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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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这个堪称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真正画“句号”的行动，这件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战后人道主义善举，因为种种原因，整整尘封了５９年。现在，到了揭开历史秘密的时候了。　　　

尘封了５９年的历史大事

５９年前的今天，即１９４６年５月７日，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又注定是现代史上一个可圈可点的日子。　

辽宁省葫芦岛港当时还是一个相当简陋的小码头。那天，一队队拖儿带女的日本侨民，走上又陡又窄的舷梯，上到轮船的甲板上。一双双疲惫的眼神中，流露着感伤与希望。随着满载２４８９名日侨的两艘轮船鸣响汽笛，“葫芦岛日侨大遣返”正式拉开了帷幕。　

葫芦岛市政府赴日本寻找有关史料时受到在大遣返中归国日侨及家属的热烈欢迎。到这一年年底，在不到８个月的时间里，经葫芦岛遣返的日本侨俘共１５８批，总计１０１７５４９人（其中日本俘虏１６６０７人）。１９４７年和１９４８年，又分别遣返了国民党控制区内留用的日侨３３４９８人。这样算下来，从葫芦岛共遣返日侨（俘）１０５１０４７人，其规模之大、人员之多、时间之长，实属史所罕见。　

中国东北怎么会有如此之多的日侨？这还要从日本大移民说起。

据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志坤、关亚新介绍，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觊觎中国东北，并提出了“大陆政策”和“利益线”理论。１８９４年，日本悍然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此后，日本和沙俄又为争夺东北而大打出手，并于１９０５年签订《朴次茅斯条约》，最终划定双方的势力范围：长春以南为日本范围，长春以北为沙俄范围。　

为了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和进一步扩大侵略，日本统治集团开始提出“满洲移民论”。１９０８年，第一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向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提出备忘录称：“进入满洲之我国移民，以今后十年为期，至少为五十万人，若有可能则应达到１００万人以上。……如随年积月累，得以移入大量人口，满洲则事实上成为帝国领土。不仅在以后归还之场合我之利益确定不动，而且或许出现最终不必归还之情况。”正是出于这种狼子野心，日本移民第一次大量进入大连及“满铁”附属地。１９０２年，大连地区仅有日本人３００多，到了１９３０年则激增到２１５４６３人。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陆军省、拓务省和关东军提出了一糸列移民方案，很快掀起了第二次向东北移民的高潮。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进一步提出了“以日本在乡军人组建屯垦军基本部队”，永驻东北的“武装移民”建议。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５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正式宣布：向中国东北移民是日本“七大国策”之一，提出在２０年内向东北移民１００万户、５００万人的庞大计划。日本政府随即采取集团移民、集合移民、分散移民和青少年义勇队移民等办法，实施开拓移民。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满足战争需要，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东北钢铁、煤炭、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进行掠夺，移居东北各大中城市的日本侨民也不断增加。据统计，截止１９４４年９月，居住在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不包括军人和军人家属）已达到１６６２２３４人。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战败投降，东北光复。４４天之后，即同年９月２９日，中美联合参谋长会议在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录中，最早提到“东北（满洲）日本人遣送计划”。　

１９４６年，经当时的“军调处三人小组”（美国马歇尔、中共周恩来、国民党政府张群）协调决定，除丹东的日本侨民７．５万人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经朝鲜遣返；大连的日本侨民２７万人由苏军直接遣返之外；在东北地区的其余日本侨民全部集中到葫芦岛港进行遣返。

“大遣返”彰显多重价值

研究现代史的专家、学者认为，“葫芦岛大遣返”是现代史上不可忘却的一笔，特别是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６０周年的日子里，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有着多重的现实意义。　

――“大遣返”表现出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１４年间，中国人民遭受到空前的民族苦难。在“三光”政策下，百姓的财产被劫掠，姐妹的身体被强暴，数千万人死于这场最残酷的战争中。但是，中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没有以暴易暴，没有对百万日本侨民大加鞑伐，而是迅速安排日本侨民回国。在当时制定的《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上，第一条就强调：“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恐吓或其它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月，中国政府仍拨出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和１３４４１节火车皮，以供遣返之需。据《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经费移交对照册》记载，仅１９４６年５月至８月，遣返经费开支就达１．４７亿元（东北流通券），其中仅日本侨民伙食费就支出了１．２亿元（东北流通券）。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给日侨中的小孩子腾出热炕，端水送饭。有一次，日本遣返轮船“大安丸”因故在葫芦岛港停泊了２０多天，燃料耗尽，中方立即送去燃煤５０吨。还有一次，日侨转运所发生霍乱，中方医生、护士全力防治，扑灭了可怕的传染病。这一切都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尊重人权，实行人道主义的博大胸怀。这一点，就连日本人编写的《满洲国史》也承认，战争结束后并没有发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庇护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大遣返”彰显了中华民族内部不同党派之间求同存异、精诚合作的力量。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控制东北争夺激烈，军事摩擦不断。但是在遣返日侨这件事上，国共双方以大局为重，相互协调，互为方便。当时，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约有３０万人，国民党控制区内的日侨有８０万人。双方经协商，决定分批分期有序遣返日侨。当时中国共产党驻沈阳代表饶漱石、伍修权，东北民主联军高级将领李敏然（李立三）等都积极参与了这项工作。１９４６年８月２１日，共产党控制区内的日侨开始遣返，仅用一个月时间，除部份留用人员外，１８２２２２名日侨就全部遗返完毕。国共双方在遣返日侨行动中信守诺言，没有趁机骚扰或打击对方的军事力量。

