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楼风月 千古文章——王咨臣与他身后的财富

　　来源：江西日报 作者：郑云云

　　对话人：

　　郑云云 江西日报记者

　　宗九奇 滕王阁管理处副处长、王咨臣之友

　　王令策 南昌古籍书店副经理、王咨臣之子

　　即使是酷暑，江南三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上，依然有不少国内外游客在临水眺望，凭栏沐风。抬望眼，只见在滕王阁最高一层的阁檐下，醒目地悬挂着一块高达5米的匾额，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书写的“滕王阁”三个刚劲峭拔的大字，横镌匾额之上，让人感叹着一楼风月，千古文章。

　　我们的话题，就是从如何发现苏东坡书写的《滕王阁诗序》开始的。郑：听说滕王阁重建之际，本想请当代名家舒同题写“滕王阁”三字的?

　　宗：对，当初是有过这种考虑。可是那时武汉的黄鹤楼已经建成并请舒同题了字，所以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方案。大家一致认为滕王阁是千古名楼，这三个字也应该出自独领风骚的历史文化名人之手。滕王阁自唐代建成，经历了宋、元、明、清，历代都有不少名人吟咏过滕王阁。但是韶光流水，历史无情，当时能找到的史料真是非常非常少。由于宋代时滕王阁已是闻名遐迩，苏东坡五十七岁南下岭南时曾途经南昌，是否登临过滕王阁无法考证，但如果能找到苏东坡的字是最好不过。不过我们没有抱太多的希望，如果找不到，就只能从明清时代的文人中选择了。

　　我当时是滕王阁工程筹建处副主任，负责工程的常务工作，需要资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求助于王咨臣先生。当时王先生就很肯定地说苏东坡曾经全文书写过王勃的《滕王阁诗序》，他的书法是大家手笔，肯定会流传下来。只是不知道还能否找到。根据他的研究和推测，终于在他丰厚的藏书中找出了明刻本《晚香堂法帖》，果然，其中收录了苏东坡的墨迹《滕王阁诗序》。那满纸以书当歌的行草，真是让人爱不释手。当时，我真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滕王阁大厅屏壁上，镶嵌着巨幅铜刻《滕王阁诗序》碑，碑上采用的就是《晚香堂法帖》中苏东坡的手书，不过苏文原是小行书，采用时经复印放大，再由工匠手工镌刻而成。

　　郑：苏东坡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又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以苏字题额，可谓与名楼珠联璧合，相互辉映。对于重建的滕王阁来说，王老真是积了功德。不过，收藏家是将自己的藏品视为生命的一部分，您当时将那么珍贵的《晚香堂法帖》借出，我想王老心里还不知怎么心疼着呢?

　　宗：并不是那样。记得我在借用原拓本时，王老不仅慷慨奉出，而且当我完璧归赵想聊表谢意时，王老非常坦然地说：“东坡手书《滕王阁诗序》，与大画家赵伯驹所绘《滕王阁图》被人并称为‘双绝’，今逢盛世，您能将它制成铜碑，我已心满意足了，何谢之有?”

　　郑：除了《晚香堂法帖》，王老还为重建滕王阁提供了其他资料吗?宗：那真是太多了。1985年10月，重建滕王阁工程正式开始，王老对此非常关心。当时他已搜集整理了《滕王阁诗文广存》，这部书稿为重建工程提供了不少文献依据。对于新建滕王阁的主体仿宋结构设计，王老也是功不可没。不过，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那还是在1942年5月，中国营造学社主持人、古建筑大师梁思成和助手莫宗江考察南方古建筑路过江西，时任省建设厅厅长的杨绰庵在为他洗尘时诚恳地谈到，一旦抗战胜利，将重建江南名楼滕王阁，并希望梁思成能给予支持，绘一套图纸以备战后重建之用。梁思成当即雷厉风行，在极短的时间就投入绘制草图的工作。绘图前，他查阅了有关文献，决定采用宋代的法式，参以唐代式样。就这样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由梁思成亲笔勾勒方案草图，莫宗江绘制正式图纸的《重建南昌滕王阁计划草图》共八幅，其中包括彩色透视图、平面图等，一并交给了杨绰庵。遗憾的是，当时战事激烈，抗战胜利后杨绰庵又调离江西，建阁的宏愿终成泡影。

　　对于重建滕王阁的工程，梁思成的设计图纸是极其重要的参考资料。可喜的是，这样一份宝贵的文件，竟被王咨臣先生收藏至今，而且无私奉献出来，成为重建工程参照的最重要依据。可以说，今天的滕王阁基本上是以梁思成的设计为主要思路，只是将明二暗五的结构改成了明三暗七，另外将建筑材料更新了。

　　郑：王咨臣先生对文化事业的热心慷慨令人敬佩。但我也听说过王老在生活上过于节俭的故事，据说还引起过子女的误解。对于这相悖的态度，不知令策您对父亲的所作所为如何看待?

