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州古港，寻“海丝”繁华

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东海航线也叫“东方海上丝路”，是指从中国出发，向东到达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向西到达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地区，最后可达西亚和东北非地区的海上交通贸易线路。

东海航线的重要节点，是位于山东的登州港。以此为起点的“登州海道”（《新唐书》中的“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并列为我国历史上两大“海道”，它肇始于先秦，发达于汉唐，直至明清，一直是东部地区、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主要海上通道。

海运枢纽，对外窗口

黄海、东海，是人类历史上最早进行航海交流的海域之一。登州，蓬莱的古称，位于山东半岛北端，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列岛隔海相望。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开始海外交流，丝绸以及青铜制造、冶铁等技术相继传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西汉时期，汉武帝不仅“西进”，而且“东出”。在“张骞凿空”的同时，汉武帝拓展了两条海上贸易之路：一条是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线，另一条就是以登州港为起点，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航线，即史书所说“循海岸水行”的航线。当时，登州港一带已经承担输送“移民”“贡使”和“货物”的多重使命。此后数百年，这条航线都是官方往来的必经之路。

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设蓬莱镇，神龙三年（公元707年）设蓬莱县，登州治所移至蓬莱，登州港政治地位崛起。到唐朝中期，登州港已成为北方第一大港，与泉州、扬州、明州等港口齐名。

据统计，日本先后派出的4批遣隋使，都是从登州登陆。到了唐朝，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近20批，其中不少是走东海航线，由登州港中转。

当时，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往来更为密切。登州曾设有“新罗馆”“高丽馆”，用以安置从登州入境的新罗、高丽使节。据学者研究，新罗以各种名义向唐朝派出使节126次，唐朝也向新罗派出使节34次。

这与特殊时代背景有关。新罗于公元675年统一朝鲜半岛，此后全面学习大唐。除了直接采用唐历法外，还设立医学、天文、历法博士，研究唐朝相关知识。从公元788年开始，新罗采用科举制来选拔官吏，并将《左传》《礼记》等中华典籍作为考试内容。

此后，随着交流日趋频繁，印刷术、造纸术、纺织术以及火药等，经海路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及世界各地。这一过程中，登州港发挥了重要作用。

蓬莱阁景区管理中心文物部副部长刘莉表示，据统计，新罗留学生中，在唐朝考中进士的就有58人。一方面，很多图书文献从登州港装船运往新罗；另一方面，一批新罗留学生经登州港到大唐学习。“这种文化交流的丰富和发展，进一步凸显了登州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也是登州保持千年繁华的重要原因。”

在经贸方面，登州港同样不容小觑。当时，有许多新罗商人在这里从事对外贸易。例如，新罗人张保皋就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贸易船队。他将新罗的金银工艺品、药草等运抵登州港，再转销中国内地。同时，他又从中国南方及内地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经登州港转运至新罗，销往日本。

值得一提的是，登州港除了具有航运功能，还是迄今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海防港口。早在汉武帝时，朝廷即派遣楼船将军杨仆由此出发，经海路过渤海海峡，讨伐当时的朝鲜王卫右渠。魏晋时期，魏明帝派司马懿攻打辽东公孙渊时，水路即从登州一带出发。隋唐时期，朝廷曾多次派战船从登州港出发，渡海征讨百济、高句丽。宋朝又在此地设置刀鱼寨，以对抗北方日益强大的契丹政权，从此登州港有了军港功能。为加强海防，明洪武年间，设立水城，四周绕以土城；万历年间，又给夯土城墙包砖加固。此后，登州港成为抗倭援朝的后勤基地。

古船见证文明交流互鉴

在延边大学教授李东辉看来，登州港成为东海航线的始发港，原因是多方面的。“唐朝时，我国沿海地区的船舶制造以及航海运行技术得到了提高，这也推进了登州港的成长。”

李东辉表示：“登州港地理位置优越，不仅三面被海包围，与长安、洛阳等地之间，还修筑了发达的来往道路。这使得无论是通往海外，还是到达国内重要城市，交通都非常畅通。”正如明朝宋应昌《重修蓬莱阁记》所说：“至若东扼岛夷，北控辽左，南通吴会，西翼燕云，艘运之所达，可以济咽喉，备倭之所据，可以崇保障……”

另外，有“齐鲁冠带衣履天下”之称的山东半岛，较早掌握了养蚕织绸的技术，而丝绸是当时外贸的“硬通货”。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齐州济南郡出产丝、葛、绢、绵、防风、滑石、云母，登州东牟郡、莱州东莱郡出产赀布、水葱席、石器、文蛤。这些商品都是市场上的畅销货，为登州港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难能可贵的是，登州港经过历朝精心维护，至今仍在使用。新中国成立后，登州港先后经历三次大规模清淤，分别是1957年、1984年和2005年。

