干部只收下4元。
下午支队离开宋泉，登上马鞍口、朝凤山，到西土河庙后岭场停下来，对群众进行抗日宣传。战士们有写标语的，有唱歌的，有扭秧歌的，场中顿时挤满了人，都来看八路军。与第三支队同行的沁阳中心县委书记王毅之向群众作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讲演。群众有提水、拿饭、拿鸡蛋的，也有拿来春节晒干的枣花馍，还有拿刚蒸出来的干柿花蒸馍，五颜六色、成筐成盆，摆满了场地。有的群众往战士手里塞馍，有的往战士的口袋里塞鸡蛋。
支队经过短暂的休息，谢绝村干部挽留住宿的安排，又继续出发赶路，村民们依依不舍地送出村外。
两岭同仇 共举抗日旗
第三支队当天夜宿东谷坨岭庙时，被李世平红枪会包围了四夜三天，经过东谷坨西土河两村合力营救突围。土河“红枪会”由此彻底与李世平方决裂。
李福儒、卫民二人商量，必须真正有自己掌握的自卫武装，才能抵抗土匪和日本鬼子的捣乱。但要成立自卫武装谈何容易，首先经费就无法解决。于是他俩与土河编村村长陈长庚商量，争取村公所的支持。陈长庚本着自卫目的，赞成并愿筹划给养和经费问题，并建议利用李世平在葛万、武城、阎庄等编村不断要款拉票的矛盾，联合这些村庄共同起来自卫，这样威力就更大，士气就更高些。大家认为这个意见很好，先与葛万村郭本敬、郭爱商量，得到积极响应。随即一起到武城、阎庄联络，经过几天的紧张工作，这几个村的干部都很赞成。
4月，土河、葛万、阎庄、武城四个编村联合，以西土河村土地庙为基地成立了“晋南抗日游击队”。李福儒为大队长，葛万村郭黑旦任队副，负责军事训练。卫民、郭本敬、陈长庚、郭爱分别担任游击队的其他职务，一个多月的时间，游击队就发展到六十余人，十几支步枪，成立了南、北两岭第一个由当地自发组织成立的抗日自卫武装。
晋南抗日游击队成立后，模仿晋豫边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制订了一些制度和纪律，受到当地群众大力支持和拥护，李世平的红枪会再也不敢来这一带骚扰了。为了寻求八路军的领导，游击队到处打听八路军的消息，听说大阳驻有八路军，李福儒、卫民、郭本敬三人就前去联系，结果等了二十多天，与八路军也接不上头。
由于没有得到八路军的领导，土河顽固派又状告李福儒等组织“红枪会”缴了国民党53军的枪、打死了53军的人、放走了八路军、自称抗日游击队、占据一方等，因此晋南抗日游击队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是这个区域恰是以后晋沁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地带，这批人员也大多成为初建晋南县的地方武装骨干(如卫民、郭本敬分别任一区、三区区长兼区干队队长)，为晋沁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地方抗日武装建设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而大队长李福儒则于一年后带动本村9人，并进而带动土河岭一个连人员参加了晋豫边抗日游击支队(又称“唐支队”)。李福儒后任太行45团一营教导员，1946年在豫北战斗中牺牲。(撰稿：王之鸿、王小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