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设计专家——陆孝彭
图1：在歼教1飞机前合影（左起：陆孝彭、叶正大、徐舜寿、王汇青、程不时、顾诵芬、汪子兴）
图2：陆孝彭和强5
陆孝彭(1920年8月19日—2000年10月16日)，江苏省常州市人，飞机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洪都航空工业集团研究员、飞机总设计师。
1941年毕业于重庆国立中央大学。长期从事航空事业，主持参加设计我国第一架歼教1教练机、强五系列超音速强击机和世界上最轻的超音速歼击机歼12。其中强五飞机1965年设计定型，低空操纵性稳定性达世界先进水平，曾是我国空军主力机种，并出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主持变后掠技术重大课题研究，在气动布局、机翼优化设计、驱动机构和飞控系统方面取得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还主持高超音速空天往返载人系统第一级总体方案课题研究等，并获得多项成果。1978年获全国劳模称号。
陆孝彭的故事
一
在广大军迷心中，中国空军曾经有一款“神一般存在”的机型，这就是强。
强5从1969年列装部队，其后不断改进改型，直到2017年完全退役，近五十年的服役时间成为我国空军最具生命力的机种之一。
1972年，强5改装后的机型，还承担了投掷氢弹试验的光荣使命。强5也曾大批出口南亚地区，被“巴铁”空军誉为“山鹰”。
当年这款尖头设计，外形现代漂亮的军机，广大军迷长期尊奉其为“五爷”。而设计这款飞机的就是洪都的传奇设计师陆孝彭。
强5研制、试飞、列装过程的曲折艰辛，种种磨难坎坷，以及最终的柳暗花明，令后人唏嘘不已，难以想象。
当年参与设计的人员回忆：“用夜以继日、挑灯夜战等这些词都无法表达人们工作的热情与干劲;作为总设计师的陆孝彭所花费的心血比任何人都多，几万份图样、几万个数据他都要一一核验”。
强5设计全面铺开之时，正赶上“大跃进”，遍地都是赶工报喜的佳讯，可陆孝彭不为所动，力陈不尊重科学的危害性，一旦发现问题，果断提出全面返工。科学原则什么时候不能丢，这就是陆孝彭一直的坚守。
可当强-5试制胜利在望之际，又遇到1961年国民经济大调整。加之六十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影响，“沈飞”一连几年都不能向军方交付合格的战机，厂区停放了几百架因为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而不能出厂的新飞机，被人形容成“趴窝机”。
以致当年主管军队工作的贺龙元帅在112厂视察中，十分震怒，大发雷霆，用手杖点着那些不能飞的飞机，对厂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行业整顿一刀切的背景下，强5迎来了下马的通知。受此意外打击，陆孝彭几近昏倒。
但他身上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促使他奋笔疾书写了保留强5项目的万言书。
也幸好得到了当年厂领导的支持，做出了见缝插针研制强五的决定。
由此拉开了中国航空史上，6名设计员，2名工艺员，4名工人，1名调度员，1名资料员总共14人，试制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的传奇历史。
为了坚持强-5的研制，陆孝彭带头向樊洁保师傅学会了铆接技术，亲自爬上飞机进行铆装;零件供应断绝了，大家就到半成品库房各个角落里去找，找到拿回来自己加工;吊车坏了，自己修，工装有故障，自己排除;当急需的零件完成后，守候在机床边的陆孝彭也不等别人来帮忙，向工人师傅借来板车，搬上零件，拉着板车就朝试制车间飞跑........。
1962年11月，三机部副部长兼航空工业局局长薛少卿等领导来洪都检查工作。得知洪都见缝插针坚持试制强5，在看了半成品后，被他们坚强的意志感动，当天联名将所见所闻报告了贺龙、聂荣臻两个元帅以及空军和三机部的领导。
强5试制迎来转机，从地下转入地上。