重温半个世纪前的这段历史，人们更加坚信：在“一个中国”的大前提下，海峡两岸什么都能协商，什么都能办好。过去百万日侨大遣返做到了，现在台海和平、祖国统一也一定能做得到。

――“大遣返”凝聚着中美两国“二战”历史上的一段合作，也是中美成功处理双边或多边关系的成功范例。在遣返日侨过程中，当时的美国政府做了许多协调性工作，包括为大遣返急调１２０艘船只，其中既包括第六舰队的大型运输舰，也有日本的民船如“北斗丸”、“大郁丸”等。这些舰船日夜穿梭，往返于葫芦岛港和日本的佐世保、博多、舞鹤等港口，航次多达８００余次，最终完成了任务。

――“大遣返”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不仅使中国人民遭受苦难，日本人民也承担苦难的事实，可以促使日本政府以史为鉴，深刻反省。据史料披露，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日本政府曾不负责任地采取“弃民”政策，在东北的日本侨民当时处境十分艰难，溃逃过程中自杀、饿死、病亡的人数达到１７４０２２人，其中“开拓团”的团民就死亡了７８５００人。侥幸活下来的日侨，绝大多数汇集到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大中城市的难民收容所中，苦苦地等待回国。

当时在哈尔滨日本难民联络会工作的村井光雄先生回忆：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以后，桃山小学难民收容所每天约有３０人死于饥饿、寒冷和斑疹伤寒，男女老少的尸体都堆放在学校操场上，直到第二年５月，才用马车将这些尸体运送到公共墓地安葬。

平吉子与菊地荣是亲姐妹，都是从葫芦岛遣返的。她们回忆说，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消息传来，她们全家就从北满仓惶疏散。当时，家里的牛、马都扔下了，只背了一些干粮，父亲还背了一支猎枪和一张渔网，怕万一路上找不到吃的捕个鱼打个兔子好充饥。到了绥化，全家听说日本已无条件投降，便在飞机场的仓库苦候了一个月，然后才坐上火车到了葫芦岛。这中间，父亲因患斑疹伤寒而死，９岁的妹妹死于营养失调，２２岁的姐姐因腹膜炎病故。　

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岁月流逝，转眼“葫芦岛日侨大遣返”已经过去５９年了，但当事人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

１９９４年，日本作家国弘威雄来到葫芦岛市。遣返时国弘威雄先生只有１３岁，如今却年过花甲，他最大的心愿是将那一段历史拍成一部纪录片，“一方面是警示不要重蹈覆辙，永不再战；另一方面是告慰被战争夺去生命的地下亡灵。”此后的３年间，国弘威雄的剧组到中国大陆、到台湾地区、到美国和新加坡，四处搜集相关素材和资料，葫芦岛市有关方面对此予以了大力协助，最终完成了自叙形式的大型纪录片《葫芦岛大遣返》。１９９７年，该片在日本首映，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桥本龙太郎发出贺信，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文化参赞出席了首映式，并称赞国弘威雄是有正义感的进步作家。

当年受到中国人民善待的日本侨民，始终铭记那一段历史。他们拍电影、写回忆录、到中国寻访救命恩人，捐资帮助中国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表现出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从葫芦岛遣返回国的穗刈子男，现在是日本林友株式会社董事长，并兼任了松本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７８岁的穗刈子男十分痛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认为它给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都造成了灾难。这些年来，穗刈子男多次到中国东北访问，并在他当年生活过的吉林省梨树县捐建了一座现代化小学。他强调不能忘记历史，要向青少年全面、真实地介绍历史的本来面目，避免再犯历史错误。　

名谷屋市的退休大学教授间濑收芳先生回忆说，他１５岁那年正在长春新京一中读三年级。突然被关东军中断学业，与其他１２０名男孩统一编成“开拓团”，送到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东宁“报国农场”开发稻田，实际上是把土地翻松灌上水以防止苏军坦克进攻。不久，苏军突破日军防线，他们这些孩子向南逃命，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１日下午来到了牡丹江宁安县一个叫石头村的地方。当地农民对这些饥寒交迫的日本男孩伸出了援手，给他们饭吃，让他们睡热炕。“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大度最可敬的”，间濑收芳感恩戴德地说，“当时我连病带冻已是奄奄一息，一位老奶奶端来一盆温水，不断擦洗我的双腿，直到擦暖为止。这石头村就是我再生之地啊！”　

中共葫芦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钱福云，自１９９５年了解到这段历史后，一直致力于发掘和宣传“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她认为，这一段历史很珍贵很特殊，不能让它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受地方财力、物力、人力因素的制约，目前相关的史实整理、史料发掘亟待加强，所存不多的遗址遗迹保护也迫在眉睫。她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对这个问题加以关注，尽快在事发地建立“葫芦岛大遣返资料馆”，并将其列入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使国人特别是未成年人记住抗战结束后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人道主义行动。（( 新华网辽宁分社 魏运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