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改文风怎么改，古人有智慧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中这句话，如明镜般映照着千年文风流转与世情变迁的内在联结。文风并非雕虫小技，而是贯通学风、作风、政风的文化血脉。2025年全国两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强调中央八项规定是“长期有效的铁规矩、硬杠杠”。核心目的之一，是推动文风、会风与党风、政风、民风深度贯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作风保障。那么文风如何改？记者采访众多学者，他们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讲到刘勰的“体情为本”，再谈到白居易的“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可以说，古代文论的精髓，为今日改文风、转作风提供了深邃的思想源泉。

古典文论具有反对浮华文风传统

中国古典文论一直就有反对虚假、浮华文风的传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俞士玲对记者说，如《庄子·渔父》从“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的角度，提出文章、文风“贵真”。《韩非子·解老》从“文”“质”关系角度，提出“文为质饰者也”，更看重“质”之美。《刘子新论·言苑》也说：“红黛饰容，欲以为艳，而动目者稀；挥弦繁弄，欲以为悲，而惊耳者寡，由于质不美也。”如何做到质美，就要“理动于心”“情发于中”。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沙先一教授告诉记者，刘勰在《文心雕龙》的《情采》和《议对》篇中，大力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浮华文风。在《情采》篇，刘勰指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意思是，如果文章辞藻堆砌得花里胡哨（“繁采”），但缺乏真情实感和深刻思想（“寡情”），读起来就会索然无味。刘勰并不是反对文采，而是反对为了华丽而华丽，把形式放在内容之上。

“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沙先一引用《情采》篇向记者解释，这句话以织布的经线与纬线为喻，阐明了文学创作中内容与形式相辅相成、互为依存的辩证关系。这一论断既继承了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又在具体文学创作层面进行了深化。

在《议对》篇中，刘勰提出“文以辨洁为能，不以繁缛为巧”。意思是，写文章的能力体现在表达清晰简洁（“辨洁”），而不是靠堆砌复杂的辞藻（“繁缛”）来炫技。这样才能让文章主旨明确、条理清晰。

“刘勰这些观点主要是为了纠正南朝齐梁时期文坛的不良风气。”沙先一说，那时很多文人一味追求新奇、浮夸、怪异的表达，过度装饰文字，导致真正表达情感的作品越来越少，而追逐华丽形式的文章却大行其道。他提倡的是情感表达充分而不啰唆，文辞运用优美而不泛滥。

改文风要做到内容与形式辩证统一

形式与内容的辩证统一，是古典文论对付浮华文风的一剂良方。在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葛恒刚看来，孔子早就在《论语》里阐述得很清楚：“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指的是文章的思想、感情这些内在的东西，是核心。“文”指的是语言、结构、技巧这些外在的表现形式。刘勰痛斥“体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的虚浮，主张“为情而造文”，而非“为文而造情”。真情沛然则辞采自生，“如《出师表》之忠、《陈情表》之孝，字字血泪而无需藻饰。”葛恒刚说。

文风背后是心性修养的投射。葛恒刚说，曹丕在《典论·论文》里讲了一个核心观点：一个人是什么性格、有什么修养，写出来的文章就是什么风格。曹丕说的“文以气为主”的“气”指天生的性格气质加上后天的修养。比如：孔融这个人气质“高妙”（超逸洒脱），他的文章风格就很“高妙”。徐干带有“齐气”（齐地人舒缓从容的气质），他的文章风格也就比较舒缓。“简单说，你的内在修养和性格（气），会自然地成为你文章风格的内在灵魂。”

曹丕的理论把“人”和“文”紧密联系起来，深深影响了后来刘勰、韩愈等文论家看待文章风格和作者人格的关系。刘勰亦言“树德建言”，将立言与立德并置。而今文风整改，首重“领导干部带头”，因为官话套话的背后，往往是脱离群众、作风虚浮的病灶。

文风扎根时代生活应知行合一

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曹明升对记者说，古人将文风与立德修身相统一，强调知行合一，对我们当下具有启发意义。“说到知行关系，我们首先会想到朱熹的‘知行互发’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他进一步解释，其实在儒家文化传统中，知行关系与身心密切相关，“知”不是简单的知道、了解，而是在此基础上的人格内化。具体到文风上的“知行合一”，就是强调立德修身与文风的统一。

这种观念在汉代逐渐定型，如扬雄所云“君子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在唐宋时期盛行，韩愈说“仁义之人，其言蔼如”，欧阳修说“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都是强调先要知道德、修仁义，将其内化为儒家人格后，文风自然会“蔼如”“辉光”，进而实现文风与人格的统一。曹明升认为，文字工作者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才能写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好作品来。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立增教授认为，文风应该始终扎根生活土壤。他以白居易作诗求“老妪能解”，章太炎文章以“学者难工”为例，指出不同文章有不同的预设对象和阅读群体。白居易的诗歌“为民”“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具有民胞物与的情怀，所以写诗追求浅近通俗、“老妪能解”的风格。章太炎作为近代学术巨擘，受古典文化的旧传统影响极深，他的著作如《訄书》《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引经据典、风格谨严，在“不可读”处体现出学问的广博与精深。这就是说，写文章要考虑受众主体，要扎根于现实生活，才有充实的内容和平易的文风。

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童岭教授认为，文风还应因时代而变。无论白居易还是章太炎，他们的诗风或者说文风，与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白居易诗歌的题材以及其中平易、讽喻的精神，是唐代人极为喜欢的，远播域外，例如新罗宰相以千金求白居易一篇文章，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载有白居易文集。而章太炎处于清末民初，是新旧文风大转折的时代，他自认为是国粹大纛旗，以保存传统文化、文字为自我期许，就是他自谓“穷研六书，囊括九流”之意。因此不同的时代，造就了两位文风迥异的重要人物。

文风“短时新”需守正与雅洁

今天我们改文风倡导从“长假空”到“短时新”，沙先一说，其实古今文论在返璞归真上殊途同归。“雕龙之术”源自《文心雕龙》，倡导“风骨”与“情采”合一，强调“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与“短”的要求高度一致；注重“为情而造文”“述志为本”，与“实”的内涵高度一致；主张“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强调创新性与时代性，与“新”的要求也能形成同频共振，可见《文心雕龙》中的思想与今天倡导的“短实新”有着诸多的内在联系，也为具体落实“短实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与支撑。

从“雕龙之术”到“短实新”的倡导，刘勰虽以骈文写就《文心雕龙》，却主张“精约”之道，以“熔裁”之法删削浮词：“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这与当前反对“长假空”、倡导“短实新”的要求一脉相承——用短文章写长故事，以小事例讲大道理。

曹明升认为，古典文献中对文风的论述，可以归结为守正与雅洁两大宗旨。《文心雕龙》反复强调要宗经，要守正，不可“穿凿取新”，不可“逐奇失正”。用今天的话来说，“守正”就是要有正确的政治立场，要胸怀“国之大者”，不可为了追求新奇的文风而丧失求真求实的根本目标。

“雅洁”也是古代文风的一大宗旨。雅，简单说就是每种文体都要用合适的书面语来表达。洁，就是简洁，《文心雕龙》所云“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强调要用简洁的语言来表述复杂的问题。这对今天改变冗长、艰涩的文风很有启发意义。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 徐宁 

来源：新华报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