可随后1963年10月的飞机静力实验，在空军两位副司令曹里怀、常乾坤等大批领导参观试验的当中，因为一根钢索的原因，导致实验失败。当时所有人员目瞪口呆，心情沉重。
在听取汇报后，曹里怀留下了让陆孝彭终身感动的一句话：“科学实验嘛，有成功，也会有失败”。并鼓励大家总结经验，继续干。
他的这番话，在强5又遭受挫折的关键时刻，尤为珍稀可贵。
试验失败后的一个多月以后，陆孝彭又向来洪都的三机部部长孙志远和曹里怀等领导汇报了强五从设计、试制到静力试验的全过程。
陆孝彭思路清晰，层次清楚，数据充分，分析精辟的汇报，终于得到了孙部长和其他首长们的首肯和认同。
强5得救了，三机部决定立即恢复强五试制。
1965年6月4日，强5在樟树机场试飞，这又是一次曲折惊险的试飞历程。
因为那天天气不好，试飞的指挥员决定不飞，这话一出口就像捅了马蜂窝，曹里怀副司令听说不飞了，立马跑到指挥台，严厉训斥了指挥员足足有20多分钟，当时现场鸦雀无声，都在老老实实听着。
后来曹副司令让试飞员拓凤鸣发表意见，飞还是不飞。在那种紧张气氛下，试飞员决定：“飞吧”。后据试飞员回忆，那天实在太惊险了，飞机上去不久，就下大雨，到着陆时的云高只有200-300米的样子，再晚半分钟，可能就下不来了。
命运多舛的强5注定要历经磨难。
当飞机一下来，最终平安着陆时，陆孝彭激动地泪流满面，当晚的庆功宴，不喝酒的陆总，也喝了不少。
对于曹里怀副司令员，陆孝彭在一首诗中表达了对他的敬佩和尊重。
亿昔里怀主空军，三到洪都探雄鹰。
静试不成更勉励，雨中首飞指挥定。
设计定型不过岁，文革援我出囚禁。
赤胆忠心为革命，功成身退后世敬。
1985年，强5强击机工程被评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这是对陆孝彭最大的肯定。
强5在研制过程中形成的“自强自立，求实创新;百折不挠，团结奋进;献身航空，勇攀高峰”的强5精神现在不仅是洪都，也是整个中国航空工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二
建立一个强大的航空工业，靠买不行，靠引进也不行，必须坚持走自主研发设计的道路。
这个原则在陆孝彭后期的设计生涯中始终贯彻如一。对这一原则的坚守，陆孝彭也并非先知先觉，也是有其心路历程。一段在美国麦克唐纳公司留下的屈辱记忆深深刺激了他。
上世纪四十年代，陆孝彭在麦克唐纳设计实习期间在，飞机设计部的办公室都是由套间组成的，中国人都被安排在各个办公室的外间，每当遇到重大技术讨论和设计更改时，里面的门就咣当一声关上了，对于这种技术封锁和歧视，大家都强烈地感受到屈辱和愤怒，但弱国子民的身份烙印，使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在此之后陆孝彭又去了英国格洛斯特公司学习，期间他的一款新型喷气式战斗机的设计方案，在公司内部的竞稿中，脱颖而出，这次的设计成功，给年轻的陆孝彭以极大的激励和自信，他自此相信中国人同样也能设计最先进的飞机。
回国时，据陆老自己回忆，一看到祖国的海岸线，眼泪就忍不住，直往下掉。
除了最早的歼教1，以及之后永载史册的强5，1969年，陆孝彭还根据空军部队提出的战术要求，主持了歼12飞机的设计研制工作。
这款当时世界上最轻的超音速战斗机，被叶剑英元帅亲切地称为“空中李向阳”。
虽然歼12最终没有被空军列装，只是作为技术储备保留下来，但它的研制过程中，打破了诸多设计禁区，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新结构和新材料。
如首次引用碳纤维、大胆采用机身整体油箱，高强铝合金起落架等，可谓开创了当年我国歼击机设计的全新一页。
“只要祖国需要，我就能搞出来”。陆孝彭用航空报国的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心中的誓言。
洪都因为有了陆孝彭，因此还有后人评价：
“在六、七十年代军用战机领域，那不是今天成飞和沈飞竞争，而是洪都和沈飞竞争。”
八十年代，陆孝彭应邀到美国考察，故地重游当年自己实习的麦道公司，面对大洋彼岸先进的科技，在巨大的差距面前，他除了几分惊叹、羡慕外，更大的感受是不安，甚至忧心如焚。
1996年，陆孝彭参加完珠海航展回来后，更是拼命地工作。他说：我看见航展上，别国的的飞机大出风头，我心里更不平衡了，这是我国国土上召开的航展会啊，我们自己还是落后了啊!不快马加鞭怎么行呢!我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和不安。