　　王：父亲的“小气”，在我们家的确是有名的。“小气”甚至可以用来概括父亲的日常生活习惯。比如他漱口只用一茶杯水，洗脸的用水量呢，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叫做“蘸酱油”。还有他外出绝对不坐公交车，出租车就更不用说了，理由是为了锻炼脚劲，哪怕是母亲给了他车钱也不坐，硬要将那一元钱、几角钱省下来!我们兄妹几个小时候确实对他不理解。我是在父亲收藏的书画、古籍当中渐渐长大的，有一回我好奇地问母亲：“我家哪来那么多的图书、画册?”母亲当时用略带嘲讽的口气回答：“还不是你爸爸从死人手里抢下来，废品堆中买来的。”“那放在家里干什么呢?”“去问问你们的爸爸，天知道有什么用?”老实说，这是我关于父亲藏书的最初印象。

　　第一次对父亲感到惊讶，是在1976年。那一年我为调回南昌一事，去了奉新县文教局肖芒老师家。闲聊时，他突然说了一句：“你父亲真了不起!”由于我是在“读书无用论”中长大的，虽然“混”到高中毕业，对父亲的行为并没有更深的了解，在我眼中，父亲除了生活中对子女们太“苛刻”，并无什么了不起之处。所以我当时很是吃了一惊。肖老师见此，则对我说：“你父亲收藏的那些书画、信札、手稿等都是我们省内乃至国内比较罕见的物品，又都是在社会科学研究当中很有用的宝贝，只是现在许多人还不曾认识到这一点。你一定要珍惜它们。”

　　对家人来说，父亲在生活节俭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在购书方面的大手大脚。每逢好书，哪怕下餐没饭吃，借钱也要将它买下。记得父亲1975年退休后，工资只有几十元，可为了买一部定价700元、带函套的晚清线装本，他整整节衣缩食了两年，终于将书搬回了家。1986年我从江西大学夜大中文系毕业，撰写论文时特别体会了父亲藏书的丰盛。别的同学都要跑图书馆，我则坐在家中就基本满足了要求。这使我对父亲藏书的行为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他经过千辛万苦收藏的文献资料，朋友们需借阅时，他从不收取分文报酬。他对我说过：“人家来查阅资料，是为研究而用，我们从中牟利，则有不义之嫌;再说书虽属我个人，但个人的生命毕竟有限，而知识无限，你一旦收费，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限制了知识的传播，我的藏书使用率也就下降，有违我藏书的初衷。”

　　父亲谢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有许多手稿装了满满的几大箱。其中还有他下放期间所编的《南明大统日历》等。我非常后悔父亲生前没有多向他学点东西，我现在感到父亲深厚的学问本是我一辈子的财富。

　　郑：的确是有点可惜。听说广州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汪叔子当年在江西工作时，常常向您父亲请教，平时木讷的王老讲起课来滔滔不绝，即生动又详细，如谈到线装书的鱼尾(指线装书页之间特有的花纹)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可以举出几十例来，让听者都舍不得离开。汪叔子至今对王老所授之课印象极深。

　　宗：王老的好学也是有名的。上世纪50年代末，我还是一个15岁左右的少年，每逢周末我就会去逛象山北路口的古旧书店，看看有没有善本古籍，或翻翻架上一函函线装书。有一天，一到书店就下起了大雨，因为没有带雨具，我只好在书店一边翻书一边等雨停。当时一位中年人走到我身边和我主动攀谈起来，好奇地问及我的家世，因为当时对线装书感兴趣的少年并不太多。这位中年人就是后来与我和我父亲都成为朋友的王咨臣先生。在我们长达四十多年的交往中，他不仅不以我年轻而看轻我，反而经常将他撰写的对联带来，说是与我切磋，不耻下问地听我发表意见。由此可见王老的好学精神。

　　郑：听说令策正在编辑王咨臣先生纪念文集，这不仅是寄托子女对父亲的怀念，对于文化界也是一件有益的事。不知文集将包括哪些内容?您父亲的藏书目前状况如何?

　　王：书中将包括著作目录、手稿目录、年谱、纪念文章等，比较全面地反映出父亲的一生。父亲的上万册藏书现在完好无缺地保存在他生前的藏书楼“新风楼”里。但由于该楼房建于上世纪40年代，虽然1989年大修过一次，但墙基没动，一二十年后也将列入危房。我希望有条件时能将藏书楼的条件改善，包括采取恒温保护藏书。因为书籍的保护是最困难的。

　　王老的三屋藏书，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财富，也是精神上的。当我结束采访时，对这位曾是多年“隐居”民间的老人肃然起敬。一楼风月，千古文章———可喻王勃文、东坡字、王老一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