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南粤｜小孩裤裆里的情报，保护了这样一群人

在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村，鳞次栉比的住宅楼群间，高铁飞驰而过的桥下，藏着一座简陋的天主教堂。80多年前，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曾在这里度过动荡艰苦的岁月。“这座天主教堂曾是游击队的指挥部和首批文化名人的避难所。”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讲解员程婷兰告诉南方网、粤学习记者。

纪念馆如今成为孩子们暑期的红色课堂，抗日战争的记忆坐标。绿树掩映的白墙青瓦旁，“胜利大营救”主题雕塑、巨幅浮雕墙、抗战时期的老物件，无声诉说着那段激荡岁月。

水陆并进的生死穿梭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同时，向香港发起了进攻。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这座原本相对安全的“孤岛”瞬间变为牢笼。困在香港的众多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包括文学家茅盾、新闻出版家邹韬奋、政治家胡绳等，因坚持抗战宣传而遭到搜捕，处境岌岌可危。

“想尽一切办法，将这些人解救出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亲自部署营救行动，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中共广东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务必将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安全营救转移到内地大后方。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收到急电后，组织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展开营救。据程婷兰介绍，大营救主要撤离路线有四条。第一条东部水路交通线由香港岛到九龙，至沙鱼涌；第二条东部水路交通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坐船到马宫上岸，前往海丰；第三条西部水路撤离路线从香港岛到长洲岛，再到澳门前往内地；第四条西部陆路撤离路线从香港岛到九龙，过荃湾，翻越大帽山，进入元朗十八乡，过落马洲，渡深圳河，到达白石龙村。

1942年元旦前后，香港出现粮食短缺和燃料匮乏问题，日军下令驱赶100万市民离港返乡。这是营救的最佳时机。为了安全撤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派蔡国梁、黄冠芳、江水、刘黑仔带领短枪队和刘培率领的护航大队开辟三条水路交通线，同时安排周伯明、曾鸿文、黄高阳、林冲带领短枪队打通西部交通线。

文化名人脱去显眼的西装、旗袍，换上广东人常穿的“唐装”，挎着小包袱，化装成难民，由游击队交通员暗中带领，绕过日军的岗哨，一场规模浩大、惊心动魄的大营救就此拉开帷幕。

“晚上11点钟左右，短枪队就来讲‘水客过来了，盯着敌人，别让他们下来，别被抓住。’”东江纵队港九大队101岁老战士黎洪介绍，短枪队负责营救工作，长枪队负责警戒工作，但他们都不知道营救的是谁，直到解放后看新闻才知道，原来他们当时做了一件那么光荣的事。

“小延安”的倾囊相助

1942年1月13日，最先出发的茅盾一行人到达深圳白石龙村。白石龙村地处阳台山山脉与宝安县城交界处，因地形复杂、易守难攻，成为宝安阳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有着“小延安”的美誉，也是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从香港脱险后的关键中转站。

在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有一座始建于1929年的天主教堂，这里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指挥部和办事处所在地，曾被作为文化名人大营救的指挥机关和接待站，供他们下榻、休整。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总队长曾生在阳台山麓搭建了多处“山寮招待所”，安排文化人士分散居住。为避免暴露目标，山上不能生火做饭，村里的女人们需要做好饭菜挑到山上，放下饭菜就走。 

深圳市民治白石龙股份合作公司总经理杨建辉介绍，当地村民积极投身抗战，男女老少踊跃参加自卫队、农会、妇女会和担架队。杨建辉的叔公刘鸣周时任地下党支书，外婆黄忠元则与三四个妇女一起负责挑担买米和做饭送饭。

一次，黄忠元挑着米路过蔡屋围村荔枝园，突然被树林里跳下的日本士兵拦住搜身。日本士兵把尖枪刺进米袋里，企图寻找情报，但一无所获。同行的两个小男孩蹦蹦跳跳跑向远方。日军万万没想到，真正的情报被缝在小男孩的裤裆里。

游击队使用的日用品、服装、枪支、药品等，都是靠像黄忠元这样的村民用扁担一担担挑回来。为什么白石龙村民坚持冒死帮助游击队队员？“游击队就是我们白石龙村民的人民子弟兵，都是一家人，所以村民们冒着再大的危险也愿意去做这个事，他们觉得很光荣。”

被营救的文化名人在白石龙村作短暂停留后，又分批前往惠州、桂林。这场大营救历时近200天，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分批转移了800余名文化人士、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至抗日根据地。其间，无一人被捕，无一人牺牲，这条由东江纵队用生命拓出的“文化血脉之路”，为新中国文化建设留存了有生力量。

来源：南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