这就是陆孝彭，一个满怀强烈爱国和民族自尊心的老一辈知识分子。
晚年他体弱多病，在病房里他还找人去讨论飞机设计的方案和各种计算的结果。为了中国航空事业的进步腾飞，他简直就是“拼命”。
据洪都另一位工程院院士石屏回忆，他晚年还在一直研究第四代战斗机的方案。
每年过节，洪都集团的领导都会给陆总送去新春的祝福，但不能对他说祝您身体健康之类的话，陆总对这个很敏感，非常忌讳。他总是会很认真的说：“我身体很好，真的很好”。
可事实上，陆孝彭是害怕大家知道他身体不好后，不让他工作。
三
陆孝彭一生对洪都感情至深。
在他退休后，深圳方面想动员他去深圳工作、落户，因为深圳当年没有院士，很想引进，给出了极其优厚的待遇。
但陆总想都不想就拒绝了，他说那是不可能的，家人劝他，他则说：“我去干什么，离开了洪都，离开了飞机，我什么都干不下去”。
深圳方面还想做工作，提出可以搞水上飞机。陆总还是一口回绝：“我是搞战斗机的，是搞能守疆卫土的飞机，我的事业在洪都”。
南昌航空学院(现南昌航空大学)转为本科院校后，请陆孝彭担任第一任院长，他觉得能为航空教育事业做点贡献，便欣然接受，可在担任院长几年后，他就主动辞职。
按他的话说，学校已经自成体系，走入正轨，我可以退出了，不该占着这个位置，我洪都的事情还很多，别人有什么事都要过来请示我，很不方便，而我是不能离开洪都的，所以只能退出。
他当选省政协副主席后，组织上考虑把他的关系转到省里，各方面待遇可以更好点，可他就是不同意，他说：“我的关系要留在洪都，哪怕不当这个副主席，我也不能失去洪都总设计师的职务。”
陆孝彭还说过：“只要让我搞飞机，其它什么都无所谓”。他也的确对很多人追求的权势、名利、金钱没有丝毫的兴趣。
七十年代末，厂里选他当了副厂长，他却念念不忘身上的设计工作，不愿搞行政事务，别人知道他有这个习惯后，有些行政文件也就不送他阅批，他不仅不生气，还很高兴，觉得是种解放。
1999年，国家两弹一星表彰大会前，上面通知陆孝彭参加，他听到后，立即说：“我又没有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受什么奖”?
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吴立新”向他解释：“氢弹不是用强5带飞空中发射的吗”?
而他却说：但这个当年是于登根副总抓总的，应该他去受奖。别人提醒于总已经逝世了，他才同意参加大会。
对于金钱上，陆孝彭更是不会考虑自己的得失多寡，在洪都也留下了他关于此类轶事的经典话语：“我是拿事业金的，怎么还能拿奖金呢”。
陆孝彭在洪都德高望重，地位摆在那里，但他却从来不会为自己子女的就业、读书找关系，谋福利。儿子从广州回来旅行结婚，用了下单位的车，他都要自掏腰包付油费。
困难时期，他和洪都很多老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据其大女儿陆群回忆，有一年，洪都一位老工人怀疑自己儿子高考被人挤掉了，没有去到志愿的学校，于是就找到陆孝彭。
陆孝彭一听就急了，他一直对开后门的事非常反感，在还没搞清楚具体情况下，就跑到省高招办，为老工人打抱不平。
他对高招办的人说：“人家老师傅三代都没出过大学生，好不容易考上了，不能搞特殊把人弄下来，要让孩子上学”。结果弄得高招办的同志很尴尬。
后来那个小伙子终于被南昌大学录取，非常高兴，抱了一箱苹果到陆老家答谢，陆老坚决不收，别人坚持要送，最后的结果是陆老发脾气，小伙子被骂走。
当然陆老也是凡人，他也有些让老洪都人印象极其深刻的趣事：
陆孝彭由于早年自身的特殊遭遇，在生活中形成了让人难以理解的奇怪习惯，比如出差时，总是要用自带的工具反锁房门，特别警惕小心。
还有就是他买水果，从不问价钱，别人说多少就多少，但有个习惯，一定要挑最顺眼、最好看的，往往买两斤水果，要在摊子上挑上个大半天。结果这让洪都卖水果的小贩都认识他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
来源：南昌市史志办公室、中国工程院网站、《用一生创造飞翔》(许珊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