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县令欧阳修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更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天圣进士，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谥文忠。诗文雄健清新，其散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十月，朝廷大臣范仲淹由于直言谏事被贬，身为宣德郎的欧阳修为之鸣不平，因此也被贬为夷陵县令。欧阳修遭贬为夷陵县令时年仅29岁，正是人生中施展抱负、大展雄才的美好年华，其内心的痛楚与复杂不难想见。“春风疑不到天涯，山城二月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这是欧阳修到夷陵后写给峡州判官丁元珍的一首诗，让人感受到的却是他遭贬夷陵之后决不屈服的精神。

　　景佑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欧阳修举家到达夷陵，时任峡州知州的朱庆基乃欧阳修的旧友，他在州府东边特意为欧阳修建了一处新房。欧阳修一到，将其命名为“至喜堂”，意即至而后喜，并作《夷陵县至喜堂记》。据清《东湖县志》记载，欧阳修在夷陵期间，积极推崇州守朱庆基的倡导，在城区广为植树，在山上成片造林；他大力推行拆茅屋建瓦房，实施人畜分居，厨房与谷仓分开；他倡导文明开化，教民礼让；他体恤民间疾苦，为民祈雨；他还着力整顿吏治，为民伸冤。当时，夷陵虽是小县，但打官司的人却很多。一查原因，竟是由于田契不明，“官书无簿籍，史曹不识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于是，他亲自动手，一一重新整理。从此，大小冤案得以昭雪，县内大小官员“遇事不敢忽也”。为治理夷陵县事，欧阳修还从史料中将夷陵史上重要人物和事件汇编在一起，收入《集古录》。

　　在夷陵期间，欧阳修还著文赋诗，写下了大量有关夷陵的诗歌、文章。《欧阳文忠公全集》766篇诗文中，直接涉及夷陵的有140篇。其中在夷陵所写的诗歌近50首，文章近30篇，为夷陵留下许多不朽的佳篇。《夷陵九咏》、《黄杨树子赋》、《夷陵县至喜堂记》、《峡州至喜亭记》等，是研究夷陵历史的重要史料。欧阳修在夷陵期间写下的《原弊》、《本论》、《春秋论》、《易或问》、《明用》、《易童子问》等许多政论文章，都在上产生重要影响。欧阳修在夷陵还完成了《新五代史》的编著。在“二十四史”中，《新五代史》仅次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后来，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序》中说，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清人赵翼也在《二十四史札记》中评价《新五代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笔法，寓褒贬于传记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景佑五年三月，阳修赴任乾德县令，虽然在夷陵任职仅一年零三个月，但夷陵对于欧阳修，无论在政治上、事业上还是文学上，影响是极其深刻的。欧阳修在后半生中，虽然政绩显赫，诗文盖世，但一直念念不忘夷陵。他对坐贬夷陵前文章的评价是：“三十年（岁）前，尚好文华，嗜酒纵歌，知以为乐，而不知其非也。”（《欧阳文忠公全集？答孙正之第二书》）“一生风流半在兹”，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压力，对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政治上、事业上和文学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自己后来之所以能得锦文华章之美，正是由于在夷陵从逆境中受到了锻炼的缘故。难怪后来清代著名诗人袁枚以翰林改官江南时，友人就曾援引欧阳修的事迹劝慰他：“庐陵事业起夷陵，眼界原从阅历增”（袁枚：《随园诗话？卷一》）。

　　由于欧阳修在夷陵办了许多好事，受到夷陵人民的爱戴。为了纪念他，后人曾在夷陵城内建有“六一书院”，院内设有讲堂和圣殿，一些景贤造士之辈汇聚在这里，拜读欧阳公的作品，查阅他所编著的史料，不少县令还亲自赴讲堂授课讲学，以怀念这位伟大的“六一公”。欧阳修当年在夷陵的遗迹，无论是至喜堂、六一书院，早已荡然无存，唯有三游洞中尚存他于景佑四年（1037）的题名刻石，石刻全文是：“景佑四年七月十日，夷陵欧阳永叔和判官丁同行刻石。”