在1984年的清淤工程中，蓬莱县文化局和烟台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人员，在港湾西南隅2.1米深的淤泥中，发现了3艘古代沉船。因受客观条件限制，只清理出1艘元朝古船，即蓬莱1号古船，其余作回埋保护处理。

2005年，蓬莱市文物局、烟台市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原古船回埋处进行考古发掘。这一次，先是发现1艘长21.5米的明朝战船，保存有龙骨、前桅座、舱壁和外板，即蓬莱2号古船。随后，在1米外，又发现几近并排的蓬莱3号古船。该船东西走向，头西尾东，左倾斜沉于黑色淤泥中。后来，在该船北部数十米处，又发现蓬莱4号古船残身。

这4艘船中，以蓬莱3号古船最为引人关注。该船的船底板用木栓连接，舷板用木钉连接，中央底板未设粗大的龙骨。从船型到结构，与以往发现的中国古船都不同。专家研究认为，这是一艘制作和使用时间为元朝、沉没时间为明朝的高丽货船。

蓬莱3号古船采用平底设计，形态短而宽，这使得它在近海航行时更加稳定，同时也便于在狭窄水域中操作。“这种设计对于大规模的货物运输十分有利，尤其是在东海航线这类繁忙的贸易路线上。”烟台科技学院教授袁晓春认为。

另一个有趣特征是，它采用了水密舱技术。该船发现了5道隔舱壁及4道隔舱壁遗迹。由此可知，9道隔舱壁，将船体分为了10个船舱。水密舱是中国发明的造船技术，在江苏如皋出土的唐朝古船上，就已发现实物，文献最早记载则见于《宋书》。其作用是，当船舶遭遇意外，船舱少部分破损进水时，其他尚未受波及的水密舱，还能提供船舶浮力，从而减缓下沉。另外，水密舱也可规划成多用途的空间。朝鲜半岛的古船多采用加木和驾龙木，来增加船体强度，却未见有隔舱壁。

蓬莱3号古船是一个特例。中国已发现的100多艘古船，都没有相同船型；朝鲜半岛发现的古船，也没有与它相同的结构。这一融合两国造船技术的特殊构造船型，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韩国媒体曾多次到蓬莱采访拍摄，并播出了电视专题片。

“你来我往”的瓷器贸易

在蓬莱3号古船内，发现了高丽镶嵌青瓷碗、瓷罐、茧形壶、陶瓮等文物。镶嵌青瓷是在青釉上镶嵌白色纹饰，具有典型的朝鲜半岛风格。韩国学者研究认为，其中2件文物具有高丽后期镶嵌青瓷衰变期的特征，这为文物断代提供了依据。“高丽镶嵌青瓷的发现，是首次经过科学发掘，证明高丽海船装载镶嵌青瓷，自登州海路输入中国的史实，为朝鲜半岛古代瓷器输入中国，提供了海路输入的实物依据。”袁晓春介绍。

如今，4艘古船陈列于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蓬莱古船博物馆）。该馆是目前我国陈列古船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博物馆，也是我国唯一陈列有外国古船的博物馆。该馆以“登州古港”“蓬莱古船”为主题，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起源、发展变迁、港口历史文化为脉络，运用雕塑、壁画、模型、场景复原等多种展览手段，集中展示了古代船只的制作、古船历史，以及登州港的繁荣兴盛、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魅力。

除了四艘古船，博物馆还珍藏着紫檀木舵杆、黄花梨造船木、木锚、云龙纹瓷罐、牡丹纹执壶、碗口炮等文物，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比如云龙纹瓷罐，出土于古船。这件元朝磁州窑瓷器，以鲜明的褐色线条，勾勒出云龙纹和凤纹，与米白色的背景，形成强烈视觉对比。整体来看，制作精良、图案独特，展示了磁州窑工艺的高超水平，以及当时民间艺术的鲜明特色。磁州窑是古代北方最大的民窑之一，其产品曾在辽宁绥中沉船和韩国新安沉船中发现过。

“这件文物不仅证实了登州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性，而且揭示了中国北方窑口产品的广泛分布和海外市场的需求。它的发现，体现了当时登州港在东亚贸易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以及中国瓷器作为贸易商品和文化使者的角色。”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长修琳琳认为。

历史文物不仅要保护好，还要发展好、利用好。近年来，该馆对古船进行了保护性修复，通过技术措施，增强船体的稳定性和结构的完整性，延长船体寿命。当地还深挖历史资源，加强文旅融合，开发《丝路情缘》《戚家军魂》《东坡吟诗》等特色节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历史故事，感受海洋文化之美。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来源：大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